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黃慶華研究員10年心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中下卷在黃山書社出版，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它的來之不易。今年2月27日，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獲得了由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中國出版政府獎”。

現年54歲的黃慶華，出生在哈爾濱。1972年，入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習法語。1979年，調入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先後從事翻譯、編輯《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並主持該編輯部工作多年。譯著有《法國對華傳教政策（1842～1856）》、《中國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等，發表相關譯文、論文多篇。

1995年初，近代史所所長張海鵬應邀到澳門大學作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現狀的報告，引起葡萄牙學者的關注，同年10月間，被邀請到葡萄牙訪問。張海鵬邀請懂得法文的黃慶華一同前往。他們發現了在葡萄牙有許多國內沒有的歷史文獻資料。張海鵬反復向黃慶華說明，當時距澳門回歸還有4年，開展中葡關係史研究不僅對學術界有意義，對擴充近代史所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也有意義。看到葡萄牙卷帙浩繁的中葡關係文獻尚待開發，黃慶華有點動心，但是16～18世紀的葡文，語法、辭彙都與現代葡文不同，加之當時潦草的書寫、文獻保存的不善造成的缺漏，都像一道道的攔路虎，黃慶華感到心中無底。

回國後，黃慶華經過一年多的學術準備，廣泛搜集有關中葡關係史方面的史料，寫出了《早期中葡關係與澳門開埠》。在《史學集刊》發表後，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1997年10月，黃慶華參加在澳門舉辦的“葡中關係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有關1862年中葡條約中的幾個問題》引起學界關注。同年11月，他得到葡萄牙東方基金會的資助，赴葡做為期1年的學術訪問和考察。法文與葡萄牙文詞根多有相同之處，黃慶華一邊到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查閱資料，一邊學習葡文的語法和發音。為了看懂潦草的葡文，他要花費查閱其他資料幾十倍的時間，反復比較，前後印證，最終才能確定資料的價值。葡萄牙檔案的紙張品質極差，不能複印，重要的地方，只能一邊翻譯，一邊手工記錄，一年時間，他帶回了6紙箱重要歷史資料。他還深入社區、交際場所，與政要、學者、一般勞動者，甚至是乞討者進行對話交談，從交談中體察葡萄牙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與習慣，更為深刻地理解盧濟塔尼亞民族的心理與特性。1999年和2002年，他利用到葡萄牙、法國開會的機會，進一步補充尚不夠完善的資料。

1994年秋，黃慶華出國考察期間，適逢我院調整學科體系，他任主任的國外史學動態研究室撤銷了，他主編的期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停刊了。這兩件事使他十分鬱悶。雖內心不快，但一種學者的神聖使命感促使他沒有放棄艱難的學術研究。黃慶華深居簡出，閉門讀書，婉拒了他過去熟悉領域的許多約稿，孜孜矻矻，晝夜苦幹。有的同行笑他像個“癡子”，“有錢不掙，妄自清高”。為了學術事業，他的確做了常人認為的“傻事”。單位兩次分房子，他不申請，原因是怕搬家，怕裝修，因為搬家、裝修，總要把資料捆紮起來，勢必影響工作，而科研工作要有連續性，耽誤兩、三個月，前面看的資料就白看了。直到現在，黃慶華依然蟄居在僅有建築面積54平方米的斗室裏學習、工作。

長期的積勞成疾，過度透支，自2000年起，他出現高血壓、心絞痛，甚至心梗，但始終沒有抽出時間就醫，直到完成書稿，他才接受治療，並於2005年、2006年兩次做心臟支架手術。就在他第一次手術後不久，這套120萬字的巨著終於出版了。

我院文史哲學部副主任張海鵬研究員在序言中說，這是第一部全面描述500年中葡關係史的著作。國內外有關中葡關係史著作多種，沒有一本這樣全面反映中葡關係歷史的學術著作，這是一種開創性的努力。黃慶華除了全面利用中文史料，還全面利用葡文史料寫作中葡關係史，恕我孤陋，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作者在研究中還直接參考了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史料。這使作者能夠從世界史的角度相當全面地觀察中國和葡萄牙之間500年的歷史，這種觀察使得作者的研究結論更為客觀、更為平實，也更為接近歷史實際，更為科學。500年來，沒有一位葡萄牙學者能夠直接利用中文史料，也沒有一位中國歷史學者直接利用葡萄牙文史料，現在從黃慶華起，中國歷史學者不能利用葡萄牙文史料的時代結束了。同時，黃慶華通過詳細的史料論證解決了一些歷史疑案。這是我心以為慰的！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毛佩琦在書評中指出，雖然葡萄牙人就在我們的家門口，雖然我們與葡萄牙人已經打了近500年的交道，但關於中國與葡萄牙國關係的許多具體問題，我們仍然說不清，甚至積非為是，以訛傳訛。在這部《中葡關係史》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黃先生關於史實的駁正，它的深入考證和悉心發掘，常常使我們感到雲開霧散。不止於此。黃先生更注重中葡關係種種表現的深層原因的挖掘。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澳門史暨中葡關係史專家黃啟臣在書評中認為，《中葡關係史》是一部內容全面系統、觀點平實正確、資料豐富翔實、結構縝密嚴謹、寫作規範流暢的巨著，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全書十分注意重點突出“澳門問題”。特別是“突出重中之重”的明末到清季時期葡萄牙人長期對外宣稱：“澳門是中國皇帝為酬謝他們協捕海盜而賞賜給他們”的所謂“驅盜得澳”問題，和晚清時期，《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生效後所謂“葡萄牙擁有澳門領土主權”問題。對這兩個中葡關係史的核心問題，作者集中精力，用了三分之一多的篇幅，約50萬字，進行闡述和論證，正確地把兩個中葡兩國政治界以至史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疑案給解決了。

（杲文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