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日是國慶三十周年。此前，1978年12月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9年年初，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又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當時人們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解放，但也存在著一些需要解答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

如何認識1957年到1965年的工作;

關於文化大革命;

怎樣理解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評價建國三十年來我國走過的道路，對這段歷史時期的經驗和教訓作出總結，已迫在眉睫。這個歷史任務，是1979年9月29日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來初步實現的。

胡耀邦提出為國慶三十周年準備一篇重要文章

1979年年初，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在部署全年宣傳工作時，提出要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講話。鄧力群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也提到是胡耀邦提出為國慶三十周年準備一篇重要文章的。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建國三十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重要講話。

隨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直接領導下，由胡耀邦負責成立起草小組，小組有15人組成，小組負責人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副院長鄧力群，主要成員有：袁木、盧之超、阮銘等。此後起草小組寫出了紀念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宣傳提綱。

7月6日、11日、13日，中宣部召開三次會議討論紀念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宣傳提綱。胡耀邦主持會議，參加者除中宣部四位副部長：朱穆之(常務副部長)、黃鎮(兼文化部長)、張香山(兼廣播局局長)和廖景丹(分管報刊)外，還有首都思想理論宣傳戰線各部門負責人。在討論宣傳提綱時就是否將批判蘇紹智、馮蘭瑞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聯合發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的理論觀點寫入宣傳提綱時發生了爭論。經過討論，胡耀邦親筆刪掉了宣傳提綱中要批蘇馮文章的文字，同時也中止了一場風波。

8月12日初稿出來後，在北京範圍內召集中央和國務院100人進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李昌提出在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應進行精神文明建設，這個意見後來寫入講話稿。

鄧小平關於講話稿的談話

8月下旬，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就講話稿初稿提出意見。鄧小平指出：

討論稿子的簡報我都看過了，很多意見是好的。總的印象是，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讀後感到沉悶，需要做大的修改。在第一部分，對歷史是應該做點回顧的，但要把它明確地概括為幾條，文字儘量短一點。在第二部分，對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概括成為幾個特點，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從林彪、“四人幫”的事件中間得出幾條基本教訓，要寫的很明確。在第三部分，寫今後幾年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是什麼。

9月1日寫出第二稿，送鄧小平。9月4日鄧小平找了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說：

看了兩遍。架子可以，主要是對毛主席怎樣講。稿子上講的太弱了。在三十年的歷史上毛主席還是有偉大功績的。

我們有正面經驗，也有反面經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思想。必須這樣講，不這樣講不行。現在的調子即使十二大也不能講，前進的太多了。

三十年是發揚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四項原則的鬥爭。我在理論務虛會上講了四項原則。要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報告。毛主席制定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錯誤在於我們沒有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兩類矛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都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十七年不好說犯了什麼路線錯誤。五七年反右是需要的。確實有一些人反對共產黨，殺氣騰騰。在這以前有梁漱溟講九天九地，後來章羅聯盟主張輪流坐莊。右派平反了，不等於這些人當時沒有錯誤，當然錯誤性質不一樣。五八、五九年確實是很大挫折，但對大躍進還要說好話。五八年主席在鄭州會議上即說要發展商品生產，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受了一點挫折，但六零年下半年即制訂了六十條，後來開了七千人大會。六二年周總理、陳雲同志調整經濟的措施很有效，六四年開始形勢就很好了，正是在困難時候我們還清了蘇聯的欠款，說明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長期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指導，毛主席一系列理論、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三十年的挫折和損失還是由於離開了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毛主席應在文章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多寫一些毛主席為中國党、中國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周總理保護過許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是不行的，毛主席不保我，我活不過七十五歲，對喬木同志更採取了特別保護。冤假錯案的糾正也還是毛主席開闢了道路，華國鋒同志當時印發了幾十個案例，毛主席還提出了第三世界的理論，中美、中日建立關係。今天外交的格局是毛主席奠定的。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三年是把工作恢復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爭取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是毛主席制定的，我們不是離開毛主席的路線，而是這條路線受到干擾、破壞，我們加以恢復。現在要注意有從右的的方面攻擊黨的的人也大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稿子還是要講批判左的和右的方面來的干擾。在一部分人中確實有思想混亂，一是來自左的，一是來自右的，多數人是一個再教育的問題。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數人是可以轉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對四個堅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歷史，沒有生活經驗，對這些人要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四個現代化目標十分宏偉，但實現還有一個奮鬥過程，生活要改善，但很難立刻改善，還要艱苦奮鬥，要批判自由化的傾向，批判美化資本主義(喬木說《北京之春》編輯只重視中外合資條例)。舊中國那時有什麼合資條例?帝國主義是侵略、掠奪，願怎麼辦就怎麼辦。現在搞出條例，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是獨立的，人家不得不尊重我國的主權。

