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這個歷史重要關口的關鍵抉擇，考驗著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不僅關係著外交領域的轉變，更關乎中國未來的走向。

“特特急”電報出現

1991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外交部大樓四層，一陣電話鈴聲在一間辦公室響起。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李景賢接起電話，電話來自遠在莫斯科的中國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藎卿：“蘇聯央視預告今晚七點鐘有重要新聞直播！老戈（指戈巴契夫）大概要‘完’了。”

“已經意料到戈巴契夫遲早要下臺，但沒預料到這麼快。”20年後，李景賢接受記者專訪時這樣描繪當時的心情。李景賢放下電話，立即向錢其琛外長等領導報告。很多天了，他和同事都在辦公室不回家，大家守著電話機，這裏成了連接中國駐蘇聯使館和外交部的樞紐。

北京時間26日零時，外交部大樓裏蘇歐司蘇聯處的七八個人圍在一台二十英寸的電視機前。螢幕中戈巴契夫開始他那著名的7分鐘“告別演說”。這個“連一寸國土都已經沒有的‘國王’”，平靜地宣佈下臺。蘇聯最高蘇維埃人民院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代表們舉了一下手，蘇聯就在法律上無聲地消失了。公報說，“這不是一個喜劇，而是一個悲劇。”

外交部很快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開會。這次會議由江澤民主持，會議對蘇聯解體後的形勢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認原12個加盟共和國獨立。

“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什麼也不怕。”江澤民這樣表示，他隨即指示趕緊給正在俄羅斯等國訪問的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發電通知這些相關國家。不遠處坐著的李景賢從皮包裏抽出備好的電報紙，立刻擬稿，寫一頁塞給前面的錢其琛修改一頁，然後由最高層領導過目畫圈。

27日這天，中國官方媒體相當低調。《人民日報》僅僅在國際版刊發了蘇聯解體的消息和一篇記者特寫《紅場易幟紀實》，文中提到紅場上人們的感情“十分複雜”。28日，中南海會議的決定刊發在《人民日報》頭版，國際版除了一些國家承認俄羅斯等國獨立外，還引用塔斯社報導說，今年盧布發行量劇增，前三季度物價上漲96%，似露憂心。

隨後，中國內部的分析研判越來越多。蘇聯解體後一周左右，江澤民召集36人開了幾天的會，上午下午連軸轉，並要求人人發言不得少於半小時，要講透徹。36人都是與蘇聯或俄羅斯有關的重要官員和學者。

此時不少有關蘇聯解體的討論中，討論者觀點各異，一些老同志不願看到蘇聯解體，另一些人則認為，解體客觀上對中國利大於弊，來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脅消失，周邊環境有利於建設。面對如此“突變”，各類情感、心態、觀點複雜而微妙。一些學者提出“高層叛徒論”，一些則表達了“體制說”。這樣的爭論在中國延續至今，不過當年大家還顧不上想太多。

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會議結束後，李景賢很快奔向外交部，將最高領導們簽發的那份“特特急”電報發給遠方的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

“政治團”變“經貿團”

就在蘇聯國旗落下後的一兩小時，一架波音767包機載著李嵐清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降落莫斯科。代表團原擬先訪俄羅斯，對方稱正忙於政權交接，只得改為在降落莫斯科後再轉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當然對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兩周，12月7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在白俄羅斯與波蘭交界的“野牛林”秘密會晤，12月8日聯合聲明新聯盟條約談判陷入死胡同，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蘇聯已不再存在，使得偌大的一個蘇聯，只剩下一隻大空殼。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羅斯政府接管克里姆林宮。同日，錢其琛外長指出：“蘇聯這座大廈徹底坍塌，也就是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團訪問蘇聯，由外交部副部長任團長。出發前夕，李鵬表示需要派位元部長去，並由“政治團”改為“經貿團”探路，由李嵐清任團長，由外交部和部分企業家共30多人組成。此刻各加盟國尚未獨立，不宜以“政治團”名義出訪，但保持交往卻不可耽擱。中國代表團初到蘇聯的幾日，談判進展較慢，而當27日中南海會議後，錢其琛外長致電原蘇聯各國外長告知承認其獨立，並準備談判建交後，中國代表團受到各國熱情接待，談判極為順利。

其實，當年9月，當蘇聯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第二天，錢其琛即表示中國政府承認三國獨立國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國代表團帶著公報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權簽字書抵達三國，隨後三天三份建交公報簽署，這樣的神速，國際矚目。

尊重各國自己的選擇是總體思路。曾任外交部蘇歐司蘇聯處處長、中國駐俄羅斯公使的周曉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當時“根據中央決策及外交部領導的指示，我們注意冷靜觀察，未雨綢繆，並做好各種應急預案。一旦蘇聯政府公開承認某共和國獨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體，立即按‘承認、建交、設館’的一攬子三步曲，一舉解決與原蘇聯各國的關係問題”。

