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至2004年2月,我在馬來西亞當大使。
馬來西亞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常駐新加坡期間,我曾多次往訪。檳城、雲頂、馬六甲、刁曼島都去過,柔佛巴魯更是近在咫尺,有時週末還過去買菜。
沒有正式遞交國書就開始了大使生涯
1997年離開新加坡回北京後,我便出任外交部亞洲司負責東南亞事務的副司長,前後多次隨領導人訪問馬來西亞。在北京也參與接待過馬最高元首和馬哈蒂爾總理來訪。在多邊場合,中馬兩國領導人經常舉行雙邊會晤,我們便有機會隨團工作。那幾年,東南亞發生了金融危機,馬來西亞又是重災區,馬哈蒂爾總理十分重視中國的作用。中馬兩國協調立場,著力推進多領域的互利合作,兩國關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勢頭。
我是2001年6月在華盛頓接到任命通知的。此前,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喬治城大學做訪問學者,重點研究美國的東南亞政策。接到通知後,我便匆匆收拾行囊,打道回府,做赴任准備。
就在我赴任前,美國發生了9.11事件,世界政治版圖隨之改變,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一些東南亞國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於9月19日從北京直飛馬來西亞首都吉隆玻,抵達時已是傍晚時分。我隨即接受了當地媒體的采訪,強調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一定在任內全力以赴,為促進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做出貢獻。
中國駐馬來西亞使館坐落在吉隆坡市繁華的安邦路上,離著名的雙峰塔僅幾分鐘車程。我們的鄰居有好幾家大使館,包括泰國、英國和美國等。
中馬兩國於1974年正武建交,我是中國派駐馬來西亞的第九任大使。使館院子面積較大,有三萬多平米,辦公樓外觀尚可,但樓宇設施已經陳舊,辦公條件也比較落後。
由於馬來西亞時任最高元首在新加坡養病,我和其他幾個國家的新到任大使只好耐心等待。不過,馬來西亞外交部很快安排我向其禮賓司司長遞交了國書副本,這就意味著我可以開始進行一些禮節性的拜會活動了。
此時離我國國慶招待會的日子越來越近。經與馬來西亞外交部商量,我館的招待會仍以代辦名義發邀請,但活動進行到一半時,新大使可以到場與各方嘉賓見面。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馬方辦事的“靈活性”。這是一種典型的馬來文化,凡事商量著辦,讓雙方都能感受到舒適度。引申一點說,中馬建交幾十年來,兩國關系總體在平穩中前進,沒有遭遇過大起大落,這應該是與雙方打交道的方式密切相關的。良好的溝通是最重要的相處之道,人與人之間如此,國與國之間也是這樣。這是我就任駐馬大使後的第一點感受。
遞交國書後開始了密集的拜會活動
過了幾周,馬方決定由來自丁加奴州的代理最高元首端古.米詹出面接受國書,地點在皇宮。馬來西亞官方派禮賓車到使館迎接,要求我和隨行人員著燕尾服提前一小時到場,先進行彩排,包括前行、後退多少步和呈遞國書的動作等。值得肯定的是,馬方要求先書面交換我的頌辭和最高元首的答辭,這樣就使現場的活動輕松了許多,氣氛更加親切友好。
那次同我一起遞交國書的有瑞典、西班牙、美國新任駐馬大使。此後幾年,我們幾位在參加使團活動時也經常被安排在一起,成了很好的朋友。
遞交國書後,我便開始了密集的正式拜會活動。我首先拜會了馬外交部長和其他多個部門的內閣部長或副部長。各方對我的到任表示歡迎,介紹了對華合作的具體設想,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期待。一圈拜會下來,我感到中馬兩國關系的基礎很紮實,可推進的合作領域很廣泛,兩國正迎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除內閣部長外,我還見到了時任副總理巴達維。我在擔任亞洲司副司長時接待的第一位到訪外長便是巴達維先生。記得當時他們夫婦二人從韓國飛抵上海,我奉示專程到上海接機。此後在雙邊交往場合每次見面他都稱我為老熟人。此次對我出任駐馬大使,他表示歡迎,指示馬外交部對我的工作給予充分支援。
時任國防部長納吉布先生對華也比較瞭解,其父敦拉薩總理於1974年毅然決定同中國建立正武外交關系,開啟了東盟國家同中國建交的先河。納吉布本人曾以國防部長、教育部長的身份多次訪華,同我國教育部、國防部分別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對我的拜會及之後中國軍方代表團的到訪,他都給予了充分禮遇。每年開齋節他都邀請我出席他的家宴。
若干年後,巴達維和納吉布分別當上了馬來西亞第五、第六任總理,但在見到我時仍以“閣下”相稱,並親切地稱我為馬來西亞的老朋友。
當大使功夫在平時,出彩則在關鍵時刻
中馬兩國政黨、議會交流很熱絡。馬來西亞有個執政聯盟即國民陣線,其中最大政黨是以馬來民族為主體的巫統,其次是以華人為主體的馬華公會和民政黨,此外還有以印度人為主體的國大黨等。上述政黨同中共都有正常交流。巫統每年一次的黨代會都邀請中共派代表出席。作為大使,我並非代表團成員,但可與外交使團一起旁聽大會的開、閉幕式。至於其他幾個執政黨,我們也利用拜年和出席相關活動等機會,盡量保持經常聯系。
