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我被黨組織選中，化名常修文，加入中國的隱蔽戰線，參與境外情報搜集王作。由於我曾多年在柬埔寨生活和工作，1959年元旦後，領導派我和妻子子辛轉道香港前往金邊，並進入南越的西貢，在那裏建立起自己的關系網。

領導給我的工作指令是必須設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間，開辟一條通暢的交通線，准備在必要時輸送人員和重要物資。

但要完成任務，除了盡快給自己辦一份合法的身份外，還有兩件事最難。首先，黨組織無法提供工作經費以及生活經費，一切“費用”都要靠自己去“賺取”，而且不許巧取豪奪，不許參與走私。其次，深入敵後，沒有勛章，沒有榮譽；即使不幸被捕，黨組織也不能像美國中情局、前蘇聯克格勃那樣出面、花錢營救你。

用走私作掩護

1960年初，我考慮再三，決定違背上級組織的相關規定，參與當地的走私活動。這樣不僅能在越、柬邊界地區長時間地自由往來，也能夠最大限度地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更能積累資金。從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走遍了越、柬邊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終選擇一條最為合適的“秘密運輸通道”。與此同時，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動，也越來越成規模了，甚至可以用“有聲有色”、“成績斐然”來形容。

在那些不見天日的茂密叢林中，我走過迷宮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沒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隱秘的水草叢中乘船潛行；在那些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裏，我曾和我的夥伴攜帶利刃，通過陰森可怕的地區——因為那些地區據說有野獸，也有強盜。

之後，利用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地位，我從香港買入可以在金邊和南越暢銷的短波收音機、電視機、電唱機、唱片等物品，運回金邊、運入西貢；同時，從香港購買人參、高麗參、西洋參、東北鹿茸等名貴中藥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邊……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邊海關的官員們交上了朋友，通過他們幫忙，把各種貨物作為旅客用品，報關進入。這樣小批零的販運，本錢小、課稅少、周轉快，可以立竿見影地積累資金。

與此同時，我開始學著買賣二手汽車，並利用父親傳授的部分醫學知識，與人合作，在金邊和西貢兩個城市，先後開設了自己投資的制藥廠。

經過一段時間的商業運作，不但為今後的工作積累起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更好地掩護了我的真實身份，使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更加鞏固。

和國民黨特工交“朋友”

其實，在金邊和西貢從事情報搜集的，除了我黨派出的諜報人員外，還有數量更多的來自台灣的特工。

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車生意的蕭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常先生，我看你一點也不像是中共派來的特務!”聽了這話，我嚇了一跳，但表面上我還是若無其事地說:“你大概是看特務小說看多了，你怎麼會把我和中共特務扯到一起呢？”蕭先生笑著說:“依我看，你當然不像什麼特務，倒像是《西廂記》裏的張生，很有點風流倜儻呢。上次‘巴黎’西藥房的女老闆說起你，還說是沒見過像你這樣瀟灑的汽車銷售經紀人，要我介紹你和她認識呢，可是，我雖然說你不像中共特務，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說你是中共派來的。他不但告訴我一個人，而且還把這件事告訴了許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邊華僑。周球曾和我同在金邊的學校讀書。抗戰期間，周球返回國內，參加過國民黨在江西舉辦的“幹部培訓班”，後又加入了國民黨的青年軍，在部隊中一度官拜少校。1949年之後，周球去了台灣，娶了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女兒，我則於1950年返回國內。

因此，1960年我剛剛返回金邊時，就有朋友告訴我要小心周球。為了做好防範，我首先在家養了一條機警的德國獵狗。與此同時，我也等機會和周球一起做一單生意。

我從側面打聽到，周球的生活支出不夠寬裕，恰在此時，有人賣給我一批法國進口的瓷磚，價格十分低廉。我全數吃進這批瓷磚後，立即找到周球，請他設法找人，轉手把這批貨物高價賣出去。

這筆生意讓周球賺了一大筆。經過兩三年的交往，周球對我的懷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親王下令搜捕國民黨在東埔寨的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煩。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開了我家房門，語無倫次地告訴我，他決定離開，但妻子和兒女很難一併撤離。他決定把自己的貴重物品和美鈔現金，全部委託我來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兒女缺錢了，再到我家分批領取。

我當即決定幫助這位國民黨特工，同時決定“好人做到底”，順手給他寫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邊境時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幫忙。

後來返回國內，我把這件事如實匯報了。上級肯定了我的做法，後來的事實也証明:從那件事之後，周球在西貢、金邊的許多國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死亡之旅

從1968、1969年開始，美軍在南越的軍事局面越來越糟糕。在這種形勢下，美國人策劃了“金邊政變”。整個柬埔寨，頓時陷入內戰。

1975年4月17日，東埔寨混亂的局勢再次發生巨變。這一天，紅色高棉的軍隊終於攻入了金邊市區，而且突然宣佈:整個金邊的約200萬老百姓，必須全部撤離這座城市。

我迅速和上級取得聯系，上級的指示只有短短十個字:“身份應保密，貨物保存好”。這裏的“貨物”，就是我隨身攜帶的秘密電台。

作為黨員，作為中國隱蔽戰線的外派情報人員，我必須遵照組織指令，帶著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電台，聽從紅色高棉的驅趕，撤出金邊，開始我一生之中最淒慘、最無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

我親眼見到一個不懂東語的華僑，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麼錯，他突然被綁了起來。氣勢洶洶的鄉幹部們，在全村群眾大會上，宣佈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是新社會的蛀蟲，幾個幹部輪流用一把工業用的鐵鉗，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夾了下來……他滿身鮮血泉湧，倒在地上，高聲哭號。

我和我的全家，從此開始掙紮在死亡線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貧困山區生活的那些日子裏，幾乎每天都有無辜的東埔寨百姓慘死在我們的面前……紅色高棉把金邊變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約有100萬以上的柬埔寨民眾，死在了這次大遷移和此後的貧困生活中。

撤出金邊後，我和組織的聯系全部中斷。那時的我，已經瘦得皮包骨頭，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難民。而且，在沒有任何藥物的山區，我還染上瘧疾。萬般無奈之下，我決定“暴露”自己的真實的身份，因為我聽說，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和紅色高棉斷交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向金邊派出了唯一的駐柬大使。

我向紅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幹部，說明瞭自己的身份，並請他幫我向金邊“通報”。回國之後我才知道，恰在此時，我的上級領導也向中國駐金邊大使發出了電報，請駐柬大使幫助尋找失散的中國情報人員。我的名字，就在這份電報之中。

1976年2月，我終於見到了我國駐東埔寨首任大使孫浩。孫大使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領導讓我代表他們慰問你，”隨後，孫大使又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想了想，坦率說:“我們全家，包括我的母親，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機會返回國內，另外，我們需要部分衣物……”

孫大使立即囑咐使館向北京發報，轉達我的請求。第二天，我把伴隨自己走遍了半個柬埔寨的電台，完好地交給了大使。同時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掙來、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經費”:一條20多兩重的黃金腰帶、部分首飾以及撤離金邊時從家裏帶出的美鈔，交給了孫浩大使。孫浩同志驚訝地問:“這是你的私人財產麼;”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一名黨的情報人員，我沒有私人財產!”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從金邊飛往北京的波音707，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黃時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