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古人雲：“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當前，本澳經濟社會正處在轉型的調整期，新的形勢發展要求有新的政策應對，從而對決策者的能力要求越來越高，單純依靠某個人或者某個領導班子的智慧，已經難以確保決策的科學性，這便要求要有新的知識體制來為其保駕護航。澳門回歸前後，本澳曾經出現過一陣智庫熱，如澳門政策研究所，對本澳當時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果，為澳門順利回歸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近年，雖然特區政府設立了官方的高層智囊機構政策研究室，但在很多方面仍顯不足，未能滿足社會需求。因此，繼續推動本澳發展智庫組織，特別是推動民間智庫百花齊放，並打造出在區域內甚至國際上有較大影響力的民間智庫，是本澳社會各界應該努力的目標。

本澳智庫組織曾發揮積極作用

據維基百科解釋，智庫（英文：Think tank）又稱智囊團，大多以“研究所”或“學會”為名稱，是對政治、商業或軍事政策進行調查、分析研究並提供策略的機構，一般由政府、政黨或商業公司出資組建，志在為他們的政策尋找感覺上可以立足的理據，故此其意見多數偏頗，不能視為獨立的消息來源。

智庫的歷史可追溯至1831年在英國成立的“皇家聯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最初的研究方向為海戰和軍事理論。1916年，布魯金斯學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成立，該機構的宗旨為“促進美國的民主，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社會安全和社會機遇，以及保證一個更加開放、安全、繁榮和合作的世界”。現今世界上大多數智庫位於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冷戰結束之後，智庫的工作以研究全球化為主。

本澳臨近的香港，政商界近年興起設立智庫，繼前特首董建華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等人也興致勃勃趕上智庫熱潮。據瞭解，中央對此持支持態度，並就香港智庫做了調研報告，肯定智庫對香港管治有正面作用，因而催生一些政商人士肯出錢出力搞智庫。有分析稱，對中央而言，智庫功能是鼓吹理性討論，有助中央爭取「話語權」，中央當然樂見其成。

今年初，國家主席習近平做出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批示，國內智庫的發展以及對智庫的研究都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愈來愈多的學者與機構開始運用自身的知識優勢為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提供相應的思想產品，以應對日益多元和複雜的內外挑戰。

歐美的著名智庫如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皇家聯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МГИМО）等，很多人都耳熟能詳。內地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等；香港的智庫智經研究中心、香港調查研究中心、匯賢智庫、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獅子山學會、香港公共專業聯盟等也為大家所認識。

本澳的智庫除了政府政策研究室，在區域內較有影響力的是澳門政策研究所。澳門政策研究所於1998年3月成立，由來自澳門、香港及中國內地一些長期關心、研究港澳問題的人士發起組成，是澳門第一間有多名專職研究人員和輔助人員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和民間智庫。作為非官方、非牟利的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機構，該研究所的主要職責是就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政府管治等問題進行研究，向澳門特區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和諮詢意見，這些建議和意見既注重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又著重對策性、操作性、可行性。

該研究所的研究範疇包括：研究澳門《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探討“一國兩制”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研究澳門與香港、臺灣、中國內地、周邊地區及歐盟、葡語系國家的聯繫與合作；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有效管治、公共行政系統的改革和完善；研究澳門短、中、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策略；研究澳門的政治制度和政府運作；探討澳門文化產業的建立、博彩旅遊業的發展、人才的培養、環境的保護、社會福利政策的完善等，進一步研究澳門經濟的長遠及可持續發展，及研究澳門發展其他產業的可行性；研究、總結、推介澳門在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上的優勢。

以上研究項目的成果，除供澳門特首及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參考外，部份研究報告也會輯印成書公開出版。研究所編寫的《澳門政策研究》，是澳門第一本政經雜誌，世界各地很多研究澳門問題的專家、學者均踴躍投稿。雜誌的理論水準、學術水準備受世界各地專家、學者稱譽。

澳門政策研究所帶動了一陣本澳的智庫熱潮，曾經在澳門、北京等地組織和主持了多次有關澳門問題的研討會、座談會。其中最有影響力一次，是1998年由澳門政策研究所發起，並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計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共同組成課題小組，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中長期發展策略進行研究。課題小組曾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等地舉辦了多次研討會及座談會，後完成多份研究報告交澳門特區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參考。為澳門的平穩過渡及回歸後的穩定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不過，近年來本澳的智庫組織活動難得再有超越澳門政策研究所情況。近年來，本澳較為活躍的民間智庫組織有經濟學會、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群力智庫、聚賢同心會等，以及幾大高校屬下的研究組織如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等。但無論理論水準、學術水準、影響力、社會關注度等，未見有大的突破。

