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有效地完成領導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制定了一系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路線與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對日軍戰俘的政策更具有特殊的意義。

毛澤東早就注意到日軍戰俘問題

盧溝橋事變後，面對強大的民族敵人，如何在不斷擴大自身力量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打擊敵人和瓦解敵軍是黨和人民軍隊面臨的重大問題。在此之前，毛澤東曾設想，一旦中日正式開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就必須在傳承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優待國民黨俘虜的思想和實踐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日軍戰俘”的問題。他指出:“被我們俘虜和解除武裝的日軍官兵將受到優待。我們不會殺死他們，而是會像兄弟那樣對待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將會把與我們並無沖突的日本無產階級出身的士兵與他們自己的法西斯壓迫者區別開來。我們將與日本無產階級出身的士兵“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壓迫者法西斯頭子。反法西斯的日本軍隊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為此，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毛澤東就為八路軍制定了政治工作的三項基本原則——官兵一致原則、軍民一致原則、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原則。在如何認識和看待“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問題上，毛澤東指出:“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願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他還提出了改造、爭取日軍俘虜為中國抗戰服務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他的這種思想在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即“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

1939年7月，中央軍委專門發出《中央軍委關於俘虜敵偽紀律的指示》，明確規定“對俘虜禁止殺害，不准沒收財物。禁止任何侮辱人格、習慣，負傷的絕對禁止補槍。陣亡的敵軍官兵盡可能掩埋立碑，不願隨隊行走的，就地釋放。”1940年7月，八路軍總司令部發布《對日俘政策的命令》，成為之後黨和人民軍隊對待與處理“日軍戰俘”問題時的基本政策。對日軍戰俘進行教育、引導和改造  八路軍俘虜日軍戰俘以後，如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成為當時擺在黨和人民軍隊面前的又一項重要課題。為此，黨和人民軍隊採取了多項措施對其進行教育、引導和改造。

八路軍總政治部決定在延安成立日本工農學校。學校校長由1940年春從共產國際來到延安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人野阪參三擔任。教員由從延安各界調來的精通日語的人員和較早轉變思想的日軍戰俘如吉積清、川田好長、杉本一夫等擔任。日本工農學校從1941年5月15日正式開學到抗戰勝利結束，最初僅有學員11人，到1945年8月學員增至500多人。這些學員在此得到了思想轉化和素質提高，絕大部分都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本人在華的反戰組織。

在與日軍戰俘打交道的過程中，八路軍官兵深深地感到，如果單單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武對待他們，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用真誠的態度與行為打動和感化這些日軍戰俘就尤其顯得重要。正如香川孝志所說，“促使我們情緒和感情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是我們接觸到八路軍戰士的誠實與親切的態度。如果光靠道理說服，就會引起反感。八路軍裏有許多被稱為小鬼的少年勤務兵。我們剛到麻田時，就是他們為我們燒洗腳水。這些小鬼的純真和關心別人的行為，深深地教育了我。從麻田到延安的長途行軍中，我們深為這些小鬼所感動，學到了很多東西。”

為了感化和安撫日軍戰俘，八路軍總政治部曾經專門作出了《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關於日軍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提出對日軍俘虜的優待層次和辦法。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還設有學員們自己組織的伙食委員會，夥食委員會根據學員們的生活習慣制定食譜，指導炊事員做日本風味的飯菜。他們有著自己特別的廚房及飯堂，物質生活是相當豐富的。在當時日本內地的一般人一月只能吃一次肉，軍隊伙食更是惡劣的情況下，該校學員卻幾乎每餐有肉。這不僅在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延安是很高的優待，就是與日本國內人民和日軍士兵的生活相比，也是很優裕的了。這樣優厚的生活待遇無疑對促進日軍戰俘的心理變化產生了積極影響。

日軍戰俘加入八路軍新四軍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俘虜日軍與日軍投誠的數目，八路軍2522名(包括1939年4月26日我冀東包森游擊支隊在遵化地區所俘的敵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隨員6人)，新四軍500多名”。

小林清是日本大阪市人，1938年被強征人伍，同年11月隨部隊在中國青島登陸。他在部隊是機槍手，1939年在一次戰鬥中，被八路軍俘虜。談到這段歷史吋，他說:“當時八路軍給我醫治頭上的傷，給我做大米飯和兩個炒菜，這在當時是多好的待遇呀，可我當時抵觸情緒很大，對他們講的優待俘虜的政策一點也聽不進去。經過一段生活，我確實感受到，八路軍是一支完全不同於日本軍隊的部隊。別的不提，日本軍隊不但殺中國軍隊的俘虜，連無辜老百姓都殺，可八路軍對我們日本俘虜是太寬大、太仁慈了。同時，我也逐漸認識到，日本軍閥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而且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我陷入了思考之中。”經過認真思考，他不僅毅然決然地參加了八路軍，積極投身抗日戰爭，而且心甘情願地參加到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乃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並加人中國國籍。

許多日軍戰俘成為反戰志士。如日軍戰俘松野覺被俘後，積極接受改造，不僅很快加入反戰同盟蘇中支部，而且還成為新四軍中的一名日本兵，跟隨新四軍南征北戰。1944年3月4日，新四軍第一師發動著名的車橋大戰，反戰同盟蘇中支部全體出動，配合新四軍行動。作為支部宣傳委員的松野覺和其他幾名日軍戰俘在戰場上向日軍喊話。當日軍被迫縮人最後一個碉堡後，松野覺冒著炮火，進到距敵人20米處的地方喊話，做最後的爭取工作。然而日軍毫不醒悟。他就從身旁一戰士手中取得步槍，隱身窗下射擊，接連斃敵2人，他自己頭部也不車中彈，當場英勇犧牲，時年僅26歲。

日軍戰俘工作也改變了八路軍敵軍工作的方式。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都十分重視敵軍工作。在使用日軍戰俘之前，這項工作主要由曾經留學日本和懂日語的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直接承擔，但由於受到語言、習俗等因素的制約，往往效果不佳。自從改造好的日軍戰俘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的敵軍工作以後，情況就大為改觀。雖然這支特殊的隊伍“在數量上遠遠比不上八路軍、新四軍，但是在瓦解日軍以克敵制勝上卻是一支不可代替的重要力量。他們熟悉日軍的內部情況，瞭解日軍士兵的思想、語言、風俗習慣。他們利用日軍中的同鄉、朋友等關系，通過各種途徑和各種方法，直接和日軍士兵接近，進行反戰活動，收到很好效果。使日軍士兵的思鄉厭戰情緒日益加劇；逃亡、自殺和自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的事件不斷增加；士兵反抗長官，不聽命令的事件也時常發生，致使日軍戰鬥力不斷削弱。”日軍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們的積極活動，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