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為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論家和戰略家，一生當中都十分重視歷史知識、史學工作和歷史教育對於現實歷史運動的重大作用。他本人就是一位認真學習歷史、善於運用歷史知識的典範，他的著作（不論是理論著作、軍事著作、書信以至於詩作）中都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底蘊和對於歷史知識的靈活運用，具有深刻的說服力和巨大的感召力，成為他的偉大思想不可分割的一個方面。

中央檔案館整理、線裝書局1997年出版的《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這一巨帙，是毛澤東的思想、見識和情感同中國最輝煌的歷史紀錄“二十四史”的結合。學術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廣大社會公眾，尤其是各級領導機關的領導者、決策者，都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啟示。

一、重視歷史上治國安邦的政治謀略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十分關注歷史上治國安邦的重大政治謀略。例如，他對西漢的賈誼、唐代的馬周和姚崇關於歷史形勢的認識與政治形勢的分析，都給予很高評價。歷史知識

賈誼（前200—前168）是西漢文帝時期的政論家、史論家和文學家。他的《過秦論》，是總結秦朝興衰成敗的宏文，他上漢文帝的《治安策》，是分析漢初政治形勢的名篇，二者堪稱姊妹篇。《治安策》開篇就尖銳地批評了當時一種不良的傾向，賈誼寫道：“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他認為當時的“事勢”是十分令人憂慮的，“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他針對匈奴的掠擾、封國的膨脹、風俗的侈靡、制度的疏闊等嚴峻形勢，深刻地揭示出種種社會矛盾，並提出了建設性的治國安邦大計，以達到“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的目的。他誠懇地表明，他所說的治安之策，是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來的。他的許多建議被漢文帝所採納，對“文景之治”政治局面的形成，有重要的積極作用。毛澤東認為，賈誼的《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這裏所說的“最好的政論”，關鍵在於“切中當時事理”；而“頗好的氣氛”，當是指賈誼敢於直言，文帝能夠虛懷若穀，真誠納諫。

毛澤東在《新唐書•馬周傳》講到馬周上書唐太宗言治安之“大要”處，批寫道：“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 這是以賈誼《治安策》為歷史參照高度評價了馬周向唐太宗的上書，並以宋人蘇軾等的“紙上空談”作為反襯。馬周（601—648）是唐太宗時的大臣。他出身貧寒，熟讀史書，有見識。早年不得志，被武將常何收為家客。他因替常何起草奏章，論時事得失，“皆當世所切”，因而被唐太宗所發現，予以重用。《新唐書•馬周傳》收錄了他的兩篇奏章。前一篇的主要內容是分析了實行分封制的弊端。後一篇以夏、商、周、漢與魏、晉、周、隋相比較，認為去“不急之務”，是關係“國之興亡”的大事；同時，他又以賈誼上漢文帝《治安策》所論為借鑒，指出：“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這種“樹置失宜”、“以至滅亡”的歷史教訓，實在應該記取才是。對此，唐太宗深以為然，“善其言”。漢、唐都是盛大的朝代，從賈誼諫漢文帝、馬周諫唐太宗，都會使人聯想到“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聯想到他們的政治謀略對於歷史發展的重大作用。毛澤東評價馬周所論，是《治安策》以後數百年間“第一奇文”，也是因為它“切中當時事理”。

毛澤東評價馬周，主要推崇他的政治見識，而推崇姚崇，除政治見識外，還讚賞他的政治膽略。姚崇（650—721）是盛唐名臣，唐玄宗時與宋璟先後為宰相，政績突出。《新唐書•姚崇傳》記玄宗即位之初，同姚崇討論“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並考慮要任姚崇為相。姚崇於是向玄宗提出十條要求：“政先仁恕”、“不幸邊功”、“法行自近”、“宦豎不與政”、禁絕租賦以外“貢獻”、“戚屬”不任要職、以禮待臣、鼓勵諍諫、停止“道佛營造”、外戚不得幹政等，問玄宗可否施行。玄宗慨然一一同意說：“朕能行之。” 於是拜姚崇為相，揭開了從開元之治到開元盛世的序幕。毛澤東評價姚崇提出的十條要求是“古今少見”的“簡單明瞭的十條政治綱領”。把要求提高到“綱領”看待，並認為是“古今少見”的，這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對歷史上從大局著眼的治國安邦政治謀略的高度重視。

二、評論歷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敗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十分關注歷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敗。他讀到時人評論項羽殘暴、沛公（劉邦）“寬大”處，明確指出：“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讀到《隋書》所記隋文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等語時，斷然寫下了“蘊藏大亂”四字評語。從毛澤東畫龍點睛的評論中，人們可以得到新的啟示。

