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5日，農曆癸醜年九月十六，習仲勳出生在陝西省富平縣西部淡村原上的一戶普通農家。習仲勳是家中長子。按照家譜排序——“國玉永宗、中正明通”，到了“中”字輩，習宗德請人為兒子取名中勳，希望長大後有所作為。“仲勳”的名字還是後來在立誠中學讀書時由級任老師（即班主任）嚴木三給改定的，取意公道正直。

在獄中成為共產黨員

1928年春，習仲勳考入陝西省立第三師範（簡稱三師，位於三原縣城）學習。這裏是嚴木三先生的母校，更是渭北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

誰也想不到，入學不久，一次“左”傾盲動主義影響下的學潮給習仲勳帶來了四個多月的囹圄之災。反動當局將習仲勳等幾名進步學生及中共三原縣委學運幹部武廷俊先後捕押，兩個月後移往西安軍事裁判處。4月的一天，武廷俊和習仲勳秘密談話，宣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仍保留團籍，作為跨党分子活動。是時，習仲勳還不到15歲。

在武廷俊領導下，習仲勳等人將監獄作為課堂，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從每人四串錢的伙食費中分出一部分，給關押在一起的馬鴻賓部逃兵改善伙食。學生們都被砸上了沉重的腳鐐。受感動的逃兵就從褲子上撕下一塊布，給學生把腳鐐仔細地纏裹上。習仲勳回憶：“我在獄中的一切行動，都聽武廷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幹什麼，如何干，我都堅決地按他的吩咐執行。”

挨到8月間，當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親自提審了這些學生，看到都是稚氣未脫的孩子時，他當即拍板“交保釋放”。習仲勳回到家裏，讓憂勞成疾的父親習宗德感到了幾分寬慰。他對兒子的革命選擇並沒有埋怨，只是對兒子說：“你還小呢，等你長大了再當共產黨的代表，為窮人辦事就好了。”

11月，習宗德不幸病逝。少年習仲勳經受了人生中一次沉重的打擊。到了1929年6月，母親又突然病逝。習仲勳身無分文，無力埋葬，只能先將母親的一口薄棺厝在門房裏，兩年後才草草下葬。

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和自身的悲慘遭遇，不斷磨礪和擊打著少年習仲勳的心靈。這時候，他讀到了現代作家蔣光慈的小說《少年飄泊者》，主人翁與他相似的命運和不屈的奮鬥帶來了心靈的震撼。當時，與淡村相鄰的三原縣武字區成立了籌賑委員會。他多次往返武字區，和籌賑委員會主任黃子文等人取得聯繫，在淡村積極組織開展籌賑工作，並秘密發展了幹哥周冬志以及同鄉青年胡振清、姚萬忠、劉銘世等人入黨。

這年冬，習仲勳參與組織了淡村農民協會打擊張長慶民團的鬥爭。農協會員收繳民團長短槍二十多支，將張長慶綁縛在石家堡城門樓上，召開群眾大會，宣讀了二十條罪狀，後因疏忽使其逃脫。當局迅速反撲，殘酷鎮壓。農協會員，習仲勳的姨夫党正學前去進行說理鬥爭，慘遭殺害。習仲勳曾攜帶一團麻繩去解救被押在石家堡城門樓上的黨正學而未果，晚年還向弟弟習仲愷談起這件憾事。

這是習仲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之後第一次參與領導群眾工作和武裝鬥爭，發展了黨員，打下了基礎。他後來說：“1932年冬，我之所以能帶著少數武裝回到富平西區我的家鄉一帶，發動群眾搞分糧鬥爭，開展遊擊活動，就是靠我1929年在家鄉的一些活動而站住腳的。”

創建照金革命根據地

1933年3月8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別委員會在照金兔兒梁成立，金理科任書記，習仲勳任特委委員、軍委書記，主要負責地方武裝和籌建政權工作。之後，習仲勳還兼任共青團特委書記。

習仲勳數月前就在老爺嶺一帶做群眾工作，撒下了革命的第一批種子。再到照金，習仲勳帶領周冬志、姬守祥、王滿堂、王萬亮等人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很快組織起了農會、貧農團和赤衛軍，積極領導群眾進行分糧鬥爭。遊擊運動也隨之擴大起來，旬邑、耀縣、淳化等地的遊擊隊一下子發展到20多支。

在群眾工作和武裝鬥爭的堅實基礎上，1933年4月5日，適逢清明節，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在兔兒梁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選舉雇農出身的周冬志為主席，習仲勳為副主席兼黨團書記。兔兒梁呈東西走向，於遠處眺望，恰似一隻靜臥之中的小兔子，隨時準備閃轉騰挪。梁下是一個小山坳，散落著十數戶人家，紅軍戰士和幹部群眾來來往往，各項工作井然有序。

