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近日，臨埠香港旅遊界再填“新醜”，黑龍江遊客隨旅行團參加港澳游時，與人發生爭執而慘遭圍攻，命喪香港的事件轟動全國，事件的發生與旅行團強制購物有關。就在受害者屍骨未寒之際，時隔數日一個北京旅行團在香港又遭遇強制購物，被關在珠寶店數小時。頻發的惡劣事件開始影響到香港旅遊業，有內地網友立誓永遠不來香港。而十一黃金周期間，香港各區零售消費額則比去年下滑了30-40%，中心區鋪位租金紛紛大跌。

正處經濟深度調整期的本澳，由於博彩收入持續下滑，並且預計仍將有一段時間的下滑。所以旅遊業作為另一支柱產業的地位和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如何維護本澳旅遊城市的美譽，繼續打造本澳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必須從臨埠的教訓中吸取經驗。不僅從法律制度等規管方面入手，杜絕惡劣影響事件的發生，更應從全社會出發，建立社會對針對旅遊業的健康心態，並做好旅遊發展帶來利益的分配。從而為澳門旅遊持續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重塑旅遊城市健康心態

近年來，特區政府旅遊局不斷深入開展“旅遊認知計畫”、“社區旅遊發展計畫”。兩個計畫各有不同，其中“旅遊認知計畫”教導市民待客之道及介紹澳門旅遊資源，期望每個市民擔當旅遊大使，把澳門的人情味傳開去。以廣泛及有效的方式教育市民關於旅遊認知，共同提升旅遊資源質量，營造友善旅遊環境，配合特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策略目標。而“社區旅遊發展計劃”，通過與本地社團合作發展，加強旅遊產品開發。

從內容上來看，前者側重於構建良好的旅遊社會環境，提高居民在優化本澳旅遊環境，共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過程中的參與程度，從而形成旅客與居民的和諧關係。而後者則重在拓展旅遊資源，實現旅客分流，提高本澳旅遊承載力。

旅遊地作為一個地區旅遊的空間載體，提供當地發展旅遊所必需的物質自然環境和人文系統支援。如同自然系統一樣，旅遊地所提供的資源最終表現出一個極限，遊客不會無限制的呈現指數增長，並且最終趨近一個極限值。這個極限值一般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旅遊承載上限。當旅客數量臨近或超出這個限制時，尤其是以城市作為旅遊地進行分析，遊客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競爭是逐漸接近最大規模，二者之間的競爭表現的更加明顯。澳門作為一個以旅遊業為重要產業的城市，隨著近年來“自由行”等有利政策的影響，城市游居比例不斷增大。而眾多的遊客又集中在幾個重點區域。隨之而來，在社會設施及資源上，遊客越來越多的侵佔原本屬於居民的份額，由此帶來的競爭後遺症也越來越明顯，不僅市民無法享受原本的平靜生活，遊客也無法有完整的旅遊體驗。甚至於可能引發遊客與居民之間的矛盾。這並非沒有先例，以內地著名旅遊城市，三亞和昆明的游居比為例，2007年末，三亞全市人口為 53.52萬人，其中市轄區人口（同時也是全市非農人口）僅為26.84萬人，而2007年三亞市共接待入境遊客52.20萬人，遊客總數538.43萬人；昆明市全市人口為517.70萬人，市轄區人口233.43萬人，而2007年昆明市共接待入境遊客71.35萬人，遊客總數2508.31萬人，兩市遊客訪問量均達到當地人口十倍。由於游居比過高，遊客旅遊活動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遊客過多的佔用當地公共設施和對當地城市系統（無論是物質自然或是人文系統）使當地居民開始產生對遊客的抵觸情緒。甚至曾經出現影響極為惡劣的旅遊糾紛事件。對整個城市旅遊形象造成損害。

以澳門現在的游居比已經接近60，雖然也曾發生過影響較為負面的旅遊糾紛，但是真正算作居民和遊客間的矛盾卻還未爆發出來。筆者認為有如下幾大原因：第一，澳門作為中國，甚至整個亞洲最早開埠的口岸之一，較早的接觸到西方文明的開放因數，整個社會的接納度和包容性強。第二，澳門由於自身地域和資源的限制，發展旅遊業、依靠旅遊業在全社會都是有共識的，所以也更加有準備為旅遊業發展付出代價。第三，過往旅遊業的發展確實對帶活城市經濟發揮了巨大作用，普遍受益之下，民眾認為付出一些城市資源與遊客共用理所當然。第四，從本澳主要客源構成來看，內地同胞占絕大多數，彼此的文化差異等並不明顯，也極容易溝通，因此發生衝突的因素大為減少。另外，本澳較為完善的旅遊管理制度也在減少居民與遊客的矛盾衝突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不過，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從現時的旅遊市場來看，相對於龐大的遊客群體，本澳的接待能力已經是捉襟見肘。甚至曾有人提出意見，要的事關本澳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命線”——自由行，加以限制。也幸虧特區政府及主流意見清晰認識到自由行政策對本澳的重要性，只是強調審慎研究後才做出決定。否則盲目的決定，不僅是直接減少訪澳旅客量，更在外界形成本澳“不歡迎”遊客的印象，這對澳門旅遊的打擊是絕對致命的，更惶論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了。但是，我們也要清晰的認識到，遊客的增長下，遲早會出現旅客與居民社會資源爭奪突破臨界值的一天，倘若兩方的矛盾衝突變得尖銳，抑或爆發出惡性事件，影響也不是一個旅遊城市可以輕易化解的。所以，營造旅客與居民和諧關係的工作時刻不能放鬆。