本澳智庫遠遠不足需求

智庫是一種現代現象。以前的君王或軍閥會雇用軍師，但那大半只是策劃一些謀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過其代議者參與法律與政策之制定，藉以維護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管理的事務之範圍急劇擴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問題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個社會群體的權利與利益之增減、調整。此時，公民就面臨一項挑戰：如何約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大家知道澳門正在致力於一個中心兩大平臺的建設。就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來說，這個不僅僅是澳門的大事，也是作為全球城市發展中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全球經濟治理意義的含義和意義。譬如說，澳門正在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以及週邊經濟環境變化的重大挑戰，為此博彩業轉型成為了澳門的必然選擇，但是這些發展面臨著越來越高的成本挑戰。作為資源缺乏、土地狹小、產業單一的城市，如何才能成功轉型，這些問題其實也是全球很多類似城市在轉型發展中同樣遇到的問題。

本澳博彩業已經連續下跌多時，可以說，當前本澳面臨著多種發展中的挑戰。應對全球風險時代，需要勇氣、膽略，更需要智慧，這對本澳智庫提出了新的需求，也是本澳智庫發展的新機遇。除澳門本身以外，特別要凝聚世界人類的智慧，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包括理念、機制、秩序，這是本澳智庫的歷史使命。

專家認為，未來智庫應當在以下四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發揮現代“思想工廠”的影響作用，是戰略、政策的儲備；發揮政策諮詢的導向作用，要作為社會大眾的羅盤指南。就是要堅持用專業知識解答大眾的問題，要引領社會潮流，教育大眾理性思考，影響民意，防止民粹主義；發揮“第二軌道”的溝通作用，如成為國際交流對話平臺，傾聽不同聲音，通過交流共用人類智慧；發揮人才“孵化器”的培訓作用，實現思想者與行動者，學者與官員身份的轉換。目前澳門的狀況，是智庫到政府的人比較多，政府再回到智庫的相對不多。應鼓勵有一定政策水準的政府官員，投身到智庫中來。

近年，本澳確實有些政府官員主導的新智庫成立，如匯賢社、匯智社。澳門匯賢社是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立法議員陳明金於2007年倡議成立，宗旨是彙聚社會各方面賢能之士，為澳門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出謀獻策；立足澳門，關心時局，放眼國家乃至全球政經態勢，發掘和開創新的試點；通過組織交流訪問，加強與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聯繫和交往。澳門匯智社據聞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何厚鏵辦公室主導，以“澳門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活動學員組成，“澳門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活動每期學員都從澳門各界優秀青年中精心挑選，如今這個班已經完成了第三期的培訓。去年8月，由第一、第二期學員發起，第三期學員加入的澳門匯智社成立，旨在延續學習實踐計畫的原意，繼續組織相關學習活動和研討會。不過，筆者認為，本澳的智庫遠遠未能滿足未來需求。如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曾多次稱，要向民間社團討教應對當前經濟形勢嚴峻的措施，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在立法會會議公開“招聘”局長，這一方面顯示了他們謙虛的作風，另一方面正反映出本澳現有智庫在理論水準、學術水準、實際影響力、人才培養等方面的不足。

智庫要“超越”政府百花齊放

特區政府近年重視智庫建設，其中最大的舉措是設立了政府高層智囊政府政策研究室。不過，有人認為，政府政策研究室無法避免一些固有的問題。就是這些研究機構置身于行政結構中，面臨一個無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帶有揣摩上意、投上級之所好的傾向。這些研究部門的作用通常是過濾、排除社會中多樣化的意見和訴求，而強化行政體系內部的觀念和政策設想。據此制定出來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門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夠的公共性。

在智庫體系發育較為健全的社會，智庫的作用恰恰在於突破資訊在行政體系內部自我循環的回路，將更大範圍的精英的見識和普通民眾的意見導入立法與決策過程中。智庫為了獲得企業或民眾的資助，必然致力於發現其所關心之社會群體的政治偏好和訴求，將其歸納為某種簡明扼要的理念，並提出達成這種理念的立法與政策構想。這些理念和構想乃是該群體的共識。各家智庫之間展開理念與構想的競爭，最後達成的平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國民的共識。可以說，處於競爭性環境中的智庫，起到了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立法或決策以此共識為基礎，其正當性就有了較充分的保證。

