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至2004年2月，我在馬來西亞當大使。

馬來西亞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常駐新加坡期間，我曾多次往訪。檳城、雲頂、馬六甲、刁曼島都去過，柔佛巴魯更是近在咫尺，有時週末還過去買菜。

沒有正式遞交國書就開始了大使生涯

1997年離開新加坡回北京後，我便出任外交部亞洲司負責東南亞事務的副司長，前後多次隨領導人訪問馬來西亞。在北京也參與接待過馬最高元首和馬哈蒂爾總理來訪。在多邊場合，中馬兩國領導人經常舉行雙邊會晤，我們便有機會隨團工作。那幾年，東南亞發生了金融危機，馬來西亞又是重災區，馬哈蒂爾總理十分重視中國的作用。中馬兩國協調立場，著力推進多領域的互利合作，兩國關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勢頭。

我是2001年6月在華盛頓接到任命通知的。此前，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喬治城大學做訪問學者，重點研究美國的東南亞政策。接到通知後，我便匆匆收拾行囊，打道回府，做赴任准備。

就在我赴任前，美國發生了9.11事件，世界政治版圖隨之改變，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一些東南亞國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於9月19日從北京直飛馬來西亞首都吉隆玻，抵達時已是傍晚時分。我隨即接受了當地媒體的采訪，強調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一定在任內全力以赴，為促進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做出貢獻。

中國駐馬來西亞使館坐落在吉隆坡市繁華的安邦路上，離著名的雙峰塔僅幾分鐘車程。我們的鄰居有好幾家大使館，包括泰國、英國和美國等。

中馬兩國於1974年正武建交，我是中國派駐馬來西亞的第九任大使。使館院子面積較大，有三萬多平米，辦公樓外觀尚可，但樓宇設施已經陳舊，辦公條件也比較落後。

由於馬來西亞時任最高元首在新加坡養病，我和其他幾個國家的新到任大使只好耐心等待。不過，馬來西亞外交部很快安排我向其禮賓司司長遞交了國書副本，這就意味著我可以開始進行一些禮節性的拜會活動了。

此時離我國國慶招待會的日子越來越近。經與馬來西亞外交部商量，我館的招待會仍以代辦名義發邀請，但活動進行到一半時，新大使可以到場與各方嘉賓見面。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馬方辦事的“靈活性”。這是一種典型的馬來文化，凡事商量著辦，讓雙方都能感受到舒適度。引申一點說，中馬建交幾十年來，兩國關系總體在平穩中前進，沒有遭遇過大起大落，這應該是與雙方打交道的方式密切相關的。良好的溝通是最重要的相處之道，人與人之間如此，國與國之間也是這樣。這是我就任駐馬大使後的第一點感受。

遞交國書後開始了密集的拜會活動

過了幾周，馬方決定由來自丁加奴州的代理最高元首端古.米詹出面接受國書，地點在皇宮。馬來西亞官方派禮賓車到使館迎接，要求我和隨行人員著燕尾服提前一小時到場，先進行彩排，包括前行、後退多少步和呈遞國書的動作等。值得肯定的是，馬方要求先書面交換我的頌辭和最高元首的答辭，這樣就使現場的活動輕松了許多，氣氛更加親切友好。

那次同我一起遞交國書的有瑞典、西班牙、美國新任駐馬大使。此後幾年，我們幾位在參加使團活動時也經常被安排在一起，成了很好的朋友。

遞交國書後，我便開始了密集的正式拜會活動。我首先拜會了馬外交部長和其他多個部門的內閣部長或副部長。各方對我的到任表示歡迎，介紹了對華合作的具體設想，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期待。一圈拜會下來，我感到中馬兩國關系的基礎很紮實，可推進的合作領域很廣泛，兩國正迎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除內閣部長外，我還見到了時任副總理巴達維。我在擔任亞洲司副司長時接待的第一位到訪外長便是巴達維先生。記得當時他們夫婦二人從韓國飛抵上海，我奉示專程到上海接機。此後在雙邊交往場合每次見面他都稱我為老熟人。此次對我出任駐馬大使，他表示歡迎，指示馬外交部對我的工作給予充分支援。

時任國防部長納吉布先生對華也比較瞭解，其父敦拉薩總理於1974年毅然決定同中國建立正武外交關系，開啟了東盟國家同中國建交的先河。納吉布本人曾以國防部長、教育部長的身份多次訪華，同我國教育部、國防部分別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對我的拜會及之後中國軍方代表團的到訪，他都給予了充分禮遇。每年開齋節他都邀請我出席他的家宴。

若干年後，巴達維和納吉布分別當上了馬來西亞第五、第六任總理，但在見到我時仍以“閣下”相稱，並親切地稱我為馬來西亞的老朋友。

當大使功夫在平時，出彩則在關鍵時刻

中馬兩國政黨、議會交流很熱絡。馬來西亞有個執政聯盟即國民陣線，其中最大政黨是以馬來民族為主體的巫統，其次是以華人為主體的馬華公會和民政黨，此外還有以印度人為主體的國大黨等。上述政黨同中共都有正常交流。巫統每年一次的黨代會都邀請中共派代表出席。作為大使，我並非代表團成員，但可與外交使團一起旁聽大會的開、閉幕式。至於其他幾個執政黨，我們也利用拜年和出席相關活動等機會，盡量保持經常聯系。