講民主，過去不是沒有民主，否則人民的創造性哪里能夠那麼發揮，有錯誤也能克服。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局面?還要講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許以任何形式搞動亂，還要提應守紀律，提倡好的道德風尚，提倡熱愛党、祖國、人民，表揚和歌頌英勇、勤勞，克服困難的精神。

有些語言要改一下：

“林彪、‘四人幫’破壞社會主義優越性”，他們是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今天更是如此，對社會主義制度要有高度信心，不要發生動搖，這是我們的基礎、前進陣地，還是要鼓舞信心。

“反對個人迷信”、“抬轎子，吹喇叭”，換一個說法。

要把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寫上，實事求是不要加上，這是不同類型的問題，加上會被人曲解為能搞多少搞多少。

組織路線問題，丁肇中班子發現膠子。要考慮在什麼條件下才能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形成四個現代化的隊伍。

硬著頭皮和稀泥是政治的需要，我們黨和人民是真正搞毛澤東思想，是完整、準確地付諸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

此後，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主持修改完成了第三稿，9月10日又送鄧小平審閱。9月12日鄧小平又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鄧小平說：

主要講一個意見。我們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紀律;要個人心情舒暢，也要統一意志。我們說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就是這兩個方面都得到保證。不能只保證民主，不保證集中;只保證自由，不保證紀律;只保證個人心情舒暢，不保證統一意志。例如法制要保證控告的民主權利，也要制裁誣告的權利等等。現在的情況是既缺乏民主和自由，也缺乏集中和紀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更缺乏集中和紀律;既缺乏個人心情舒暢，又缺乏統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更缺乏統一意志。有關部門要逐步制定出版法、集會法等法律。從這兩方面做出規定，不允許個別人利用我們的空子搞動亂。

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多年把國內政治局面搞亂了，社會風氣搞壞了。直到現在在一部分人中間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還在氾濫。林彪、“四人幫”毒害了一代人。對這一代人，特別是青年，有個再教育的問題。各級幹部，包括老幹部，也有個再教育的問題。再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內容是讓他們尊重集中、遵守紀律、顧全大局、先公後私，並在全國人民中逐步恢復、發揚好的道德風尚。講話稿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要加進去。要講加強紀律性、組織性，強調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兩個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當前思想狀況，有針對性的批判。

批判少數個人目的在於搞動亂的人使社會不安定、不安寧。這種人很少，問題是對大多數人進行教育。只要大多數人教育好了，這種人就孤立了。最近上訪的人很多。少數人搞串聯，要在九月九日搞遊行示威。二百人搞了，外國人照象。公安司法部門有些同志不大敢管，有上訪幾十次的。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要講究方式，做好了教育大多數就專門打擊極少數，制止他們的不法行為。不要管他們所說的什麼人權不人權。不允許他們藉口保護自己的人權侵犯人民群眾和國家的利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人權問題歷來有自己的看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就是使開頭講的兩個方面都得到保證。有些話這次要重複一下。要以鮮明的態度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逐步做到根絕這些東西。

企業管理也是既缺乏民主，更缺乏集中。一個企業要管好，沒有集中怎麼行?這次講話可以不講。

與此相關，還有一個長官意志。我們批評長官意志是說經濟發展有其自己的規律，不憑那一長官意志可以改變的，要求尊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尤其應當實事求是。離開這一基礎，方針、方法就會是不正確的。但這不是說，管一個企業、部門、地區的工作，負責人可以不要有意志。不能搞成“長官無意志、政府無主義”。現在一批評長官意志，有些幹部就不願管事，這樣不行。對長官意志要分析。這個問題這次也可以不說。

政治學院三分之一的人對三中全會以後的政策、方針不理解，這只是一個學校。最近有個同志在統戰部一個會上說，到處都是三分之一。(喬木：社會科學院一位同志也說三分之一)這樣說不好。政治學院三分之一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去支左，得到利益的。一支左不得了。有的就利用權力為非作歹。受到林彪“有權就有一切”的毒害。有的地方當時有人把憶苦思甜改為 “憶苦思權”，就因為權被造反派奪走了，直到現在他們還想不通，就是這樣造成的。上海、河北、山東反映有這樣一部分人的問題未解決。先解決省、市一級的，再解決下面是對的，謹慎一些。現在要解決了，否則老工人不服，人民不服。安徽省下面解決了，省一級謹慎。既要謹慎，步子穩當，又要堅決大膽。“可靠的接班人”我說的是三年解決，不是一下子解決好，如果第一把手可靠，可逐步物色執行政策好，群眾擁護的當第二把手，或第三、四把手。