革命委員會積極貫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等法令，堅持誰種就歸誰的原則，採取打木樁、插木橛以定地界的方式，實行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富農只沒收多餘的土地的政策，並明確主張保護中農，還對土地不足的中農予以補充。分地首先從繡房溝開始，僅芋園鄉就分配了耀縣學堂和香山寺的土地2000余畝，金盆鄉分配了李家、梅家兩家大地主的土地5000餘畝。同時，明令廢除地主租佃和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實行了分糧食、分牛羊（富農多餘的牛羊並不分），戒煙、戒賭、放足等各項政策，得到老百姓真心擁護。

為促進流通，革命委員會在薛家寨下面的亭子溝設立了集市，主要交易糧食和蔬菜，堅持群眾先買、公買公賣的原則，活躍了市場，又為紅軍籌集了糧食。集市很受群眾歡迎，開始規定五日一集，後來基本上天天都有買賣。

經過政權建設、土地革命和發展經濟，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蘇區不斷得到鞏固和拓展，涵蓋了耀縣、旬邑、淳化、宜君等交界地帶百余裏的廣大區域。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大西北成功建立的第一塊山區革命根據地。

曾任紅2團團長的王世泰這樣評價習仲勳的工作：“仲勳是陝甘邊區特委軍委書記和總指揮部的政委，很多軍事活動需要他去領導和指揮；他又是籌建根據地民主政權的主要負責人，有許多具體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員會主席雖然是周冬志，他是按照上級要求必須選出一位雇農來擔任主席的，人老實又沒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勳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親自過問，親自指揮、親自操作。”

1933年5月下旬，習仲勳和黃子文帶領政治保衛隊在鞍子坡遭遇土匪陳克敏部襲擊，他在掩護黃子文和戰士們撤離時負傷，將熱血灑在了蘇區的土地上。

為延安把守北大門

1943年2月中旬，習仲勳調任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委。綏德是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人口52萬，占全邊區的三分之一。由於國民黨長期反動宣傳，許多群眾對共產黨認識模糊，政治覺悟普遍較低。

習仲勳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宣傳教育幹部群眾，做到整風、生產兩不誤。他將“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題詞端端正正地掛在辦公室的牆壁上，時刻鞭策自己。

如何發展生產，搞好經濟工作是習仲勳上任後放在最中心的任務。4月中旬，習仲勳帶隊到綏德以西20裏處的郝家橋村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蹲點調查，發現並樹立了勞動英雄劉玉厚這一典型。劉玉厚帶動全村群眾精耕細作、變工互助，使糧食產量和生活水準明顯提高。綏德地委授予劉玉厚模範黨員、勞動英雄的稱號，在全區開展了“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的活動，並將習仲勳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署名的“農村楷模”牌匾獎給了郝家橋村。1943年5月18日的《解放日報》對劉玉厚的先進事蹟作了專題報導。

綏德分區很快掀起大生產運動的高潮，當年糧食生產取得較好收成，湧現出了一大批勞動模範。習仲勳也親自動手，認真制定了自己的生產節約計畫：和勤務員合作種棉花、白菜；每天撚毛線1小時；辦公用品節約三分之二；一年內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補充，冬天睡冷床，只燒爐子不燒炕，提早停火半個月；鍛煉身體，爭取不用公家醫藥費。

副專員楊和亭由衷地佩服習仲勳：“本來中央規定種三年餘一年就夠了，他領導下做到了耕一餘一。他能力強。”

針對文化教育嚴重落後的實際，習仲勳在綏德領導進行了一場教育革新。他提出文化教育事業要為全區6縣52萬人民群眾服務，與勞動結合、與社會結合、與政府結合、與家庭結合的努力方向。毛澤東讚賞道：教育上的問題不少，怎樣解決，綏德現在提出了幾個結合，是不錯的，這是個方向問題。

到1944年秋，綏德分區建起完全小學260所，學生11400多人，開辦民校22個。同時，夜校、訓練班等全面鋪開，讀書會、黑板報、漫畫、秧歌隊、講演會、說書、快板等各種教育形式和教育活動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大辦冬學最為突出。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報》曾以《綏德國民教育大革新》為題作了全面報導和經驗推廣。

1944年秋，習仲勳在綏德分區司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要求各級黨員幹部必須站好立場、牢記宗旨，為此還提出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的明確要求。

“大躍進”中的清醒者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隨之迅速掀起高潮，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盛行起來。

