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93～1997年在中國駐新加坡使館工作。新加坡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國家，1965年自馬來西亞聯邦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我在任時，其國家人口才300多萬，面積只有600多平方公里。經過獨立後近三十的勵精圖治，新加坡成為當時亞洲“四小龍”之一，其成功模式為世界所承認，名望也如日中天。

建交晚、發展快的中新關系

中新建交很晚。在東南亞十國當中，新加坡是第九個同中國建交的，時間是1990年10月3日。

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華人約占總人口的75%左右。而在當年的冷戰背景下，種族問題一直十分敏感。李光耀強調，新加坡位於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大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之間，是夾縫中求生存的處境。因此，新中建交必須放在中印尼複交之後。這當然情有可原，但在我看來，新加坡遲遲未同中國建交，恐怕也有其內政和如何處理台灣海峽兩岸關系方面的考慮。此系個人見解，不足為憑。

中新建交雖晚，但兩國來往卻早已有之。早在1976年，李光耀總理就曾應邀訪華。他是毛澤東主席晚年接見的少數幾位外國領導人之一。此後，鄧小平副總理於1978年應邀訪新。兩國領導人互訪日趨頻繁。兩國還於1985年開通航線，一些領域的合作也逐步跟進。作為非建交國，雙方能做出上述特殊安排絕非偶然，充分表明了雙方的積極務實態度，也為中新建交之後的大規模交往與合作做好了前期鋪墊和准備。

開放初期的中國從新加坡借鑒了很多做法

我在新工作期間，正逢兩國交往的蜜月期。高層往來十分頻繁，使館每年至少要接待一到兩次高層領導的來訪。至於省部級代表團，則幾乎每天都有.這麼多團組中，有的只是單純的交流考察，有的則旨在探討實質性合作。其中最大的項目是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中方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新方吳作棟總理親赴江蘇考察，李光耀資政一直予以具體關注和指導。那幾年，江蘇省和蘇州市代表團不知來了多少趟，各級領導都很有實幹精神，我們使館的同志也花了大量的時間陪同，為了這個國家級的大型合作項目，大家都無怨無悔地忙碌著。

當時國內正處於改革開放探索的關鍵階段，新加坡的很多做法都會引起我國領導人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尤其是公務員培訓、住房公積金制度、環境保護和新媒體管理等。今天回過頭來看，仍覺得很有意義。

同新加坡交往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方便。在接待中國代表團時，一開始新方用英語介紹，後來變成英、漢雙語，再後來就是純漢語介紹。新方做法務實高效，事先就針對中方可能提出的問題做了充足准備，基本是有問必答，沒有答案的也會如實相告。對我們這些使館工作人員來說，陪同考察也成了增進對這個國家全面瞭解的有效途徑，這是在其他國家工作不具備的有利條件。因此，我們把接待大型代表團當作“練兵”，把陪同專業團組考察當作“學習”。

新加坡無論政府和社團，舉辦大型活動的能力都特別強。我剛到使館不久，便出席了一個晉江會館的活動。三千人的規模，席開數百，李光耀資政等高級官員應邀出席。從停車、迎賓、入席、上菜、講話到散場，整個活動井然流暢、自然協調。我問朋友，為何能做到差不多同時上菜，告曰分桌包給不同酒家，一個領班加十幾個服務員就可搞定一片。這同當年我們的辦事理念相去甚遠。在新參加各種活動多了，才明白事情還有不一樣的做法.理念不同，效率和成本也完全不同。

具有東南亞特色的社團文化

同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社團文化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那些年，新加坡宗鄉總會每逢春節都在新加坡河出海口處舉辦一場“春到河畔”迎新年晚會，邀請中國不同省市派文藝團組前來演出。

