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左統」與「右統」有機聯結起來

據台灣媒體報導,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國統一聯盟等十多個團體昨日下午在台大校友會館籌組「二零一六大選兩岸和平發展宣講團」,宣講團預訂在選前跑遍全台,預訂舉十場宣講會。宣講團希望能通過宣講活動,喚起民眾對兩岸關係的重視,支持堅持「九二共識」維護兩岸和平發展的候選人。宣講團還提出四點聲明,包括一,繼承以「九二共識」為兩岸政治基礎所開創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二,積極創造解決台灣社會困境的條件,發展需要和平,發展離不開兩岸合作。三,落實社會改革,實現社會正義,爭取和平發展紅利,惠及社會大眾。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兩岸攜手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復興。

參與該宣講團的十多個團體及其負責人,包括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勞動黨、中國統一聯盟、《觀察》雜誌社、勞動人權協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等,基本上是屬於「左統」,「右統」團體及其負責人並無人參與。盡管其心可嘉,但可能效果將會打折扣。不過,倘能長期堅持下去,總能鐵棒磨成針,達成一定的效績。當然,倘能促成「左統」與「右統」有機地聯結起來,其效果就將是「一加一大於二」,對遏制「台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終達致兩岸和平統一,就將大有裨益。

實際上,台灣地方的統派,按其歷史背景及意識形態,有「左統」與「右統」之分。「左統」基本上是信奉社會主義者,或是當年「白色恐怖」受刑人以至是「匪諜」的後人。他們不但反獨促統,而且擁護以「一國兩制」形式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和平統一。如《觀察》雜誌社社長兼總總輯紀欣就出版了《「一國兩制」在台灣》等書籍。《海峽評論》創辦人、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的父親王建文是國民黨憲兵中校營長,其母親章麗曼卻是中共台灣工委成員,在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後暴露而被捕並被判了死刑,在馬場町即現在的青年公園殉難,其父也以「知匪不報」罪名被判刑七年。

而「右統」者,則大多是具有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背景,他們的「統一標的」,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不認同「一國兩制」。早年是既反「獨」又反共,近年隨著兩岸交流,大陸向台灣民眾釋出善意並「讓利」,他們對中共逐漸消除敵意,但仍不服氣,還是認為三民主義才是統一中國的最佳方式,應當統一在「中華民國」的大旗之下。

一九九四年,筆者訪問剛被李登輝、陳水扁聯手壓制,被迫辭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筆者問他,現在是否還反共,他說不反了,因為反對「台獨」者,都是他的朋友;而中共是堅決反對「台獨」的,因而就是他的朋友。但他直到現在卻仍然堅持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認為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人民打的,國民黨軍隊才是「中流砥柱」,因而不滿大陸方面的抗戰史觀,但對中共仍然抱持尊重態度。

「左統」基本上就是昨日組成宣講團的團體,但各團體間可能會有重疊。比如,勞動黨與夏潮聯合會的成員往往重合,他們中的不少人又都是中國統一聯盟、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因而其實有著「來來去去這班人」的隱憂,表面上看他們的活動看似「遍地開花」,其實都是同一批人。「右統」也基本上是如此,狹義上的「右統」團體如新同盟會,與廣義上的「右統」如新黨、國民黨、親民黨等,就有著某種程度的重合。

無論是「左統」或「右統」,除了成員重合之外,最大的隱憂是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他們大多是國共內戰後從大陸遷移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人」及其第二代,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老去,卻難以補充新血,可能會面臨難以為繼的困境。

而且,「左統」還遇到經濟來源有限的問題,其財政來源主要是黨費、年費以及捐贈等,因沒有參加「不分區立委」選舉,或即使是參加也跨不過得票率「門檻」,而未能獲得「政黨選舉補助金」分配。這就局限了他們的活動,只能是以舉行座談會為主,有時也舉辦遊行活動,但由於經費有限,無論是組織動員還是活動形式,都無法與大型政黨相提並論,因而較為缺乏吸引力。

「左統」的意識形態,是信奉社會主義。比如勞動黨,就是以社會主義為指導原則。它於一九八八年底成立時,曾經計劃以「共產黨」為黨名。但在前往「內政部」登記備案時,受到當時《國家安全法》和《人民團體法》「不得宣揚共產主義和國土分裂」規定的限制,而未能如願,因而退而求其次,改黨名為「勞動黨」。後來「大法官會議」「釋憲」,認為上述規定違反「憲法」中「言論自由」的規定,因而將之刪去。卻被那些連科學社會主義也不懂的人得,拿來當噱頭,搶先注冊了「共產黨」。而勞動黨反而已經出了名,也就無謂再與人爭黨名了。

說起「左統」,還有一種另類政黨,與上述「左統」並無交集,那就是「白狼」張安樂成立的中華統一促進黨。他是「竹聯幫」大老,曾身陷「江南事件」。二零零四年「總統」大選,「兩顆子彈」令選情劇變,「連宋配」敗選,他不忿「右統」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缺乏足夠的動力制衡陳水扁。決定創立更加堅定擁護統一立場的新政黨,以遏制「台獨」的囂張氣焰。該黨的成員,雖然也有不少出身於國民黨、親民黨,並表達了對孫中山、蔣介石父子的尊重,也主張「三民主義」,但更強調「一國兩制」,並經常在大型活動中高擎五星紅旗,傾向在海峽兩岸在共同建立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新國號、新國旗、新憲法的情況下完成統一。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的「鄧六條」,其實是「鄧七條」。還有一條就是兩岸統一後,國號國旗國歌可以改。楊力宇連夜將此「鄧七條」整理成文傳真給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刊發。但一個多月後,《人民日報》正式報導時,刪了這一條;後來編入《鄧小平文選》也是「鄧六條」。筆者聽到台灣的一些「右統」朋友說,他們頗為失望。他們支持「大屋頂理論」,即中國是一個屋頂,下面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房間,他們不反對中國的首都在北京。這個「大屋頂理論」,《聯合報》和張亞中以及宋楚瑜,都是積極宣揚者。不過,似乎是與中國秦朝以來的單一制有悖。一九七三年毛澤東以「七律」贈郭沫若,其中一聯就是「百代均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鄧小平也堅持單一制,反對聯邦制。

儘管台灣地區社會多元化,訴求多樣化。但倘能將「左統」和「右統」有機地聯結起來,壯大「統派」力量,以抗衡「獨派」,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