抗戰精神，過去曾經鼓舞英雄的中華民族衝破歷史的驚濤駭浪，現在和將來也一定會激勵中華民族成功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說：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我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論述，對於認識抗日戰爭的勝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征程中的樞紐作用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近代的沉淪

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與古代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印度文明並稱為歷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兩河、印度3個地方的古代文明後來都中斷了，唯有中華文明五千年來一脈相承，一直延續到今天。

但在邁向近代社會的過程中，中華民族落伍了，並陷入了沉淪的境地。16世紀~19世紀初，中國還在封建社會晚期蹣跚行進時，資本主義已經在西方產生、發展，並向世界其他地方進行擴張。資本主義集先進文明與殘酷暴力於一身，其擴張既給人類帶來了更先進的文明，也帶來了悲慘的命運。

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一步步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中國的門戶，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通過這些條約，西方列強向中國攫取了大量的領土、賠款和特權。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屈辱史、苦難史。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

對於西方來說，中國曾經只是一塊原料產地與產品市場而已，戰略上無足輕重。美國史學家邁克爾•沙勒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一般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不外是街頭巷尾的洗衣鋪，異國情調的餐館或淡泊寡欲的農民，生活在那裏的是一些“我們覺得無足輕重的人們”。中國遭受如此欺淩，陷入如此境況，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所深刻指出的，“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

中華民族要振興，首要前提是獲得獨立與解放。為改變中華民族屈辱的命運，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先進分子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歷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的歷史。在100多年中，中國經歷了刻骨銘心的磨難，中華民族進行了感天動地的奮鬥，中國人民創造了彪炳史冊的偉業。

抗日戰爭激發民族覺醒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捍衛自由獨立的正義戰爭，是與法西斯主義在東方主戰場進行的殊死較量，是中國近代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範圍最廣和對手最兇殘、犧牲最慘重的反侵略戰爭。

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而造成的國家的分裂和民族的渙散。民族的團結統一，是民族復興的前提。從鴉片戰爭，到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全民族抗戰，中華民族在一步步走向覺醒。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曾提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過程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歷史過程所形成的。” 抗日戰爭不僅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對外反侵略戰爭中唯一取得完全勝利的戰爭，也是促成中華民族從自在轉向自覺的戰爭。

“中華民族”這一觀念是梁啟超於1902年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的。“中華民族”觀念獲得廣泛認同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國家危機和民族危亡，“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民族共同體形成了，民族認同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

抗日戰爭與以往中國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的最大不同是，這場戰爭不是政府或者任何黨派的反侵略戰爭，而是中華民族整體的反侵略戰爭。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在不同黨派之間，在不同階級、階層之間，在各少數民族之間，在國內人民和海外同胞之間，形成了空前的團結。

1938年9月創辦於武漢的救亡刊物《國民公論》的發刊詞中寫道：“戰爭是個大熔爐，只有通過這個熔爐，一個民族才能打成堅強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過這個熔爐，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才能在新的鑄型上面建造起來。”正是通過抗日戰爭這個“大熔爐”，全國各族人民空前地實現了大團結、大聯合。曾經傳誦一時的《康藏民眾代表慰問前線將士書》滿懷真情地寫道：“中華民族是由我漢、滿、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個大國族。日本帝國主義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是欲亡我整個國家，奴我整個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無苟全倖存之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民族整體和民族成員的利益高度一致起來，民族危亡所系，就是民族成員危亡所系。於是，“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就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心聲，自覺的中華民族實體由此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覺醒的突出表現在於，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高於階級利益、黨派利益和團體利益成為一切愛國者的共識。全國工、農、商、學、兵，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表現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中國各階級、各政黨、派別、各軍事集團自覺發揚“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的愛國主義傳統，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誕生了愛國至上、團結禦侮、不畏強暴、勇於犧牲、自力更生，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這種精神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強烈、更廣泛、更持久、更具戰鬥性，它使中國社會各界在抗日問題上找到了契合點，即愛國須抗日，抗日即愛國。

大國地位的確立

在抗戰中，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起了一個大國的國際責任，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第一，中國派出精銳部隊組成遠征軍出境作戰。第一次緬甸作戰給了英軍以很大支持和救援，第二次緬甸作戰則收復了緬北地區。緬北反攻作戰也是盟軍在亞洲大陸的最早反攻，它不僅打通了中國與盟國間的交通線，還有力地配合了盟軍在其他戰場的作戰。第二，積極扶持周邊國家的抗日獨立運動，支持朝鮮和越南人民的抗日鬥爭。朝鮮抵抗力量的政治團體和武裝力量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壯大，越南各民族主義團體在柳州聯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會，實現了抗日力量的大聯合。開羅會議上，在中方的堅持下，保證戰後朝鮮獨立的內容明確寫進了《開羅宣言》。第三，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創建。1942年，中國有關方面便已開始提出關於未來國際組織的若干設想，這些設想成為聯合國安全架構的一項核心內容。中國力主非自治領土及託管領土應走向自治與獨立，聯合國憲章明確將民族自決原則列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為戰後的非殖民化進程提供了法理支撐。