假如智庫本身就是官方的，它們必然更多地關注領導的偏好，而不會投入多少精力用來發現、凝聚社會各個群體的偏好，它們也就難以起到凝聚共識的作用。而沒有社會共識作為基礎，最終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離精英與民眾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數千家智庫，幾乎全部是民間性的，且絕大部分是非營利性的。能夠起到智庫之應有作用的智庫，應當是民間智庫。本澳也不乏這樣的智庫，但其生存與發展面臨種種障礙，只能勉強維持，甚至難以為繼。這使整個社會損失了一個凝聚共識、理性表達意見的有效管道。真正意義上的智庫能否獲得發育空間，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政府是否意識到精英的見識和民眾的意見對於立法與決策正當性的決定性意義。

因此，推動本澳智庫百花齊放十分重要。從世界智庫發展模式來看，智庫是多元的。建設新型智庫不是要擠壓傳統官方智庫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大力發展非官方智庫，而是要使所有智庫實現多元化發展，百花齊放。

本澳智庫的發展未來應該實現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民間智庫三位一體、齊頭並進，不同類別的智庫在具體的領域也有著不同的影響力。相比而言，官方智庫在資金支援、研究力量、成果效益等多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其所掌握的資源和影響力是民間智庫所不能比擬的。但是，由於其官方立場和在某些領域的局限性，為非官方色彩的民間智庫提供了更多可資開拓的靈活空間。可以說，民間智庫正在成為政府治理理論的探索者，決策科學化的推動者和治理實踐的參與者。對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來說，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兼收並蓄才能為政府施政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據此，總結學者的意見，筆者認為當前本澳智庫的發展應該具備以下特點：

首先，要有獨立的思想。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是有組織的政策研究、社會參與機構，獨立性將直接決定智庫所提供的思想產品的品質與智庫的社會聲譽。西方的智庫正是因為其獨立性才逐漸培養出作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機構”的角色定位。獨立性並不是說要遊離於政府之外，或者處處與政府作對。政策研究的獨立性要求的是智庫要立足於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要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其最終成果不是捆綁於其服務物件偏好的嫁衣，而是要有著獨立“品格”的思想產品。這就要求智庫在發展中既不能成為政府權力尋租的工具和傳聲筒，也不能淪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不能被社會輿論所綁架，要為國家與社會提供獨立、客觀公正的思想產品，自身也要發展成相對穩定但又獨立運作的思想機構。

第二，要有高水準的學術團隊。目前本澳智庫發展很大的一個瓶頸就是人才短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人才斷層嚴重，很多智庫雖然有著龐大的研究團隊，但是青黃不接，極易造成思想僵化和創新不足；再就是學緣結構搭配不合理，缺少跨學科的支撐，在很大程度上會限制其思想產品的開放性。另一方面，更為嚴重的是很多智庫要麼缺少政策支援，要麼缺少資金，要麼因為地緣條件等客觀限制而無法吸引相應的人才等等，以致有其名而無其實。人才是智庫發展的生命線，沒有良性人才結構的智庫終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第三，要有現代化的運作機制。對於政府來說，應該給予智庫更多的自主性，進一步完善智庫管理體制，給智庫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對於智庫自身來說，要逐步確立起完善的章程和組織管理制度，將運作納入穩定的制度化運作中，並確保制度的創新與更新。

第四，要樹立標籤性的專業研究領域。對於不同的智庫而言，要根據自身的研究實力和研究特點確立本智庫的研究領域，避免大而全。

第五，要有開放的視野。首先要打破學科壁壘，推動不同研究領域和學科間的合作，不可將自身局限於某一特定的學科領域；其次要突破地域和國別限制，以更加宏觀和國際化的視野來推動智庫自身的發展，積極拓展國際交流平臺，與海外有著成功發展模式的智庫逐步確立起穩定的合作機制，既要引進來，也要走出去。

第六，要實現官民互補。智慧並沒有官民之分，官方智庫在資金支援、研究力量、對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優勢，而非官方的民間智庫也在研究領域、研究隊伍與運作機制方面有著自身的特點，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兩者既存在競爭也有著合作的潛質，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多元的思想可以注入更蓬勃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