在“大躍進”熱潮中，習仲勳始終牽掛老百姓的真實生活。

1961年4月上旬，習仲勳按中央的統一部署，率隊深入河南長葛縣開展調查。他於4月23日、5月9日兩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共中央作詳細書面報告。他特別說明：“從當前情況看，食堂不宜再辦，還是把糧食分到戶，是爭取更快地扭轉農村困難局面的一個有效措施。”

長葛曾因深翻地而受到毛澤東表揚，“浮誇風”成為一景，新建的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大禮堂堪比人民大會堂，而群眾靠紅薯乾和野菜、樹葉度日。習仲勳在縣委擴大會議上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像這樣大興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處。難道舊縣城裏還住不了縣級機關？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沒有什麼建築，也辦了大事，做了許多工作。”他當場一針見血地指出：“腦子裏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

習仲勳關於長葛調查的兩個報告，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此專門加了一段按語，向全黨轉發了這兩個報告。

蒙冤16年，兩次下放洛陽

1962年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將要結束之時，有人借小說《劉志丹》向習仲勳發難，說這部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誣陷習仲勳是小說《劉志丹》的“第一作者”。習仲勳隨即成為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一個活靶子，被誣陷為“反黨大陰謀家、大野心家”。

習仲勳在家“閉門思過”，接受審查。1963年秋，開始寫“檢查報告”。

1965年12月7日，習仲勳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陽，擔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從國務院副總理到工廠副廠長，這樣的人生落差不可謂不大，但人們從習仲勳臉上卻看不到一絲的沮喪和消沉。

習仲勳每天上午到第二金工車間電二班勞動，下午讀書看報。他還保持著兩個生活習慣，一是泡澡，一是散步。他和工人們一起在大池子裏泡澡，一邊洗一邊拉家常。晚飯後，他會走到不遠處的蘋果園，和群眾在田間地頭聊天。

可惜，這樣相對寧靜平和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

1967年1月1日，《紅旗》雜誌刊登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文章，公開點名批判周揚和小說《劉志丹》，矛頭再次指向習仲勳。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習仲勳被來自陝西的紅衛兵強行帶往西安關押、批鬥。

在西北大學，他和負責看守他的一名紅衛兵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在京的家人還收到了從西安寄來的一冊精裝本《毛主席語錄》和一封信。這是非常歲月裏難得的溫暖。

在一次批鬥會上，習仲勳遇到了自己的“良師益友”、陝西省原省長趙伯平。在八屆十中全會西北組會議上，趙伯平堅持“仲勳是個好同志”，堅持不揭、不批、不表態，因此受到株連。習仲勳望著已經是65歲老人的趙伯平，心裏非常難過。趙伯平長歎了一口氣，說：“唉，想不到老了老了還招了這個禍！”

習仲勳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況和對“文革”的不理解寫信向周恩來反映。習仲勳的境況引起周恩來的重視。2月中旬，周恩來在接見西安造反派代表時批評道：“我們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隨便把習仲勳抓到西安！”並一語雙關地說：“你們抓住一個習仲勳，以為如獲至寶，那是一個刺蝟。”

3月19日，陝西省軍區即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宣佈對習仲勳實行軍事管制，轉移到省軍區機關，實際上暫時保護了起來。

10月2日，造反派又將習仲勳拉到富平縣迤山中學操場批鬥，富平縣委書記周悖陪鬥。當習仲勳走上臨時搭建的批鬥台時，台下數千雙眼睛齊刷刷地朝他望去。這都是十裏八鄉趕來的鄉親們，每個人的心裏都牽掛著這位家鄉的英雄。天氣悶熱，看到習仲勳不時擦著臉上的汗水，台下有人趕忙找來一把傘站在身邊給他一直打著。群眾紛紛斥責那些批鬥他的人：你們喊什麼？1962年鬧春荒時，不是他說了話，讓老百姓到陝北馱糧，給關中道幾個縣調撥救濟糧，不知道要餓死多少人哩！

批鬥會不得不草草收場。習仲勳回憶：“在迤山中學批鬥我，因為天熱，怕把我曬暈了，還有人給我打了一把傘。會後，我告訴他們說，我回來了，你們要讓我吃上頓家鄉飯。他們就給做了扁豆沫糊、紅豆麵條等風味小吃。”

習仲勳於10月31日和11月初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批鬥的情況和思想的變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專機將習仲勳接回北京，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護歲月。

從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時間，習仲勳被監護在北新橋交通幹校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裏，幾乎與世隔絕，所幸的是每天還能看到《人民日報》。

在小屋子裏，習仲勳堅持每天兩次的特殊散步，就是一圈一圈轉圈子，從1開始，轉一圈數一下，轉到10000圈，然後倒著數，從10000轉到1。他心中堅持一個信念，那就是為了給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既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他回憶說：我對共產黨有充分信心，我認為黨中央總會對我有個正確結論的。