研判“8•19事件”

其實，外交部門及中央領導提前預判與未雨綢繆的效果，在幾個月前已顯露出來。1991年8月4日，在“民族自決”的影響下，各個聯盟國欲自立門戶。

1990年和1991年，波羅的海三國相繼獨立，很快，俄羅斯也發表了《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對此，錢其琛看得很重，他說：“俄羅斯是個大塊頭，它宣告獨立，對蘇聯來說，無異於釜底抽薪。”為防止聯邦瓦解和維持最低限度國家統一，戈巴契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聯盟條約。按照原計劃，條約將於1991年8月20日簽署。

戈巴契夫萬萬沒想到的是，8月19日，蘇聯高層8人發動政變，他們認為戈巴契夫改革難以進行，試圖挽救站在懸崖邊上的蘇維埃政權。

8月19日北京時間清早五點多鐘，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國內報告了這一消息。之後幾乎每隔一刻鐘，駐蘇聯使館就來電報告事態進展。當天中午12點15分，葉利欽爬上克里姆林宮外的一輛坦克，宣佈“反對這次‘逼宮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紛紛贊同。

20日下午3點，于大使打電話給國內說，參與“逼宮事件”的總理巴甫洛夫剛剛告訴記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療。于大使認為，蘇總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參加這一事件的頭頭們慌了手腳。錢其琛得知後說：“形勢看來已經發生逆轉。”22日晨，戈巴契夫從克裏米亞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敗告終。

22日下午，蘇聯駐華大使索洛維約夫拜會錢其琛時，專門轉達戈巴契夫對中國領導人的問候。會見後，錢其琛對李景賢說：蘇聯局勢的演變有兩種可能，一是出現某種轉機，二是形勢急轉直下，不可收拾。我們要特別關注後一種可能性。日後的事態發展表明，戈巴契夫已回天無力，勝者是葉利欽。9月初，三個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宣佈獨立，三個月後，蘇聯解體。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鄧小平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等領導進行了一場談話。

“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鄧小平說：“強調穩定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日後不難看出，轉過年的南巡講話不少內容正是對上述談話的延展、深化。

只握手卻不擁抱

其實，蘇聯解體前的各類調研多少都與中國高層領導的判斷有關，尤其是鄧小平。

1989年5月16日9點35分，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安靜地坐著等一個人。他對在場的同志說：這三年多時間裏，“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10點差一兩分鐘，鄧小平破例走到東大廳正門外迎客。10時整，戈巴契夫來到鄧小平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一起達35秒，但都“貫徹”了鄧小平之前特別叮囑的這次見面時“不擁抱”的原則。

沒有提綱，更沒有講話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鄧小平將談什麼。面前一個麥克風、一杯茶。

兩個半小時大多是鄧小平在說，戈巴契夫偶爾回應，更多頻頻點頭。

“我是作為一個晚輩去見一位長輩的。”戈巴契夫之前曾這樣對隨行人員說，這一年鄧小平85歲，戈巴契夫58歲。另據記者採訪瞭解，充分尊重，這也是蘇方智囊給他的建議。戈巴契夫出發前兩周推掉了幾乎所有工作，專心研讀中蘇資料。

“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是鄧小平首先定下的調子，中蘇兩大國關係正常化由此破冰。

“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說：“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細細琢磨，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話語是在談蘇聯，又是在反思中國。

這次談話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實舉例就有幾十個，在一旁聆聽談話的李景賢之後整理講話稿時一一核實，發現所舉的事例極為準確。

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會見後，東歐、蘇聯的局勢進一步動盪。有一次，他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

值得一提的是，若論與蘇聯淵源和認識深厚者，中國近現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鄧小平。而鄧有關蘇聯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無不關聯中國命運。1973年，在駐蘇聯大使館工作的李景賢發現了1926年學號223的鄧希賢（鄧小平）在蘇聯中山大學時寫下的自傳，其中說：“在西歐，我深感對共產主義認識之膚淺”，“決心來俄國留學”。學校後來給這個年輕人的評語甚高，“宣傳、組織工作才華橫溢”。

此次鄧小平“西進”雖然時間不長，但正趕上蘇聯還在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列寧曾宣導的這一政策就是給予在落後國家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以更多的過渡時間，發展商品經濟，許可多種所有製成分促進生產力。鄧小平晚年有關計畫和市場都得要，不能以有無市場來劃分姓社姓資等等提法，也與這些早年感受有關。更重要的是，他曾被指派參與中蘇論戰，深知各方觀點，也瞭解史達林體制。

另一個思考當然來自中國自己的經驗教訓，比如計劃經濟束縛、比如左和右的紛爭，還有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歷史氛圍。

對於鄧小平，1976年後，他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文革”後中國向何處去？二是80年代末改革開放向何處去？後者的回答最強音就是南巡講話，統領全篇的是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久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為官方提出。

（田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