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1日午後，陝北公學臨時搭建的法庭上。

33歲的審判長雷經天坐在中間。他是一個老革命，也是邊區法院的首位審判長。濃眉毛、深眼窩、闊嘴唇。被告紅軍團長黃克功戰功赫赫，他是賀子珍帶出來的兵，陪著毛澤東走完長征路。此刻他穿著黑色制服褲、白色襯衣，正在另一側驕傲地看著審判長。

公訴書上黃的罪名是：對陝北公學學生劉茜求婚未遂，遂將其槍殺。台下，上千人席地而坐，靜默著，等待著一場陽光下的審判。

“咣——”，鐘聲響起，雷經天宣佈開庭。

“咣——咣——咣”，宣判結束後，鐘聲再次響起。聲震四野，長鳴不止。

“這個地方鐘一定要響八聲，敲的時間長點兒，讓大家想去吧，多想想。”77年後，編劇王興東把劇本《黃克功案件》搬上螢幕。劇本中，王興東最看重的意象就是那口鐘，它是正義、公平和法治的化身。

延安時期的愛與罪

上世紀80年代，王興東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學習時，聽延安的老同志講起有一個紅軍團長，因逼婚不成槍殺了女方。有人提出讓他戴罪立功，上陣殺敵，他本人也露出身上的傷疤，說要戰死沙場。王興東從此惦記上了這個案子，2000年後斷斷續續地寫了九年。在這之前，他最被人熟悉的劇本是《建國大業》。

導演王放放是編劇王興東的兒子。一次王放放和一位前輩聊劇本，對方說，黃克功和劉茜就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因為革命走在一起，本就是錯位的，是歷史的悲劇。王放放仔細咂摸這句話，用貝托魯奇的另一句話總結出來，“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人質”。

倘若不是在那個年代的延安，劉茜和黃克功的確很難相遇。

前者原名董秋月，16歲，山西定襄人，在太原市友仁中學讀書。1937年盛夏，劉茜留下張字條離開了家。字條上稱，“我終於走出了狹小的房子，我要去認識這個廣泛的大世界了……”她在地下黨的接應下，通過中央軍的重重盤查，終於到了延安。彼時的延安目力所及皆是黃土、窯洞，吃的是粗糙的小米，風大起來，簡直能把一件不結實的灰布衣服撕碎。但這仍讓她熱血沸騰，“紅旗飄飄，列寧、史達林、孫中山等的肖像每站（紅軍聯絡站）都掛著。步行了九百餘裏，更使我健如鋼鐵。”

和其他投奔延安的年輕人一起，劉茜進入抗大第十五隊學習，隊長便是黃克功。時年26歲的黃克功1930年就在井岡山參加了紅軍，負過重傷，跟著毛澤東一路長征走到陝北，算是老同志了。

提著腦袋鬧革命，又剛經歷了長征的紅軍們，一到延安就松了口氣。愛情、婚姻等個人問題也給這處紅色聖地抹上了一抹桃色。1937年9月以前，延安執行著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要全心全意撲在事業上。但黃克功和劉茜還是開始私下交往了。

根據黃克功10月7日的陳述書描述，兩人的戀愛糾葛大約始於8月底。9月初，陝北公學成立，劉茜轉入公學後，兩人逐漸疏遠。

劉茜對黃克功究竟有沒有感情？這種感情是愛嗎？

在信中，劉茜稱黃克功為“小陽”、“我愛”，自己署名“黑格格草”。一封信中寫著，“你一定在掛念著我，我也在想著你，愛的！”但同時，她也寫道，“我希望這態度永遠下去好了！將來的問題，將來再解決，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結婚……”另一封信中，劉茜更強調：“愛情不是建立在物質上的，而是意志認識的相同，你不應用物質來供我，這是我拒絕你送我錢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來了，你無形中降低了朋友的行為。”

對一個離家出走，投身革命的年輕女孩來說，到了延安，正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時。“英雄”、“戀愛”這樣的字樣或許讓她感到新鮮，一旦涉及婚姻就心生厭惡了。和同學董鐵鳳的聊天中，劉茜說起過她對黃的不滿，她抱怨黃只認識一天，便要求她結婚。