伴隨著抗日戰爭的推進，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極大的提升。1942年1月，中、美、英、蘇四國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宣言》，這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線正式形成的標誌性文獻，領銜簽署如此重要的國際宣言，對近代以來飽嘗屈辱的中國可說是史無前例的。這個宣言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正式形成，也標誌著中國被盟國公認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

自1943年1月起，中國陸續與英、美等國簽訂平等新約，廢除了列強享有的在華特權，在法理上獲得了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1943年10月，中國與美、英、蘇共同簽署《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對戰時和戰後世界共同承擔起重大責任。次月，在開羅舉行了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開羅宣言》確認了中國恢復其被日本攫取的國家領土。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則從組織架構上確認中國已進入大國行列。

抗戰結束時，中國重新確立了大國地位，從國際社會的邊緣進入中心地帶，成為一個參與決定國際事務並享有否決權的大國，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臺。

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抗日戰爭也是對中國國內各政治力量的考驗，看誰更有資格帶領中華民族走出危機，走向復興。中國共產黨在這場考驗中贏得了民心，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宣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對團結全國人民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起了核心主導作用，形成了全國一致對外、共同抗戰的局面，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

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列，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九一八事變”後，中共立即在東北組建東北抗日聯軍，開展遊擊戰爭。“七七事變”後，中共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按照持久戰方針深入到華北、華中、華南等日本佔領區，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開闢敵後抗日戰場，並逐漸成為抗日主戰場。

抗日戰爭不僅是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戰爭，同時也是追求民主與進步的深刻社會變革。在完成這兩項革命任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了關鍵作用。全面抗戰的爆發給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帶來了新的生機，毛澤東指出：“中國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務，主要是反對侵入國土的日本帝國主義，而民主革命任務，又是為了爭取戰爭勝利所必須完成的，兩個革命任務已經聯繫在一起了。”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抗日與革命是一個東西”，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就巧妙地結合了起來。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在同日軍的浴血奮戰中迅速發展壯大，到抗戰後期，中共已發展成為擁有121萬黨員的成熟的馬列主義政黨，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發展到擁有正規軍127萬人、民兵268萬人，是對日反攻作戰的主要力量，為戰後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的態度和敵後軍民英勇殺敵的事蹟，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愛戴和崇敬。許多中國人特別是民主黨派，正是通過對這場戰爭的實際觀察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並自覺團結在它的周圍。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國人民勾畫出了一幅未來的新中國的清晰而完整的輪廓，並指出了通向這個新國家和新社會的具體路徑，為陷入迷茫中的中國人民指出了一條充滿光輝前景的道路。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說過：“《新民主主義論》其意義和影響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建國大綱’和政治綱領”。

走向民族復興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新中國的成立，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新征程。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指出：“占人類總數1/4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立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中華民族復興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國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族復興的新探索。對內，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走社會主義道路，1958年，毛澤東在一份批語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對外，中國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4年，毛澤東在與緬甸總理吳奴談話中表示：“不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係，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係。”1961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時指出：“不能說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國家高或低，我們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應該的，我們稱它為大國沙文主義。我們公開教育黨員和人民不要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在接見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外賓時，直率地說，“如果有的中國人不尊重你們，在你們國家搞鬼，那麼你們可以把這樣的中國人趕走。這就是亞非拉人們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根本的原則。”

1978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中華民族復興的現實道路。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中國人民正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適應新常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經過中國人民近180年的艱難探索，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五千多年燦爛輝煌的華夏文明史，百餘年滄桑變化的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今天，回望抗日戰爭那段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偉大歷史，深深鐫刻在中華民族記憶中的，既有家國破碎、死難同胞的傷痛，也有中華兒女英勇抗敵、浴血奮戰的壯烈，更有氣壯山河、光輝永在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中華民族又一次站在命運攸關的歷史關口，應該更加珍視艱難歲月中凝聚和指引全民族砥礪前行的偉大抗戰精神。這種精神，過去曾經鼓舞英雄的中華民族衝破歷史的驚濤駭浪，現在和將來也一定會激勵中華民族成功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龔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