其實，要實現居民與遊客和諧共處，最為簡單的一點就是要提高城市的旅遊接待能力。比如提供更多的旅遊場所、設施等，使旅客與居民各有各的空間，減少交集。但這在本澳是基本不可能實現的，畢竟澳門的城市空間有限，而且主要的旅遊景點也是存在於社區當中。所以當務之急是實現旅客的良好分流，不至於令某一區成為過分的集中地。

回到旅遊認知計畫上看，筆者認為該計畫不僅在於“教導市民待客之道及介紹澳門旅遊資源，期望每個市民擔當旅遊大使，把澳門的人情味傳開去”。更能夠在加深市民對本澳旅遊資源認識的同時，提高市民的自豪感，以及保護旅遊資源的自覺性。當市民對自己城市的文化、建築等旅遊資源感到自豪，才會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前來瞭解和欣賞。而當保護旅遊資源的自覺性提高，才能讓文化得以更好傳承、文物景點等得以歷久彌新。同時，旅客消費所帶來的消費又讓居民在旅遊發展中受惠。多方因素下，不僅“提升旅遊資源質量，營造友善旅遊環境”，居民也能在旅遊發展的過程中，不至於面對旅遊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破壞，影響居住環境。“宜遊”和“宜居”也才能在看似矛盾的發展過程中得以維持平衡。

旅遊需平衡多元利益主體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發展社區旅遊對緩和與避免居民與遊客矛盾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宜遊”和“宜居”的平衡。社區旅遊是以社區為基礎的一種旅遊發展方式,無論是在空間位置、地域範圍還是旅遊資源、活動內容，社區與旅遊區都存在著較高程度的一致，其基本特徵就是“旅遊與社區的結合”。在西方社會，“社區”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其發生與發展由來已久，但關注社區與旅遊的關係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社區與旅遊並不是簡單的疊加關係，二者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從縱向比較來看，社區旅遊經歷了從“產品”到“產業”、再到“理念”的轉變，經歷了從關注 “旅遊者經歷”到關注“社區居民經歷”的轉變，這兩個轉變反映了社區旅遊的發展趨勢正朝著理性的、人文的方向邁進。從橫向比較來看，由於方法論和研究視角的差別，研究者對社區旅遊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社區發展論者積極宣導社區旅遊的發展；社區影響論者則以一種謹慎的態度來衡量社區旅遊的影響；社區旅遊參與論者主張社區居民的公平參與和公平分配；社區資源保護論者則慎重對待旅遊開發。筆者認為，社區旅遊應該始終以社區為出發點，通過科學的、健康的旅遊發展，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尊重社區居民的參與和經歷，降低旅遊對社區的負面影響。而非以犧牲社區利益換取旅遊發展。

研究認為，社區旅遊的發展涉及多個相關利益主體，社區旅遊活動的實現，不僅需要相關利益主體貢獻專用性資源，而且需要他們的參與和合作，它們之間形成了複雜的利益關係。在社區旅遊發展實踐中，有些社區由於未能協調好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關係，而導致了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衝突，造成了社區的環境污染、經濟秩序混亂、文化傳統扭曲等一系列問題。例如，印度海岸旅遊地Goa，因當地居民不滿旅遊者大量湧入而造成諸多不便，由工人、學生、軍人自發組成的組織向旅客散發敵意傳單，並演變成向政府施加壓力反對旅遊發展的消極行動。再如，我國的桂林龍脊平安寨，社區居民因為不滿旅遊利益分配不公，在2002年和2004年的“五一”黃金周，先後兩次趕走景區收取門票的值班人員，造成了景區經營的混亂。國內外的諸多案例說明，能否協調好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問題是關乎社區旅遊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社區旅遊的參與利益主體主要包括：負責旅遊資源管護的的政府部門、參與開發的團體或企業等。社區的部分人文旅遊資源，例如祠堂、民俗、節慶等，是社區居民集體智慧的產物，還有部分旅遊資源，例如傳統民居建築，屬於居民私人所有。因此，居民作為有形的或無形的人文旅遊資源的主體，是社區旅遊重要的相關利益主體。遊客是社區旅遊產品價值鏈中利潤來源環節，因而也是是重要的相關利益主體。社區旅遊的其它相關利益主體，它們處於動態變化中，例如組團旅行社、專家團體等等。組團旅行社是社區旅遊產品銷售的主要通道，是開發公司與遊客溝通的橋樑，其提供的服務增加了社區旅遊產品的附加值，因此，它們也成為社區旅遊的相關利益主體。當旅遊規劃專家受聘於地方政府對社區旅遊發展進行規劃時，他們也就成了社區旅遊的相關利益主體。社區旅遊活動的順利完成需要相關利益主體的廣泛參與和合作。他們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路式的利益關係體系。從長期來看，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即都要從社區旅遊活動中獲得一定的利益滿足。但是在短期內，不同利益主體關注的利益焦點不同，獲得收益分配權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不等，相互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

