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美國近240年的歷史，會發現它的國家安全觀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因時代的不同不斷變化，但我們還是可以大致號出它的脈絡。
最早的美國國家安全觀——華盛頓主義
1776年， 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不滿英國議會無理徵稅，揭竿而起。喬治•華盛頓從一開始就是美國大陸軍總司令。1783年，英國被迫和談並承認美國獨立之後，華盛頓可以利用自己在八年戰爭中積攢的威望和權力使自己輕而易舉地成為這個新的共和國的統領，但是他毅然決然地向大陸議會交出了兵權，回家務農去了。
因為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行政機構，獨立之後的美國13個州各自為政，歐洲列強也乘虛而入，煽風點火。以華盛頓為首的國父們這時意識到如不及時解決治國的問題，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以民主理念建立的國家很有可能分崩離析。他們倡議修改憲法。1787年5月，美國憲法會議在費城召開。經過曠日持久的辯論，一次又一次的談判和妥協，美國憲法于當年9月17日出籠並被交給13個州表決通過。
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爾州成為第九個通過憲法的州，美國憲法獲得通過，並於次年3月4日生效。4月，華盛頓出任第一任總統。八年之後，華盛頓又一次面臨是走還是留的抉擇。因為憲法對總統任期沒有限制，華盛頓可以戀棧到死。但他又一次交出權力回家務農。告別白宮前，華盛頓發表演說，提出，為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千秋萬代，他的後任和國會的民意代表必須牢記兩件事，一、黨爭無聊而且貽害無窮；二、捲入歐洲事務會讓美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就是所謂的華盛頓主義，也是美國最早的國家安全觀。
“安內”與“攘外”
然而，民主政治本身和美國與歐洲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使華盛頓這兩條訓誡很快就被置之度外。1800年，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以聯邦党人候選人的名義尋求連任，華盛頓的國務卿傑弗遜以民主共和黨候選人的名義挑戰亞當斯。選舉結果是兩個候選人都沒有贏得足夠多的票，選舉轉入國會下議院，黨爭變得“你死我活”。最後傑弗遜以三票之差當選，亞當斯和聯邦黨人將手中的大權拱手相讓。這就是所謂的1800年革命，奠定了美國的兩黨制度和權力的和平交替。影響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的最重要的環節，權力有序與和平地交替，美國很幸運地就在建國初期做出了完善的解決。
1812年美英一戰解決了兩國的更深層次的矛盾，至此相安無事，共同維護著大西洋上的貿易往來。歐洲人幹什麼，跟美國沒有關係。在美國內部，印第安人被驅趕而無力反抗，但是南方的奴隸制卻不停困擾著這個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理念上的政體。1860年，新成立不久的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當選總統，南方各州的領導人堅信林肯和共和黨是要廢奴的，先後宣佈脫離聯邦，並成立了美利堅邦聯共和國。美國政體是聯邦制，很多人堅信州權至上，但對林肯總統來說，分裂是不能容忍的。1861年到1864年，美國南北兩方自相殘殺，最後以南方投降並重新進入聯邦而告終。又一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因素被徹底拿掉。
為更好維護國家安全放棄“孤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最初，美國人隔岸觀火，跟作戰的雙方都眉來眼去。隨著盟國優勢的消失，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如果奧匈帝國和德國取勝，不僅美國所推崇的價值觀在歐洲會被扼殺，美國的經濟和金融也會遭受重創。1917年，威爾遜總統要求國會宣戰，提出“以戰爭結束戰爭”，保障航運自由，推進“民族自決”。美國的參戰使得盟國一邊如虎添翼，很快擊敗對手，肢解了奧匈帝國，逼迫德國賠償戰爭損失。
1929年，在一戰之後崛起的美國經濟因大蕭條突然崩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和美國的政治體制都岌岌可危。1932年，小羅斯福當選總統，一改前任胡佛總統不作為的風格，宣佈“我們最害怕的事情其實就是害怕本身”，無畏才能向前，與國會一起向經濟危機宣戰，短短四年之內完成“新政”，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政府與市場和人民的關係，從根本上保證了它的政經制度的根本安全。
與此同時，因為戰後歐洲發生的事使得美國人大失所望，全國陷入極度孤立主義，對歐洲再度發生的戰爭起先只有道義的譴責，後來有了喬裝打扮的介入。到了1941年，小羅斯福總統參戰決心已下，只是需要一個藉口。8月，他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大西洋一艘英國的戰列艦上秘密會晤，並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對小羅斯福總統來說，如果美國不去捍衛“四個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除饑餓的自由，免除恐懼的自由），這個世界就會被軸心國的鐵蹄踐踏，進入暗無天日的境地。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於次日對日宣戰，正式進入了改天換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再穩固的“一超獨霸”
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主導建立了聯合國和佈雷頓森林體系，試圖一勞永逸地將把戰爭和動亂從這個世界趕走。然而，美國的價值觀與跟美國一起戰勝法西斯的蘇聯所追求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格格不入，冷戰旋即開始。在這場曠日持久和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對美蘇雙方最大的安全挑戰是避免雙方直接衝突而引發核大戰。
美蘇雙方巨大的核武器庫是維繫戰略平衡與和平共處的永動機，然而莫斯科打輸了價值和制度戰，1991年，蘇聯解體，興高采烈的美國人有點不可一世地宣佈，歷史正在走向終結，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是這個世界不可替代的制度。美蘇冷戰期間，先被美國制裁後被蘇聯視為眼中釘的中國在1978年啟動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一次改革。它的崛起使得所謂已經終結的歷史又出現了新的選項，也讓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國人又意識到現在還不是高枕無憂的時候。
2001年，“9•11”發生，小布希總統本來想拿中國說事的想法被突如其來的恐怖襲擊打亂，美國先後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將自己捲入歷史上最長的戰爭，死傷官兵六千余人，所耗資金數萬億。被打爛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了民主，但並沒有穩定，沒有發展，而且日益成為恐怖分子的大本營。
2001年以來，美國一面反恐，一面推進所謂自由議程；而由自由議程間接導致的“阿拉伯之春”又使得本來自由不多但政治和社會相對穩定的中東國家出現動亂，而這些國家又成了恐怖分子賴以渾水摸魚的所在。新衍生的恐怖分子因為沒有國家和政府，通過綁架、走私和捐贈獲取經費，通過網路擴散自己的癌細胞，通過對相對開放的西方社會的滲透而展開恐怖活動，使得美國和它的盟國處於防不勝防的境地。
與此同時，國家形勢的演變、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和本土政治的發展也導致了許多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因素。首先，視言論自由為最高自由的美國無法控制“伊斯蘭國”這樣的極端組織在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傳播自己的主張；其次，日益極端化的美國政治，特別是總統大選期間出現的諸如“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使得恐怖組織有了更多蠱惑人心的空間；第三，美國赤字的飆升和共和黨試圖平衡預算的努力使得美國國防經費開始出現萎縮，軍力會在不遠的將來出現捉襟見肘的狀況。最後，俄羅斯對周邊和對中東事務中的高調介入，以及對中國放棄韜光養晦的外交姿態的擔心，因此出現了對俄羅斯的制裁和“亞洲再平衡”。
如果美國的決策者在如何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時把中國設置為威脅因素，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就會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其實，美國的精英正在逐漸意識到，美國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方式，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富強都有自己特殊的路徑和模式。與美國所謂的理念和方式的不同也用不著大驚小怪。中美雙方安全觀逐漸地接近和最後的融洽是中美雙邊關係穩定和互惠的發動機。
（劉亞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