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海絲”橄欖枝，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既捨不得拒絕來自中國的巨額投資，又擔心中國的崛起打破本地區好不容易確立的微妙平衡。

亞投行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升溫，令包括美國的“死忠粉”菲律賓在內，諸多曾長期對中國保持警惕，甚至在領土上存在紛爭的東南亞國家紛紛調整了立場，試圖將國家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進行捆綁。然而坦率地說，在近乎一面倒的熱情之下，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還是多少有些小糾結，它們既捨不得拒絕來自中國的巨額投資，又擔心中國的崛起打破本地區好不容易確立的微妙平衡。

唯有從歷史與現實出發，深入考量各方關切，才能破除糾結，讓東南亞“命運共同體”真正成為各方共識。

失衡之憂

2013年10月倡議“海絲”以來，中國在東南亞的早期“收穫”不少：與老撾、越南商定共建跨境經濟合作區，與印尼開展產業園區合作，與馬來西亞的“兩國雙園”形成模式，與印尼、柬埔寨、緬甸深化港口營建合作，而中老鐵路、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道二期整治，以及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所支援的項目等也各有進展。

儘管如此，東南亞一些國家仍然對中國影響力的增強感到糾結。一方面，它們的繁榮與穩定通常與中國的強大有直接聯繫；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維繫其主體民族識別的意識形態，在過去的年代曾經與政治上的“排華”存在聯繫。

除泰國外，東南亞國家基本都是二戰後才獲得獨立，而它們去殖民化和獨立的過程，多數與華人政治的變遷有關。只要這些國家沒有完成從民族主義國家到憲法共和國的進化，就很難完全避免受歷史上意識形態的影響。即便是土著與華人混血比例高、相對親華的泰國，英拉政府達成的泰中“大米換高鐵”計畫，到了巴育政府時期也先是推倒重來，後又面臨日元貸款的鎖喉競爭，說到底還是對毗鄰的中國不放心。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東南亞地區由於其半大陸、半群島的地理破碎性，缺乏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架構（東盟還不夠權威），容易成為域外大國角逐的戰場。法中、日英、美蘇都曾在這裏激烈爭奪。從歷史教訓出發，這裏的許多國家更希望保持域外大國影響力的有機平衡，而擔心中美的直接對抗或一方的坐大會破壞該地區目前行之有效的安全機制。在安全與發展的路徑分離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於李光耀。他既是與中國經濟合作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美國重返亞太的鼓吹者。

提防民粹

對一些東南亞國家而言，“海絲”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將帶來國內產業結構甚至政治結構的變化。變化對一些群體是機遇，對另一些群體則意味著風險。在土著民族主義者看來，遍佈東南亞的華人階層更熟悉中國經濟的遊戲規則，也更可能在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反哺中獲利。而隨著更能吃苦、更加精明的中國小商人、小工廠業主大舉進入東南亞，經濟上處於底層的一些本地族群的經濟狀況可能受影響，這也有可能構成對當地不算公正的權力秩序的挑戰。考慮到東南亞半數國家將在今明兩年迎來國內權力改組，中國在該地區推進“海絲”共建，需要避免“欲速則不達”的逆反效應。

征諸歷史，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先後經歷過英法殖民時期、日本佔領時期和民族國家時期三個階段。在英法統治時期，華人由於其經濟能力較強、受教育程度較高，成為了殖民當局主要依靠的地方精英。比如在越南，法國殖民政府對於農村地區的統治，實際上就是由華人代理人完成的；又比如在馬來西亞，英國殖民政府與華商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合作。而到了二戰時期，日本佔領軍扶持了與己合作的當地土著勢力，對華人進行了有組織的蓄意屠殺，從而改變了東南亞的權力結構—包含馬來族、緬族在內的所謂本土勢力成為了地方統治精英。戰後這一地方權力結構基本延續了下來。不管是在馬來西亞、印尼還是菲律賓，大批日本佔領軍的合作者成功逃脫了政治清算。他們不僅部分保留了自己的政治特權，還將這些特權帶入了隨後的獨立建國時期。歷史上的這些背景，對現實的權力政治和社會意識仍有不小的影響。