1972年冬，經周恩來特別批示，習仲勳和家人始得相見。而此時，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陽起，他已和家人分別了整整七個年頭，他已分不出兩個兒子哪個是近平，哪個是遠平。習仲勳霎時熱淚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佈釋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節後，專案組宣佈對習仲勳解除監護，讓他“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習仲勳選擇重返洛陽。

1975年5月22日，習仲勳在夫人齊心陪伴下再次來到洛陽，過起“既不是黨員，又沒有工作”的生活。洛陽耐火材料廠一棟住宅樓的2層西戶，一間面積僅24平方米的小房子即是他們的安身之所。習仲勳的工資仍未發放，每隔一段時間可以從廠裏借200元生活費。

為了省錢，習仲勳動手做了一個打煤機，學會了自製蜂窩煤。有一次，住他隔壁的工人師傅李金海跑來幫他搬煤，那一天兩個人還喝了一點白酒。飯桌上的一件小事讓李金海印象深刻——“一粒花生豆掉地上了，他還趕緊撿起來，吹吹，吃了。”

據齊心同志回憶：“當人們發現我們的子女因往返看父親缺少路費時，耐火廠的老工人師傅們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主動地借錢給我們。礦山機器廠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請我到他家裏去吃鮮美的豬肉韭菜餃子，還捧出山東老家的大花生。在那個時候，再沒有什麼比這更溫暖的了。”

1976年10月，“文革”中興風作浪的“四人幫”倒臺了。這讓習仲勳欣喜不已。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宣告歷時10年的“文革”結束。習仲勳在“四人幫”倒臺後就給中央寫信，要求平反，並請求給自己安排適當工作。齊心和幾個子女也為習仲勳獲得平反多方奔走。

1978年2月中旬，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河南省委，迅速將習仲勳護送進京。22日，習仲勳乘坐火車從洛陽到達鄭州，河南省委書記王輝在月臺迎接。他一下車就和王輝緊緊擁抱在一起，激動地說：“王輝，這是我16年來第一次和人擁抱！”

65歲南下主政廣東

1978年初，習仲勳作為特邀委員出席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並當選全國政協常委。此後不久，葉劍英向華國鋒和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建議，讓習仲勳到廣東工作。很快，65歲的習仲勳肩負起為祖國“把守南大門”的歷史重任。動身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和李先念等分別會見了習仲勳，都對他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廣東工作具有重大意義，要他大膽工作，放手幹。

齊心同志回憶說：“耀邦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準，威望五個方面稱讚他，葉帥也堅決支持仲勳早日出來工作……跟小平同志談過之後恢復工作，中央決定派他到廣東工作，耀邦說‘讓你去把守南大門’。”

廣東是“文革”的重災區，原本“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勢已變為劣勢，海外關係變成了“黑關係”，受損的不單單是經濟發展，沿海一帶偷渡外逃風更是愈演愈烈。等待習仲勳的，確實是一副很不輕鬆的擔子。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勳在主持討論時作了系統發言，鄭重提出了請中央給廣東放權的要求。

這是習仲勳代表廣東5600萬人民的迫切希望，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的請求。約5個月前，在1978年11月中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在發言中就明確提出希望中央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吸收港澳和華僑資金，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授權廣東在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決斷處理的設想。1979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各組召集人彙報會，習仲勳在彙報中再次講道：“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開會來，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

習仲勳連著兩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授權”和“要權”以能“決斷處理”涉及經濟改革的諸多問題，其迫切的心情溢於言表。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習仲勳就立即趕回廣東，向省委常委傳達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他特別強調：“廣東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他義無反顧地說：“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後天要提。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總得變，你不提，中央也會提。拼老命我們也要幹。”

1980年八九月間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補選習仲勳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1月，中央決定習仲勳調回北京工作。

從1978年4月算起，習仲勳主政廣東的時間雖然只有兩年零八個月，但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在引領風潮的祖國南大門，他奮力開拓、勇於擔當，力爭先走一步，倡建經濟特區，以驚人的膽識和非凡的勇氣譜寫了中國改革開放交響曲的第一樂章。

海納百川，情系中華

1993年3月，習仲勳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一如既往地關心著黨和國家的事業。

1999年秋，已是86歲高齡的習仲勳在北京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慶典的各項活動，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了盛大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習仲勳是唯一一位建國伊始同時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開國元勳。

10月1日晚，習仲勳又健步走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晚會。璀璨壯美的焰火，歡騰鼓舞的祖國，眼前的一切引起了習仲勳無盡的遐思。他飽含深情地對前來問候他的中央領導同志說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這是習仲勳的殷切叮囑，也是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發自肺腑的心聲。

(夏蒙 王小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