同樣的例子發生在林彪身上。原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驊在回憶錄中提到，有人給林彪介紹過一個抗大女學員，結果林彪當頭就是一句，“我們結婚吧！”女學員一下愣住了，接著奪門而出，哭著邊跑邊嚷，“我不幹！我不幹！”

這種低情商的事在導演王放放看來，有點“異性交流障礙”，但也能理解，“16歲就離開家鬧革命，沒接觸過什麼女人，更不可能談過戀愛。唯一接觸過的女性，還是賀子珍這樣的革命女英雄。”他同樣也明白黃克功身上那種“老紅軍”的驕傲和優越感，“我姥姥也是老革命，在部隊當過護士，那些戰場上下來的傷患，一個個口氣大得很，指著身上的槍眼說‘我身上有個眼兒，比毛主席的小不點兒’。”

血案驚天

那天是10月5日，天色漸晚，延河邊吹著寒風。

黃克功和抗大幹事黃志勇一起外出，在陝北公學附近遇到劉茜、董鐵鳳等人。黃支開其他人，單獨與劉茜談話。

導演王放放在檔案館查閱資料後發現，那天晚上兩人談了好幾個小時。他推測，“好多事應該是兩人說好了，一會兒又扯回來了。最後女生說幾句氣話，黃克功就開槍了。”

見劉茜徹夜未歸，次日清晨，董鐵鳳等到抗大找黃克功打聽，黃克功推說不知，雙方敬禮道別。事後董鐵鳳想起，黃克功回禮時對他們笑了笑，這一笑頗有些蹊蹺。回陝北公學的路上，幾個人開始嘀咕，是黃把她關起來，或者打死了。還有同學猜測，也可能是劉茜尋短見投河了。

人們在延河邊找到劉茜時，她仰臥在一塊大石頭上，臉色鐵青，已死去多時。抗大、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及邊區保安處全部介入此案。劉茜身受兩槍,第二槍致命。種種證據將犯罪嫌疑人鎖定在黃克功身上。

最終，在抗大訓練處處長劉亞樓的訊問下，黃克功承認了犯罪事實，但他辯解稱，殺人的初衷是為了維護軍人的榮譽，“兩者情深至極，繼則與劉氏口頭訂婚。劉則滿口允諾，謂學習半期或一期後，正式登記。此一事件，外界人士都皆知。孰料劉氏狠心毒惡，玩弄革命軍人，隨處濫找愛者，故意破壞訂婚之口頭協議，損功名譽……在談話時餘對劉態度和藹，而劉卻無情，惡言出口。因此，餘受痛苦與刺激過大，則拔手槍恫嚇之，誰知事出意外，競失火而斃命耶。”

在各地青年紛紛奔赴聖地延安的背景下，紅軍團長逼婚未果，槍殺女學生的事件無疑引起了一場地震。

案子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理，審判長由雷經天擔任。

雷經天原名雷榮璞，“經天”是他的號。14歲時，雷經天就被選為南寧學生聯合會會長，反對北洋軍閥、反帝、抵制日貨。加入共產黨後，幾次被冤，開除黨籍，又幾次平反。長征時，有人勸他，“你老背著大鐵鍋行軍是吃不消的，乾脆回廣西吧，那裏的同志是瞭解你的。”雷經天回答，“回廣西，我個人身上的黑鍋是放下了，但因我受牽連的同志就會背上更重的黑鍋，問題就更複雜了。”

1937年7月9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成立，雷經天任法庭庭長。

接手黃克功案時，國共第二次合作剛開始，邊區政府成立不足一個月，邊區法院不足三個月。彼時輿論一片譁然，有人喊殺，“殺了黃克功，可以教育多數同志”；亦有同情者認為，黃克功是老紅軍，應讓其戴罪立功，犯不著為一名女子，失去一名戰功赫赫的團長。