新加坡各大社團有時也聯合舉辦一些公益活動。比如有一次中華總商會等機構共同發起了為孫中山從事過革命活動的“晚晴園”修葺進行籌款的活動。那場活動的晚宴，氣氛輕松、活躍，籌款收獲頗豐。其中有一個環節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有一位內閣部長歌喉甚好，現場獻唱，  “開價”50萬新元(250萬人民幣)才多唱一首。結果真的有人響應，慷慨解囊。很多年後，當我踏進“晚晴園”參觀時，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春節是華人最大的節日。新加坡華人保留了很多傳統節慶習俗。每年春節前一周，素有“唐人街”之稱的牛車水就開始人頭攢動，大家都開著車來置辦年貨。當地華人喜歡一種來自廣東的銀柳枝條，插在瓶裏可擺放多日。柑橘象徵大吉大利，家家必備，見面必送。禮籃文化在此盛行，使館也收到不少，我們便作為年貨分發給各家各戶。有的當地朋友還邀請我們到家裏去吃年夜飯，和我們一起度過思念親人的時光。

見証頻繁的中新文化交流

中新文化交流十分頻繁。我就是在新加坡首次觀看到中國中央芭蕾舞團的《紅色娘子軍》，北京人藝的《茶館》、  《天下第一樓》等經典劇目的。當時人藝的一批老演員還在，那種爐火純青的表演今天很難見到了.

也是在新加坡工作期間，我有幸見到了金庸、啟功等文化巨人。金庸先生當時應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邀請，前來出席相關活動，宴會時剛好坐我旁邊。他講話不多，但因我們同是浙江人，鄉音成了最好的溝通語言。他問及外交官生活、工作情況並要我轉達對大使的問候。那次見面，激發我一口氣讀完了他的十幾部小說。

啟功先生到訪，新加坡文化界隆重接待。潘受、劉抗等老朋友都出面安排或出席相關活動。他們既是詩友，也是畫友和書友，更是心心相印、真心關心中國命運的老一代文化大家。他們之間的交流看上去雲淡風輕，實質上飽含深意。他們之間的話題從未離開過國家振興和民族大義。我想，中國的發展和強大對飽經風霜的他們來說當是最大的安慰。

在新加坡接待大科學家錢偉長

在新加坡，我還兩次接待過錢偉長先生。錢老那時已經八十多歲，但精神尚好，博學、儒雅、親和。他既是大科學家，也是大教育家。他來新加坡，一次是率政協代表團出訪中東國家，回程途經新加坡。他和全團同志的訪問十分勞累，在利比亞，為見卡紮菲，竟然驅車在沙漠裏來回折騰了上千公里。他對我說，一路上他告訴大家到了新加坡就好了，就像回到家裏一樣，那裏的中餐水準很高，使館接待能力強，可以好好休整。盡管旅途十分勞累，錢老還是應約接受了新加坡《聯合早報》林仁君總編的專訪.談科技、談教育、談兩岸關系和大陸的改革開放。

錢老第二次來新是應新加坡國立大學邀請做學術報告。我到機場迎接他們夫婦二人。他顯然沒有忘記我，說上次出訪中東回家後大病一場，現在已完全康復，做報告沒有問題，等等。由於比較熟了，我在陪車途中問了他一些問題。錢老精神大好，侃侃而談。他說美國最早搞導彈的一批人中，好幾位是華裔，他本人是其中之一。當時覺得幹了半天都是為別人在幹，於是到了1946年，他就找了個理由回到北京，不再返美。新中國成立後，他有了用武之地，那是最開心的一段時光。我問他當了多少年“右派”，他屈指算來說大約十四五年。我問他有無後悔回國，他說從來沒有。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我知道周恩來總理瞭解我”，  “四人幫”不讓我搞尖端科技，我就搞基礎工程，一口氣成立了幾十家基礎科研機構，現在都派上用場了。錢老對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非常高興。他說他同費老(費孝通)一起去美國考察，兩個人相約去超市轉轉，看有沒有哪一家沒賣中國貨，結果真的沒有找到。由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中美關系壞不到哪里去，因為雙方經濟聯系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錢老身上，我看到的是老一代知識分子那種立志報效祖國、改變中國命運的崇高情懷和歷史擔當。他們是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樑，值得我們永遠尊敬。