馬來西亞議會分上、下兩院,它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我們經常聯絡的對象。我在吉隆坡那幾年,上院主席是華裔政治家丹斯裏鄭永森先生。他是馬華元老,曾受敦拉薩委託帶信給周恩來總理,表達馬方欲建交的意願。他也是我到任後第一位前來使館出席晚宴的嘉賓。當時的下議院議長為紮希爾先生,他為人謙和,對華非常友善。有一次,我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到訪,希望拜會馬哈蒂爾總理。我直接向兩位議長提出,會見時,兩位議長均陪同出席,這是對我工作的很大支持。
我平常見到馬哈蒂爾總理的機會也比較多。一是因為中國高級代表團來訪較頻繁,他都盡可能接見;二是使館舉辦的很多節慶活動他都前來參加。更多的場合則是外國高級代表團到訪的時候。馬方的禮賓習慣,是凡有外國領導人到訪,各國外交使節全體出席歡迎儀式,部分國家的大使還應邀出席歡迎晚宴,每次有十幾位。而中國大使出席此類晚宴的頻率相對較高。我猜可能是我國同各國的關系總體都不錯,當然更是因為中馬關系良好、中國國際地位重要所致。在國宴開始前,馬方是要一一唱名的。每次見到馬哈蒂爾總理夫婦笑容可掬地同來賓一一握手致意,我都從心底對這對老人充滿敬意。
我在馬來西亞當大使前後兩年多時間,我認為辦得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胡錦濤副主席(時任,一年之後出任中國國家主席)2002年4月訪馬,二是巴達維副總理(時任,一個多月後成為馬來西亞第五任總理)2003年9月訪華。兩次訪問都非常成功,為未來雙邊關系的穩定推進創造了條件。作為大使,我全程陪同了兩位元領導人互訪,並就活動的策劃等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議,得到國內采納。由此,我感到,當大使功夫在平時,出彩則在關鍵時刻.
由於中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和影響,也由於中馬關系的重要性,中國大使在外交使團中廣受關注。無論是西方國家、非洲國家、中東地區國家還是東盟成員,都同我們有廣泛接觸。有時是探討一些問題,有的純屬社交活動,以期增進瞭解和加深友誼。我有時也組織一些如10+1(東盟加中國)、10+3(東盟加中曰韓)範圍的活動,深受大家歡迎。那些年在吉隆玻認識的多國使節,有的後來在其他場合還碰到過,有的至今仍保持一定的聯系。
華人已深深地融入當地社會
華人作為馬來西亞大家庭的一員,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為當地的建設和發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時至今日,華人在當地的融人度己相當深。馬來西亞華人有自己的政黨,包括執政黨和反對黨。馬內閣部長和副部長中都有華人代表。馬來西亞華文中小學教育已非常成體系,應該是東南亞國家中最為紮實的。華文報刊十分發達,幾家全國性的中文報紙在當地影響很大。華人在經濟領域也比較成功,份量遠超其他族群。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馬來西亞政府對華人與中國大使館的交往早已視為正常。同在新加坡一樣,我在這裏結識了多位德高望重的老華僑。
林蒼佑老先生出生在檳城,上世紀四十年代到重慶參加抗日愛國活動,曾擔任過陳誠將軍的英文秘書。抗戰勝利後回到馬來西亞,親自創立了馬來西亞華人政黨民政黨。他在檳城擔任首席部長長達21年之久,其間成功帶領當地民眾實現經濟轉型,受到人們由衷的愛戴。我見到林老時他已80多歲,但精神抖擻,談鋒甚健,儒雅中透著一股豪氣,領袖風采依舊。
任雨農先生是著名的華人教育家、書法家,祖籍湖南,年輕時隻身到南洋闖蕩。他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創作,其書法獨樹一幟,深受當地華人喜愛。他晚年十分眷戀祖籍國,常以詩詞表達懷念之情。任老從九十二歲起,每年給我寫一副春聯,直到九十八歲。任老是我在世界各地結識的華人朋友中最為年長的一位。他於2009年底在檳城謝世,享年九十九歲。
做了一件有遠見的事
在使館內部建設方面,我在任內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將領事部搬出使館。鑒於中馬關系發展迅速,人員交流規模不斷上升,使館領事部房子太小,又面向大街,大量辦証人員的摩托車差不多把使館大門都堵上了。在征詢國內同意後,我們很快在離使館不遠的地方租下一個大廳,並且雇傭了八位當地員工負責接案,徹底改變了辦公條件,備受各界稱贊。二是加高了圍牆護欄,改造了辦公大樓的電纜設備,雇傭了24小時值班保安,初步解決了十分緊迫的安全隱患問題。
三是適度改造了使館本部的對外活動場所。使館的對外活動場所年久失修,為此,我找到馬來西亞最有名的華人設計師幫忙設計,用幾個月的時間進行了改造。四是租用了一個大使官邸。我在大使任上時,中馬建交已近三十年,我前面的八任大使都住在辦公樓內,顯然這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工作的需要。我到任後,花了一年多時間,總算找到了一處合適的院落,且租金也在國內規定範圍之內。我就下決心將它租了下來。經過一番裝飾之後,正式對外啟用.程永華大使接任後,又將該院子買了下來,成了寶貴的國有資產。回過頭去看,租用上述官邸,大概是我任內所做的最有遠見的一個決定。
時光匆匆,轉眼間,我離開駐馬來西亞大使崗位已有11年了。這11年間,中馬關系繼續發展良好,我同馬來西亞的各界朋友也保持著一定聯系,對這個國家和人民仍懷有美好的感情.展望未來,我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馬友好交往與合作之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胡正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