對邊區法院而言，他們試圖通過這一次的審理，確立自己與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互不隸屬的關係，最終確定對黃克功殺人案實施終審管轄權。終審權則意味著邊區雖然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特區，但如政權獨立於國民政府一樣，司法體系也是獨立的。

“奉陪到底”

影片中，黃克功案很快被告知了毛澤東。後者不動聲色地問，“有多少人知道這事？”

這句臺詞是導演王放放頗為得意的一個設計。這位生於1979年的年輕導演很反感之前主旋律影片的調調，“毛主席都被演成了慈父，真實的毛應該是一個政治家，說的話不能總是那樣的智商。”

外媒記者安娜也在電影中出現。她告訴毛澤東，這件事已經成為桃色醜聞，搞得人盡皆知，國民政府正在等著看笑話，並建議“不如由共產國際出面解決”。毛澤東一臉淡定，“既然國民黨想宣傳這個事情，我們就一定奉陪到底。我們要讓全天下人都知道共產黨人是如何審理犯錯的黨員。”

王放放還設計了賀子珍在得知黃克功殺人後，上去就是一個耳光，一腳把黃踹倒的場景。“你想賀子珍就是一個女漢子，黃是她帶出來的兵，恨鐵不成鋼啊。後來上面說不行，這樣有損形象。”

羈押期間，黃克功寫過兩份陳述書，一封給雷經天，另一封的落款“在監人黃克功”，結章節附註“並轉毛主席”。他希望得到後者的赦免。此前，國民革命軍將領張鐘麟曾一怒之下將其第二任妻子吳海蘭殺害，被蔣介石判處10年徒刑。但不久，又放了出來，改名靈甫。

蘇維埃時代的法律同樣讓黃克功看到了希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工農分子犯罪而不是領導的或重要的犯罪行為者，得依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比較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有同等犯罪行為者，酌情減輕其刑罰（第三十四條）；凡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其犯罪行為得按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減輕處罰（第三十五條）。

此時的雷經天也陷入兩難。邊區法院還是一個新生事物，自己雖受過高等教育，但並不是法律科班出身，還是第一次參與法庭審案工作。他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這樣我們才能夠號召更多的人民參加這一偉大的抗日鬥爭……”最後他建議，“處以極刑”。

電影中，王放放把這一段設計成，雷經天當面轉交黃克功的信，並詢問毛澤東的意見。毛反問，“你為什麼把信交給我，是希望我特赦嗎？”在王放放看來，這更像是一段職場戲，大老闆心裏什麼都有數，偏要問員工是怎麼打算的，以判斷這個員工是否值得信任。在讀過不少毛澤東的傳記後，王放放自認為這樣的對話更符合毛的性格。事實上，特赦也確實是當時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10月10日，雷經天收到毛澤東回信，信中稱，“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與黨中央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這封信，編劇王興東可以倒背如流，在他看來，信奠定了共產黨在延安法治的基石。

次日的公審大會上，審判長雷經天，陪審員李培南、週一明、王惠之、沈新發，檢方代表胡耀邦等人入庭後，書記官宣佈開庭。胡耀邦先是讀了長達六頁的公訴書，提出“應嚴肅革命的紀律，處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接下來，證人、被告，及十幾位各區隊、黨校代表依次發言。

五分鐘休庭結束後，雷經天宣判了黃克功的死刑，並當眾宣讀毛澤東的來信。電影《黃克功案件》把這一段的庭審推向高潮。

對於這一判決，有人提出異議——陝甘寧邊區剛成立，刑法等尚未制定，黃克功案其實無法可依。雷經天語重心長，“今天共產黨和國民黨為了抗日，再次走在一起，陝甘寧邊區是我黨一個嶄新的舞臺，我們今天面對的不僅是自己，而要面對全中國全世界。我承認，黃克功和劉茜在很多方面是無法平等的，但是在法律這架天平上必須平等，這就是人民法的意義，如果我們寬容了黃克功，共產黨就不姓共了，人民就會與我們不共戴天，就會像罵國民黨特權腐敗一樣反對我們。革命不是我們一代人的事情，如果我們今天不判黃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們未來的死刑。”