“毛澤東同志對林彪、‘四人幫’上臺不能說沒有責任”，想個提法，特別是“上臺”的字眼要換一下。這一稿講主席的功績講夠了，很好。

寫上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這就是毛主席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繼承，而且加上了新的內容，這個寫法好。

國際部分，只講反對霸權主義不行，還是講反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還要講支持巴勒斯坦，改為反對以色列擴張主義。

我過去講過可以搞“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次講不合適，還不是時候，蔣經國總是說，國共合作，國民黨吃虧，不願意幹，你講合作他不搭理，影響不好。

鄧力群在社會科學院雙周會上傳達鄧小平講話

9月14日上午，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雙周座談會上作《關於葉帥報告修改過程並傳達小平同志兩次指示的講話》，他說：

這次雙周會提前在上午開，因為下午有事。

葉帥要在國慶三十周年做一次報告。現在尚未定稿，還在討論，但基本上差不多了。我把起草過程中的醞釀說一下。將來發表後，我們作為共產黨員同黨的方針、政策要保證一致性。在公開刊物上，按黨章黨法，有義務按葉帥講話宣傳、解釋、論證。準備還找一部分黨外人士參加討論。要加強黨員幹部的組織紀律性。小平同志三令五申，但黨內很多同志自覺不自覺地不遵守這一條。有的同志自由發表意見，對中央已定的東西，在寫文章、發表意見時表示不同意。小平同志說這次執行八字方針比上次有有利方面，經濟基礎比過去雄厚，但不利方面是幹部、工人的組織紀律性差了。有的領導幹部自行其是。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不聽中央招呼的現象也不是極個別的。葉帥文章發表後要保證堅決貫徹，統一步調，一致行動。

他在講話中還著重講了對三十年如何看的問題，他說：

三十年可以分成頭八年(1949——1957年)，包括恢復時期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五年。党的路線完全正確。三大改造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的創舉。進行如此偉大的改造，生產未下降，社會未受破壞，採取了許多適合中國情況的方針、政策，接受蘇聯、東歐的一些失敗的教訓，成績有目共睹。黨內黨外，工人農民一致是這樣看的。

九年(1958——1966年)在經濟上受到一次挫折，給人民造成比較大的損害。黨的路線確實受到了干擾，但總的來講不能說九年有個什麼路線錯誤，但發現了錯誤，改正了錯誤。這中間包含了沒有經驗和不謹慎。包括毛主席。有些錯誤做法，是他提出來的，但最早提出糾正的也是毛主席。堅決地至始至終正視、改正這些錯誤的也是毛主席。自己犯了錯誤，有自己改正了錯誤。儘管錯誤嚴重，但同一條錯誤路線是有嚴格區別的。

第三段(1967——1976年)的十年，党的領導、毛主席是有錯誤的，但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破壞性質不同，要加以區別。林彪、“四人幫”利用我們的錯誤推行到極端，強行推行一條左傾路線。他們是反革命陰謀集團、兩面派，用反革命兩手對付我們，確實在十年中造成大破壞。但應公正地指出，林彪集團是毛主席領導粉碎的，“四人幫”的問題也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毛主席做了不少鬥爭。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來，我們粉碎“四人幫”的鬥爭會困難得多。

在傳達完鄧小平兩次談話後鄧力群強調說：

共產黨員要提高警惕。小平同志講硬著頭皮和稀泥。這一講話並不是說三十年的問題作了最後總結。作為共產黨員，在党的會議上還可以討論，還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不服還可以寫信給中央。和稀泥的問題還可作為科學研究的題目，有根有據地寫出專著，但中央同意後才能發表。這就是說，並不限制在黨內進行討論和研究，但公開發表文章，出版書籍要履行正式批准手續。黨員入黨時就聲明接受黨的紀律的束縛，不能背棄諾言。

非党同志也想一下。目前情況下只好這樣講，這樣講對四個現代化、團結一致比較有利。他們的言行不能用黨的紀律來束縛，但社會科學院還是國家機關，要考慮是否違反政紀和憲法。但是這並不妨礙思想自由和科學研究。

各刊物負責同志可向編輯部同志講一下，其他同志沒有傳達的任務。

9月1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後，又發給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同時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再做修改。然後提交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

9月24日，講話稿根據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黨外人士的意見修改完成後送鄧小平最後審定。

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了葉劍英的這個講話稿。全會認為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面回顧了建國三十年來的戰鬥歷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所蓄意製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明確指出了進一步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努力方向，這個講話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文獻，它提出了今後的奮鬥目標，強調在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同時，還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對統一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有重大意義。

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作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

(史義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