廣交各方朋友

那些年，我們同新加坡各類民間機構的各方人士打交道也很多，與有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印象較深的有中華總商會的馮仲漢先生。他長期從事孫中山南洋革命活動的歷史研究，早年當過記者，文筆很好。為恢復“晚晴園”革命遺址及徵集史料付出過很多辛勞，其敬業精神和工作熱情令人欽佩。

新成立起來的新中友協首任會長謝鏞先生積極致力於兩國民間友好交往。友協成立那天我作為臨時代辦到場致貿。謝鏞先生雖年長我很多，但並不影響我們成為好朋友。我回北京之後，還同他保持聯系。記得有一次他請我到太廟觀看張藝謀導演的歌劇《圖蘭朵》，中間因天公不作美，我們回到北京飯店一起喝了一瓶他最喜愛的黑方威士卡。

現任新中友協會長潘國駒教授也是當時認識的好朋友。他在紐約時曾同楊振甯博士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他自己創建.工一個科學出版社，我們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共同為促進中新民間友好關系出謀劃策。

當年新加坡宗鄉總會的會長蔡錦淞先生也是使館的老朋友，去年他來澳門時我們還見了面。

新加坡書法家協會會長陳聲桂先生，終身致力推廣中華文化和書法藝術。他招收的學生當中，不乏印度裔、馬來裔的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等，新加坡前總統納丹先生也是其中之一。聲桂先生是新國寶級書法家潘受先生的高足，多年來一直為推介潘受的詩詞和書法作品不遺餘力。我後來去新加坡訪問還專程去了書協所在地，牆上的展示充分顯示出該協會同中國內地及港、澳、台書法家交往的密切。書協大門上由潘受書寫的“愛我中華”四個大字尤為醒目，令人感慨!

在新聞界，我們當然要同各種語言的媒體和機構都打交道，廣交朋友。但同《聯合早報》的朋友來往更多，同當時的總經理周景銳、總編林仁君和副總編林煥章都成了多年的朋友。他們共同致力於對中國情況和中新關系的報道。寫了很多有深度的文章。

《聯合早報》是我們瞭解認識新加坡的每天必讀刊物之一。

新加坡的同行和我的同事

在新加坡外交部裏，我們交往最多的是主管中國和東盟事務的處室。中國課有多位年輕官員，都是雙語背景，後來分別被派到北京、上海、昆明、香港等地常駐，現在有的已成為資深外交官。不管在哪里遇到，當年的合作仍是我們共同的美好記憶。

新加坡在東盟組織中地位舉足輕重。東盟那些年提出的很多思路最早都出自新加坡。而那段時間也是東盟組織吸收越、老、柬、緬和發展同中、日、韓對話機制的關鍵階段。因此，我們駐新使館除雙邊關系外，還負責同新方就區域合作問題保持密切聯系，向國內匯報情況和工作建議，也受到國內的重視。十年後當我成為中國一東盟合作中方高官時，當時的歷史經緯對我幫助甚大。

我本人常駐新加坡共四年，分為兩個階段。前兩年擔任研究室主任，後兩年擔任公使銜參贊，繼續主管研究室工作。回過頭來看，那四年中與研究室近十名同志共過事。他(她)們多為中青年骨幹，後來都有很好的發展。目前有四人在當大使，一人為部發言人，還有四五人也在總領事和司局級崗位上工作。如果談內部工作的收獲，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認識了一批優秀的年輕人，看到他們今天的成長，我深深為之高興。

“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歷史規律。外交事業亦然。我衷心感謝當年那批青年才俊對我工作的支持，同時希望他(她)們在未來的歲月裏，為我們國家的外交事業承擔更多的責任，做出更大的貢獻!

（胡正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