毛澤東用“非政治家”和“高明的政治家”來評價項羽、劉邦，是從他們在“楚漢之爭”中各自的思想、行事所作的最終的判斷。項羽的力量曾一度發展到足以號令四方，但是他不能採納別人正確的建議，尤其不能順應民意，“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臨死之前還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可見，這是一個悲壯的英雄，但不是一個政治家。與項羽不同的是，劉邦則是一個善於用人，善於採納別人合理建議和批評的人，所以聚集了大批人才，力量日漸壯大，終於成為楚漢戰爭中的勝利者，建立了盛大的西漢皇朝。此後，又能接受陸賈的尖銳批評——“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於是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因此陸賈寫出了《新語》 一書，一時間，總結歷史經驗成為劉邦朝廷上的大事、盛事。這些都足以表明劉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隋文帝在結束南北分裂、重建統一國家方面，是一個有貢獻的歷史人物。但是隋朝為什麼在“甲兵強盛”、“風行萬裏” 的局面下，很快釀成大亂，二世而亡？史稱，隋文帝是一個多猜疑，少學術，精於小事而惑於大局，以致“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甚至陷於“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的地步。唐代史家在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毛澤東說隋文帝時“蘊藏大亂”，實為驚心動魄的評論。

此外，毛澤東認為梁武帝是一個過失甚多的君主，一是指出“蕭衍善攝生，食不過量，中年以後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進，良佐自遠，以至滅亡，不亦宜乎。” 二是指出“‘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梁武有焉。”三是指出“使貪使詐，梁武有焉”。梁武帝在位四十餘年（502－548年），作為最高統治者，可謂集政治人物之弊病於一身，因而成為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政治人物。

三、關注古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對古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甚為關注並有所評論，使人多有聯想，以至於自警、自勵。

毛澤東讀《舊唐書•李百藥傳》時，見時人對唐太宗的評論，一是慎重對待少數民族，二是“每旦視朝，聽受無倦”，三是“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四是自晚至夜“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毛澤東評論說：“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從這一評論的口氣看，毛澤東對唐太宗的工作方法是稱讚有加的。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唐太宗這樣的一代英主，在重要問題決策上也有重大的失誤，即沒有堅持自己的正確判斷，改立“有文武才”、“中外所向”而又“英果類我”的第三子李恪為太子，而是採納長孫無忌的建議，仍以李治為太子。對此，毛澤東評論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聽長孫無忌之言，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在這裏，毛澤東不僅批評了唐太宗，也尖銳地批評了唐高宗李治，說他是個“朽物”，這當然是從高宗朝的政治得失中得出的結論。

毛澤東讀《南史•韋睿傳》，批語甚多，對這位梁朝名將評價亦高，如稱讚韋睿巡行戰地是“躬自調查研究”，對韋睿“案行山川”觀察地形的作法也批曰“躬自調查研究”，又說韋睿指揮作戰時“將在前線”、“將在前線”，還說他“不貪財”，做到了“幹部需和”、“勞謙君子”，又說韋睿是“仁者必有勇”等等。最後就《南史•韋睿傳》記述“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余人莫及”等語，於是毛澤東鄭重地寫下這樣的評語：“我黨幹部應學韋睿作風”。在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中，韋睿當是受到最高評價的歷史人物。

四、通識與比較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在許多地方反映出毛澤東對於歷史的通識，以及善於運用比較的方法看待歷史上的人和事。例如，他以項王和漢王相比，以劉表和曹操相比，以韋睿和劉秀、周瑜相比 等，都具有這種意義。劉、項相比，已如上述。毛澤東批評劉表“殺降不祥，孟德所不為也。”又批評劉表勢力大了，“做土皇帝，孟德不為。”這兩件事，把曹操的政治家風度凸顯出來了，而劉表終不能成大氣候。毛澤東讀到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兵百萬，“連城四十餘”，南下攻梁，梁將韋睿與曹景宗奉命抗擊元英大軍的史事時，他評價說：“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同時，毛澤東對“二十四史”中的有關各史也有評價，而且多用比較方法，如他以《後漢書》和《前漢書》相比，以兩《唐書》和《南史》、《北史》相比等等，皆縱橫馳騁，指點評說，真知灼見，屢屢而發。毛澤東的通識和卓見，同他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是分不開的。

《毛瞿林東澤東評點二十四史》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又一份珍貴的思想遺產，它對於推動歷史研究，促進歷史教育，增益歷史智慧，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瞿林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