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英國女記者弗雷達.阿特麗來到南昌最豪華的酒店——江西大旅社。她在酒店桌子上找到美聯社記者墨菲留下的紙條，他說花了三天時間試圖搭車去前線終告失敗，只好與路透社的史密斯結伴步行，也許能成功。墨菲寫了詳細的指示和經驗，希望能幫助後到的阿特麗。

阿特麗從香港出發，經過廣州、武漢才來到南昌。翌日上午，她第一次見到空襲場景。“我幾乎閉上眼睛，拒臉埋進地裡去。”她回憶。

在重慶自由度低

轟炸過後，阿特麗一行人驅車趕赴城區，“到處是死屍，是殘廢者，是半死的人。”阿特麗說，“一個婦人，腳下是死了的丈夫，胸前摟著一個面孔已炸爛了的小孩，還有一個快兩歲的乳嬰，在她身旁尖聲號哭。”類似場景比比皆是。

作為當天南昌市唯一的外籍記者，阿特麗將空襲新聞拍電報回國，報紙沒有刊發，因為這種事稀疏平常。阿特麗還算幸運，她追上了正在移動的部隊，采訪到粵軍不少將領。

實際上，1937年淞滬會戰至1938年秋武漢會戰結束，是外國記者在華采訪戰事的黃金期，他們可以到處走動采訪中日軍隊。阿特麗將這段經歷寫成《揚子前線》。

武漢失守後，各國新聞機構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他們將在遠離戰區的山城裏蹲守七年。當戰線相對固定後，重慶政府的戰時新聞控制措施開始強化，外國記者不可能擅自跑到各戰區前線。此時，他們的主要資訊來源是國共雙方的新聞機構。資訊有限，同行競爭卻比以往激烈，包括白修德在內的很多記者只好自行編造新聞。

記者在記錄中國，也在改變中國。美國記者成為駐重慶新聞人的主力，他們眾多人在史迪威事件中與國民黨決裂，因此寫就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亡推動美國在戰後放棄國民黨。

今年3月，一套9卷本“外國記者眼裏的抗日戰爭”叢書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叢書內容多是西方左翼、自由派記者表彰共產黨的抗日成就，對抗戰時國共關系的描述，開創了一種史學模式。

而早在1988年，新華出版社即出了“外國人看中國抗戰”叢書10冊，光明日報社前總編輯穆欣稱贊這套叢書的作者大都曾到解放區訪問，以相當多的篇幅記敘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進行的鬥爭。

兩套叢書作者多為“國際友人”，他們也記錄了一幕幕鮮活的時事新聞。

黨外記者

時間回到1944年春，延安交際處處長金城接到通知，確定中外記者團將來延安參觀。統戰無小事，周恩來親自召集延安黨、政、軍、民、學參加接待工作單位的負責人，開動員大會。介紹記者團的情況和采訪目的，交代接待的方針政策。

1944年5月，國民黨批准21名中外記者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其中有6名外國記者:斯坦因代表美聯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和《曼徹斯特導報》，愛潑斯坦代表《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和《同盟勞工新聞》，福爾曼代表合眾社和《泰晤士報》，武道代表路透社、《多蘭多明星週刊》和(巴爾的摩太陽報》，夏南漢代表天主教《信號》雜志、《中國通訊》，普金科是塔斯社的人。

從6月到10月，記者團走訪了延安及其他根據地。延安給多數人留下深刻印象，共產黨領導人遠比重慶方面熱心，受招待的伙食也比重慶時期豐盛，記者見黨政軍要人的難度大大低於在重慶時。無微不至的關環背後，是共產黨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讓金城記憶猶新的是，他因用車安排中的一個細節遭到周恩來批評:“做統戰工作是和打仗一樣的。一切工作要預想到底。”

為滿足外國記者的觀戰要求，八路軍帶領他們來到晉綏軍區第八分區，讓他們在一處高地上觀看八路軍襲擊汾陽城外圍的偽軍。為此，有一個騎兵連保護他們。福爾曼、斯坦因和愛潑斯坦興奮到奔跑跳躍起來，嚇得八略軍翻譯提醒他們注意隱蔽。記者們對共產黨的好感飆升，回去後努力宣傳其抗戰事跡。斯坦因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熱情贊揚延安，借史迪威事件猛烈批評重慶。福爾曼則出版了《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後依次有《北行漫記》和《中國解放區見聞錄》兩個中譯本。延安在抗戰後期最重要的一次輿論公關戰，取得圓滿成功。