馬來西亞議會分上、下兩院，它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我們經常聯絡的對象。我在吉隆坡那幾年，上院主席是華裔政治家丹斯裏鄭永森先生。他是馬華元老，曾受敦拉薩委託帶信給周恩來總理，表達馬方欲建交的意願。他也是我到任後第一位前來使館出席晚宴的嘉賓。當時的下議院議長為紮希爾先生，他為人謙和，對華非常友善。有一次，我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到訪，希望拜會馬哈蒂爾總理。我直接向兩位議長提出，會見時，兩位議長均陪同出席，這是對我工作的很大支持。

我平常見到馬哈蒂爾總理的機會也比較多。一是因為中國高級代表團來訪較頻繁，他都盡可能接見；二是使館舉辦的很多節慶活動他都前來參加。更多的場合則是外國高級代表團到訪的時候。馬方的禮賓習慣，是凡有外國領導人到訪，各國外交使節全體出席歡迎儀式，部分國家的大使還應邀出席歡迎晚宴，每次有十幾位。而中國大使出席此類晚宴的頻率相對較高。我猜可能是我國同各國的關系總體都不錯，當然更是因為中馬關系良好、中國國際地位重要所致。在國宴開始前，馬方是要一一唱名的。每次見到馬哈蒂爾總理夫婦笑容可掬地同來賓一一握手致意，我都從心底對這對老人充滿敬意。

我在馬來西亞當大使前後兩年多時間，我認為辦得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胡錦濤副主席(時任，一年之後出任中國國家主席)2002年4月訪馬，二是巴達維副總理(時任，一個多月後成為馬來西亞第五任總理)2003年9月訪華。兩次訪問都非常成功，為未來雙邊關系的穩定推進創造了條件。作為大使，我全程陪同了兩位元領導人互訪，並就活動的策劃等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議，得到國內采納。由此，我感到，當大使功夫在平時，出彩則在關鍵時刻.

由於中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和影響，也由於中馬關系的重要性，中國大使在外交使團中廣受關注。無論是西方國家、非洲國家、中東地區國家還是東盟成員，都同我們有廣泛接觸。有時是探討一些問題，有的純屬社交活動，以期增進瞭解和加深友誼。我有時也組織一些如10+1(東盟加中國)、10+3(東盟加中曰韓)範圍的活動，深受大家歡迎。那些年在吉隆玻認識的多國使節，有的後來在其他場合還碰到過，有的至今仍保持一定的聯系。

華人已深深地融入當地社會

華人作為馬來西亞大家庭的一員，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為當地的建設和發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時至今日，華人在當地的融人度己相當深。馬來西亞華人有自己的政黨，包括執政黨和反對黨。馬內閣部長和副部長中都有華人代表。馬來西亞華文中小學教育已非常成體系，應該是東南亞國家中最為紮實的。華文報刊十分發達，幾家全國性的中文報紙在當地影響很大。華人在經濟領域也比較成功，份量遠超其他族群。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馬來西亞政府對華人與中國大使館的交往早已視為正常。同在新加坡一樣，我在這裏結識了多位德高望重的老華僑。

林蒼佑老先生出生在檳城，上世紀四十年代到重慶參加抗日愛國活動，曾擔任過陳誠將軍的英文秘書。抗戰勝利後回到馬來西亞，親自創立了馬來西亞華人政黨民政黨。他在檳城擔任首席部長長達21年之久，其間成功帶領當地民眾實現經濟轉型，受到人們由衷的愛戴。我見到林老時他已80多歲，但精神抖擻，談鋒甚健，儒雅中透著一股豪氣，領袖風采依舊。

任雨農先生是著名的華人教育家、書法家，祖籍湖南，年輕時隻身到南洋闖蕩。他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創作，其書法獨樹一幟，深受當地華人喜愛。他晚年十分眷戀祖籍國，常以詩詞表達懷念之情。任老從九十二歲起，每年給我寫一副春聯，直到九十八歲。任老是我在世界各地結識的華人朋友中最為年長的一位。他於2009年底在檳城謝世，享年九十九歲。

做了一件有遠見的事

在使館內部建設方面，我在任內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將領事部搬出使館。鑒於中馬關系發展迅速，人員交流規模不斷上升，使館領事部房子太小，又面向大街，大量辦証人員的摩托車差不多把使館大門都堵上了。在征詢國內同意後，我們很快在離使館不遠的地方租下一個大廳，並且雇傭了八位當地員工負責接案，徹底改變了辦公條件，備受各界稱贊。二是加高了圍牆護欄，改造了辦公大樓的電纜設備，雇傭了24小時值班保安，初步解決了十分緊迫的安全隱患問題。

三是適度改造了使館本部的對外活動場所。使館的對外活動場所年久失修，為此，我找到馬來西亞最有名的華人設計師幫忙設計，用幾個月的時間進行了改造。四是租用了一個大使官邸。我在大使任上時，中馬建交已近三十年，我前面的八任大使都住在辦公樓內，顯然這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工作的需要。我到任後，花了一年多時間，總算找到了一處合適的院落，且租金也在國內規定範圍之內。我就下決心將它租了下來。經過一番裝飾之後，正式對外啟用.程永華大使接任後，又將該院子買了下來，成了寶貴的國有資產。回過頭去看，租用上述官邸，大概是我任內所做的最有遠見的一個決定。

時光匆匆，轉眼間，我離開駐馬來西亞大使崗位已有11年了。這11年間，中馬關系繼續發展良好，我同馬來西亞的各界朋友也保持著一定聯系，對這個國家和人民仍懷有美好的感情.展望未來，我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馬友好交往與合作之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胡正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