當然，本澳由於情況特殊，發展社區旅遊參與的利益主體未必會有如此複雜。其主要利益訴求包括：政府部門希望社區內的旅遊資源得以有效開發和利用，以便實現旅客的分流，保持旅遊業對整體經濟的拉動力；社區內商業團體和商戶則希望實現營商環境的優化，在遊客增多的同時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區域內的市民則既希望在社區旅遊發展的過程中受惠，有不願意自己的生活環境遭到破壞，而持有某些旅遊資源的團體或個人則會待價而沽，提出更高的利益訴求；遊客則不僅希望有完善的旅遊設施配套，更希望能夠真正感受到社區原有的獨特魅力。至於旅行社等則更願意看到社區內各種資源能夠方便其進行旅行路線的安排。

這其中不僅有積極的社區旅遊發展論者，也有影響論者。雖然大家都有共同的希望，就是發展好本澳的社區旅遊。但是從實際的利益訴求中，也存在不少的衝突。其中最大的衝突還在於社區居住功能與旅遊功能的平衡上。因此，社區旅遊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構建利益平衡機制。

關於社區旅遊發展的其他對策

綜觀近兩年本澳旅遊發展的概況，可以預計的是未來一段時間，開發社區旅遊仍將是詳單重要的工作。因此，在平衡社區旅遊各利益主體訴求之外。綜合國內外研究經驗，社區旅遊的發展直至取得成功，還必須遵循諸多原則。其中既有旅遊的基本原則，亦有與社區密切相關的社區參與等。

首先，與普通旅遊一樣，社區旅遊必須樹立鮮明旅遊形象。社區的旅遊形象是旅遊者在遊覽過程中,通過各種感觀接受資訊而形成的總體印象。隨著旅遊市場競爭的加劇,旅遊形象個性特徵已成為旅遊競爭中的一個重要籌碼。有些社區的旅遊形象個性很強,如北京的華夏文化中心形象、西安的古都形象、上海的現代經濟中心形象、桂林的岩溶地貌山水風光形象等。個性特徵很強的旅遊社區在旅遊開發中應服務於其個性發展並強化其形象。個性特徵不強的旅遊社區則應創設出具有個性且符合社區實際的旅遊形象。

其二，注重挖掘文化內涵。現代旅遊注重文化的內涵,文化是旅遊業的支撐點。挖掘文化內涵,有利於提高旅遊品位,培養遊客的審美情趣,從而達到提高旅遊品質的目的。首先,社區進行旅遊開發時,要初步搞清楚社區內有哪些文化群體、其文化所具有的內容特徵和意義、哪些文化觀念和文化現象可能保存下來、需要保持多少來自社區自身並得到普遍認同的文化價值。旅遊資源是旅遊業發展的依託,只有摸清自身的資源及優勢,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開發利用。其次,要確定社區文化主題及產品開發方向。以城市為例,發展城市社區旅遊,不在山水等自然景觀,而在乎一種有地域特色的富含傳統文化的生活氛圍。許多歐美旅遊者非常喜歡“做一天北京人”這種更貼近百姓生活的旅遊方式。乘坐老北京傳統的交通工具三輪車,看胡同中傳統的生活方式,走進普通居民住宅參觀四合院,瞭解人民的生活習俗,體味其中的文化氣息。所以社區旅遊應採取情感戰略,從文化源於生活這一角度出發進行主題定位,有益於提高旅遊品位，培養旅遊者的心理歸屬感。

其三，社區旅遊產品設計應堅持以人為本。社區旅遊是人文主義思想在旅遊業中的體現,社區以人的活動為中心,人的活動構成了社區的主要旅遊資源。所以在社區旅遊產品開發中始終要從當地居民和旅遊者兩方面的需求進行綜合考慮,協調好兩者關係以取得雙贏的結果。

最為重要的是，社區旅遊發展必須強調當地社區居民參與。在旅遊可持續發展這個宏觀系統中,社區參與旅遊發展和規劃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機制,是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識在旅遊發展和規劃中的體現,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創造一個保證居民參與的諮詢機制,充分反映居民的目標和社情民意。例如成立當地各階層參加的旅遊行業組織,其功能定位在上傳下達、溝通協調等方面。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旅遊發展決策諮詢、旅遊發展具體思路諮詢、旅遊發展引發影響問題的諮詢。二是，創造居民參與利益分享的機制,其根本點在於使居民成為旅遊發展積極影響的受益者,而非消極影響的受害者,發揮其積極主動性。

另外，社區旅遊的發展還必須有完善的市政配套，並協調旅遊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關係。以實現社區旅遊的永續發展，以及居住功能不受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