能把這幾句“偉大”的臺詞放上螢幕，對王放放來說，無論電影票房如何，他都認為自己已經贏了。

然而，從法理的角度進一步深究，陝甘寧邊區並非法律的“真空地帶”。儘管邊區從爭取政權獨立性的角度，更傾向於爭取邊區高等法院的終審權，但這並不代表對民國實體法律的拒斥。因此，1935年民國刑法第282條、第284條中“殺人罪”的條文完全可適用於黃克功的犯罪行為。其中，第284條明確規定殺人“出於預謀者”，處死刑。

一個花絮是，黃克功被處以極刑前，一個曹姓商販找過來要錢。一問才得知，黃克功生前為了給劉茜買灰棉布、洋襪子、葡萄乾等，欠了商販4元2角。

“打虎”是老話，依法治國是新詞

《黃克功案件》這一看上去頗似主旋律的影片，卻是王興東最為痛苦和艱難的創作。

最初成形的劇本以毛澤東為主角，很快有人給他當頭一棒——寫毛的電影夠多了，最好的敍事是寫別人，卻體現毛澤東思想。

他對原劇本開“鋸”：鋸掉了延安禮堂毛澤東跳舞的場景，鋸掉了井岡山老戰友集體向毛澤東為黃克功求情等。同時，將審判長雷經天設為主角，整個劇本以偵查立案、審理判決為主線發展。“‘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者，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就是毛主席這句話，是我創作這個劇本的核心動力。”王興東告訴記者。

在立項、審查階段，《黃克功案件》也沒有得到主旋律影片的待遇。

九年來，當過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王興東給各級領導寫了50多封信。北京不願意上，再找拍過很多毛澤東電影的湖南，湖南也說不行，理由是涉及毛澤東、胡耀邦、張聞天等人，屬於重大歷史題材。

劇本被送到廣電總局重大題材領導小組討論。2013年8月26日，“小組”提出六點修改意見，包括不要寫紅軍當時的派系，不要寫劉茜有“小三”等。還有人提出疑問，毛澤東的信是不是人治？

王興東一一作出回答，“作為當時延安最高領導、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依據當時中華民國法律第68條規定，有赦免權和減刑權。毛澤東拒絕赦免，才更加深了主題。”

《黃克功案件》的許可證懸在半空良久，直到2013年深秋在延安開拍時，許可證還沒下來。“沒證就等於沒戶口。這事當時整個劇組就我、製片主任等五個人知道。”王放放事後透露，之前好不容易找了個房地產商投資，戲拍到一半，人家聽說許可證沒下來，撤資了。大家只好自己四處籌錢先往裏投，原本計畫拍45天的戲，因為沒錢，提前殺青了。

2014年3月初全國“兩會”期間，王興東邀請中紀委副書記張軍看樣片。看過片子，張軍告訴王興東，中央十月份的四中全會將強調依法治國，你們就在那個時候上映吧。

之後，王興東又邀請最高法院長周強、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審看樣片，對方提了些修改意見。比如，最好展現黃克功當年長征勇立奇功的鏡頭；陝北公學學生罷課不要正面表現為好等。還有領導提出，得讓雷經天去找黃克功的每場戲都有外人在，這樣從法律角度來講才規範。

王放放，這個北大化學系畢業的理科男在拍電影時顯得更為嚴謹、克制，“我們幹這個事情，之前就知道不易。現在我們都贏了，在這個時期讓它留在中國電影史上。”

影片的一些對白看上去像是在有意迎合著“這個時期”。面對雷經天最初接到任務時的畏難情緒，張聞天勸道，“你要敢於碰硬，敢於打虎。”

對此，編劇王興東解釋說，“打老虎”是老話了，“依法治國是新詞，打老虎可不是。”

12月4日首個“國家憲法日”當天，《黃克功案件》在人民大會堂首映。碰巧的是，次日淩晨，新華社發佈消息稱，周永康被開除黨籍並移送司法。

（王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