抗戰時期，共產黨與外國記者的交往始於愛德格.斯諾，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在1937年10月出版，銷量數周內突破10萬冊。斯諾的成功原因很簡單，他是第一個進入蘇區的西方記者，同時斯諾的非共產黨員身份為著作營造了中立色彩。

無比羡慕斯諾的美國左派記者艾格尼絲.史沬特萊立志要寫出另一部《紅星照耀中國》，她去了延安，又跟隨八路軍、新四軍輾轉華北、華中、華東戰場，寫了多部著作，有《西北戰場的苦英雄》、《隨軍漫記》、《打回老家去》、《第八路軍打勝仗的原因》、《中國之戰歌(序曲)》。記者職業外，史沬特萊為延安做了諸多政治工作，她還請求加入共產黨，被拒後嚎啕不已。陸定一安慰她:“當一個黨外記者作用更大。”

從1939年秋天開始，重慶方面禁止外國記者進入共產黨根據地采訪，直到1944年記者團獲准進入。在此之間，畢業自燕京大學的龔澎，成為外國記者和周恩來之間的聯絡員，她經常去西方記者下榻的酒店，手提包裏裝著最新的延安新聞廣播稿。

因言獲罪

“(北平特電8日發)8日零時許，我駐屯部隊于北平郊外盧溝橋附近夜間演習時，盧溝橋守備第29軍第37師所屬219團之一部非法向我發射數十發子彈……雙方動用了機關槍、追擊炮，密集的槍炮聲劃破拂曉的天空……”1937年7月8日早晨，《朝日新聞》如是報道，盧溝橋事變佔據多數日本報紙的頭條。

正是日本媒體，最早報道了七七事變。隨後四周內，日本在華記者增至400人；10月中旬，增至600人；1938年10武漢會戰結束時，達1000人。八年戰事中，日本記者團的規模僅次於中國，壓倒性超過西方國家。

南京陷落後，規模龐大的日本記者團擁入城內搶新聞。“每當聯絡船抵達北海，都能看到敢於敵前搶灘登陸者，手持鉛筆，背著相機、糧食和登山包的身影。他們或搭乘軍用卡車，或乘坐舟船，或徒步680裏，行走在埋有地雷的江南田野上，全部向南京城殺來。”日本文學刊物《文藝春秋)》志在1938年1月刊登《向南京進軍!進軍!)》文，稱200多名記者、攝影師、無線電技術員、駕駛員進入南京，實乃新聞界的黃金時刻。

《東京日日新聞》攝影記者佐藤振壽，曾在日記仲介紹了記者們的典型工作節奏:白天去司令部和聯隊本部采訪，傍晚趕稿件，無線電技術員立即發報，嘀嘀噠噠的電台按鍵聲過了子夜依然持續著。至於照片，需要聯絡員開車把膠卷送到上海，各媒體派飛機接回國內。

戰地記者的身份充滿危險性。1937年12月8日，《朝日新聞》攝影記者濱野嘉夫在南京雨花臺死於炮火，同事藤本背著他的骨灰進南京，並記錄當時心境“真是一幕喜淚交加的戰地風景”。《福岡日日新聞》的比山岡雄可能是最倒楣的日本記者。他在光華門前被日軍誤刺死。京滬杭的戰事只是一個開端，日本在二戰中陣亡、失蹤的記者超過250人。

不少進入南京的日本記者，目睹了日軍的暴行，尤其是屠殺中國戰俘，殘酷的現實讓他們終身難忘，很多人在戰後著文回憶反思。涉及日軍暴行的消息不可能通過戰時新聞審查，但還是有大膽者回國後宣傳南京慘案，《朝日新聞》的守山義雄因此被報社調到德國以避風頭。

日本記者不可能在新聞中批評軍方，作家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雜志的特派記者，從南京回國後完成紀實小說《活著的士兵》，刪節版刊登在《中央公論》3月號。9月，石川達三及雜志遭政府起訴，這是日本侵畢戰爭中媒體界的第一起、亦是最末一起因言獲罪事件。

《讀賣新聞》記者小俁行男總結道:“回顧一下自己的隨軍記者生活，可以說是一段隨軍參加侵略戰爭的生活。”

（陳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