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第一個雕塑和最後一個雕塑，都是一位抱著孩子的母親。不同的是：第一個雕塑的母親拖著被日軍炸死的孩子，在向著蒼天哭喊；而最後一個雕塑中的母親，摟著自己健康可愛的孩子，在向著未來微笑。第一次來紀念館，這兩個雕塑就深深觸動了我。雕塑有自己的名字，而我卻更願意用樂曲的名字稱呼它們：從《黃河怨》到《歡樂頌》。

悲憤•震撼•困惑

第一次走進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在2004年，帶著我的孩子一起。對於1937年12月在南京發生的那一場屠戮，我之前僅僅是知道和憤怒。可那一天，當我們穿過紀念館搭建的戰鬥中的南京城門，走入這段歷史之中的時候，情感和思想的激流真真切切地衝擊著我，震撼著我，令人揮之不去。我看見了帶有彈孔的骷髏、遭受屈辱的幼女與老婦，和屠夫們殺人競賽後的獰笑；我感受到高聳的死難者檔案牆帶來的呼吸壓迫，以及每12秒鐘響起的象徵生命逝去的水滴聲引起的心靈震顫。凝視著伴隨或明或暗星光出現的受難者遺像，我理解了：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不僅是南京的悲劇，也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屈辱，更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最醜惡的傷疤。

那天，孩子帶著一個微型攝像機，他當時在澳洲留學，想把紀念館的史料拍攝下來，帶回澳洲給同學們看。他告訴我，南京大屠殺在海外很少有人知道。之後，在與紀念館負責同志的交流中我又瞭解到，二戰時期的三大慘案——奧斯維辛集中營慘案、日本原子彈爆炸和南京大屠殺，前兩者都是以國家祭奠的形式來紀念的，每年都有國家領導人參加。只有南京大屠殺，每年的紀念活動局限於地方性規格，大屠殺紀念館也一直停留在地方性紀念館的級別。

這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們民族漫長的歷史中從來不乏苦難和悲劇，缺少的是對苦難和悲劇深刻的記憶、清醒的反思和救贖的抱慰。視而不見和遺忘，只會讓一個民族在麻木中消沉。因此，我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了。

猶豫•支持•積澱

當時我擔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為喚醒世人對這段歷史的記憶提出建議。於是，《關於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的建議》和《關於將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升格為國家紀念館並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兩件提案在腦海中開始醞釀形成。

當時中日兩國關係相當不錯，提交這份提案是否會不合時宜，是我最大的顧慮。同時，如果僅以一個人的名義提交提案，又恐怕分量不足，難以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因此，在2005年“兩會”期間的民建界別小組討論的時候，我把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想法和背景情況與大家進行了交流，希望能得到民建界別政協委員的支持。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小組討論的現場，這份提案很快獲得了大家的廣泛認同，大多數民建界別政協委員在聯名提案人簽名頁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委員證號。很快，各民主黨派江蘇省級組織的領導也都聯名了這份提案。因此，2005年全國兩會上的這份《關於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的建議》，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已經不是我的個人提案，而是由我動議、眾多全國政協委員的聯名提案。今天，我們查閱提案的檔案資料，仍然能看見49名全國政協委員的簽名，其中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昌智同志，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榕明、馬培華同志等。這份簽名已經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而大家的支援，無論在當時、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對我莫大的鼓勵。

之後過了九年。對於我個人而言，九年當然是個不算短的時間，但從宏觀的角度看，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具有長遠的歷史意義，九年的時間又算得了什麼呢？況且，提案之初我就感到，當時方方面面的條件可能不是很成熟，短期內實現的難度可能很大。然而，這九年間，我從未停止努力。我呼籲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升格為國家紀念館並申報世界警示性文化遺產，呼籲發行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受害70周年紀念郵票，呼籲對侵華日軍暴行重要見證人進行搶救性保護，呼籲對所有抗戰老兵加大扶助力度。九年中，我提交的有關抗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提案共六件，自己的情結已經不知不覺地和這段歷史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圓夢•榮譽•心願

2014年2月27日，陳昌智副委員長給我打來電話：“趙龍，你提出的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提案，剛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了！祝賀你！”

雖然之前通過各種管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點訊息，但這個電話，還是讓我感到突然。多年的夙願似乎是在放下電話的瞬間就這麼輕輕地實現了，可我知道它承載的厚重分量。令我欣慰的是，明確祭奠活動的名稱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公祭日的設置、國家領導人出席、在南京大屠殺遺址上舉行公祭活動，當年建議中的四個要點全部得到實現。2014年12月13日，以國家的名義，以最高的規格，首次舉國哀悼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感人的場景至今歷歷在目。

2014年12月9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向我頒發了特別貢獻獎，媒體採訪也在不斷跟進，但我一直強調：設立國家公祭日是中央的決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個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這有限的作用中也還包含著長期從事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同志們的努力，和49名聯名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的支持。我僅有的驕傲只在於做了一件該做的事，一件正確的事。從我2005年把這份提案遞交上去的那一刻起，我已經實踐了自己的使命。

對於未來，我還懷有更多的希望。我希望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上升為國家級紀念館，南京大屠殺遺址順利成為世界警示性文化遺產；我希望每年的1月27日，在聯合國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上，整個世界不但對奧斯維辛集中營遇難者，不但對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遇難者，而且也對中國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給予全人類共同的祭奠；我希望每一個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能得到更好的照顧，他們身上的歷史資料能得到更嚴謹仔細的保護；我希望後來的人們，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能夠牢記這段歷史，不是為了仇恨，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警示與和平。

習近平主席在首次國家公祭日的講話中指出，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公祭儀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嚮往和堅守。《黃河怨》問世於戰爭年代，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撕心裂肺的控訴，但我們不能只是控訴，我們需要的是對全世界和平事業作出貢獻，正如《歡樂頌》裏唱的：“你的力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輝照耀下面，人們團結成兄弟！”■

（趙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