隨著東南亞地區的民主轉型，夾雜著種族情緒、仇富情緒的民粹運動趁勢興起，給相對富裕的華人群體帶來新的挑戰。在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近年的大選中，都爆發了激烈的衝突乃至騷亂，或多或少都與此有關。在一些土著看來，華人的經濟成功雖然離不開自身的吃苦耐勞，但更多是由於華人社群內部的社交網路所帶來的經濟機會與賄賂腐敗統治者的便利。比如在一些地方，在當地華人眼中，他們的經濟成功更類似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新教徒的成功，它的本質是一種吃苦耐勞的企業家精神；而一些當地土著，則往往把華人的成功看成更類似于猶太人的成功，它是貪婪、算計、裙帶、腐敗的結果。在一些國家，與華人對於土著族群長期把持政治權力憤憤不平一樣，土著族群對於華人階層長期壟斷經濟權力也怨恨不已，他們往往會固執地認為華人階層更可能會從與北京的良好關係中不公平地獲益，並更加擔心華人階層會趁機去爭取被壓抑的政治權力。

總之，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東南亞一些國家國內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結構性問題，都會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如何提防“民粹”破壞，避免意識形態干擾，這是中國在構建東南亞“命運共同體”時必須謹慎面對的挑戰之一。

走出糾結

在大戰略上，東南亞國家雖然本質上是被決定的一方，卻仍能發揮一定的外交能動性。這也構成了它自身糾結的一面。

從近段時間中美在亞投行、南海問題上的博弈來看，中方的戰略是多邊的、開放的，它並不排斥美國在東南亞的存在。中方推進“一帶一路”主要通過人力密集型的大型基建工程，而這是美國影響力的薄弱環節。如果美國改變遏制中國的霸權心態，中美在東南亞其實可以形成基礎建設與高端技術、經濟發展與安全保障之間的相互支持與補充局面。問題在於美國為了單方面的霸權，試圖通過不斷地製造緊張氛圍來壓服中國。在此背景下，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遊移不定，反而會起到鼓勵美國繼續任性的作用。簡言之，就是向中國靠近，還有實現平衡的可能；向美國靠近，才是魚與熊掌必失其一的結局。

對中國而言，也同樣需要採用更為靈活、務實的態度來幫助東南亞國家走出糾結。一方面，要在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聯繫中超越順差-逆差的狹隘觀念。要讓東南亞國家切實獲得經濟收益，而不是感覺自己成為了中國產品的傾銷地。2012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國家的貿易順差連年增長，從84.5億美元到445億美元，再到638億美元。這對中國來說，只是不足為喜的收益，但對東南亞一些國家來說卻是難以接受的損失。為了避免“海絲”反而加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濟競爭，中國應該充分考慮到國內各經濟區域與東盟各國的產業落差，構築從上到下的產業鏈以促成合作共贏。另一方面，中國在當地開展大規模基建時，也應充分考慮所在國的利益訴求，尤其是重視非華人族群的利益要求。在很多時候，為了避免引起一些主要族群的過度敏感，甚至還應與所在國的華人階層保持適當的距離。

“一帶一路”的升溫與亞投行的廣受追捧，顯示出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正轉化為周邊國家的發展機遇，然而，想把這種利益上的相互需要上升為“命運共同體”的相互信賴，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尤須警惕的是，在東南亞一些國家群氓運動領路人的挑唆下，作為社會富裕階層的華人與通過經濟實力進入東南亞的中國，有可能成為當地底層民眾怨恨的物件。古人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但在國際政治“叢林”中，要構建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不能空談超越國家的“天下觀”與超越民族的“仁義觀”理想；或許只有更深入地參與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機制構建，中國才可能避開那種經濟合作升溫而安全摩擦加劇的“大國崛起陷阱”。

（儲殷 吳穎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