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澳門中產階層的若干問題探討

劉祖雲、王丹鳳

2.教育程度偏低。一般來說,中產階層的收入水準與職業聲望、教育程度是呈高度正相關的,無論以哪一項指標為標準,階層成員的其他指標都應處於相同或相近的水平線上。如在香港中產階層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對其界定並不以經濟收入作為主要的標識,也不將中小企業的東主、老闆列入其中,而是按職業群體劃分,並十分強調其教育背景這種嚴格的劃分標準使香港中產階層的內部構成相對單純,成員間的收入、職業和教育程度較為一致。而澳門在產業結構和就業政策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性,賭權開放的10年間,博彩業的井噴式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再加上澳門政府為保障本地居民就業而採取的限制外勞政策,相當於人為設置了一套「社會排他機制」,大大提升了澳門居民進人高薪行業的機會。由於荷官、巡場等崗位對技能要求較低,即使是學歷不高的本地居民也吸收入博彩行業,獲取相對於其他職業更為豐厚的收入。良好的就業環境及較低的人職門檻,令許多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居民晉身澳門中產階層的行列,一些年輕人甚至為此放棄學業,提前走上社會。以上種種因素導致澳門中產階層受教育程度總體偏低,且不同職業的教育水準差異明顯。

從整體來看,澳門中產階層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1年人口普查詳細結果》(2012)資料,查過高等教育的人員僅占中產階層總人數的38%,有一半以上(53%)人群的教育程度為中學水準,還有9%的人僅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再從類型上看,澳門中產階層除包括具有廣泛共識的老中產階層和新興中產階層之外,還有大量以「荷官、巡場、籌碼兌換員等」為代表的邊緣中產階層。該劃分主要出於經濟和職業的雙重考慮,但如果考慮到教育程度,群體間則顯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中產人士所從事的各職業當中,教育水準呈現出明顯的分化,其中「專業人員」的受教育水準最高,高等教育的比例達到將近90%,而博彩業文員的受教育水準最低,約92%的人僅受過中學及以下教育。

3.收入差距明顯。澳門中產階層內部的收入水平也存在顯著差異。在各職業群體中,月收入中位數最高的為公務員及管理層,達到26000澳門元,其次是專業人員,月收入中位數為25000澳門元。與之相比,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文員的收入水平明顯較低,分別為16000澳門元和13000澳門元(文員中的博彩業打工人貧月收入中位數為15000澳門元,其他文員為10000澳門元如果具體到各職業群體內部,會發現不同職業的收入分佈也有明顯區別。公務員及管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0~40000澳門元組別,而文員的收入分佈比例最高的為14000~19999澳門元組別。該收入分佈與其職業地位大致統一,社會聲望較高的公務員及管理層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業技術人員,其收入水準也較高(參見下頁表5)。

收入水準的落差往往帶來社會境遇的巨大差異。對收入較低的中產階層來說,在生活處境及利益訴求上都面臨比階層中其他人群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生活壓力較大、競爭能力較弱,隨時面臨「下流」危機。因此,這部分群體也更加關注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希望通過社會發展使自己達到中產的生活標準,不會因健康或經濟出問題流入弱勢群體問。

可見,在思想觀念上,澳門中產階層的自我認知和階層意識較為淡漠;在群體結構上,澳門中產階層也有較大的差異性,主要表現為教育程度偏低、收入分佈差異顯著等。這導致澳門中產階層在結構上呈現出較高的分裂性和異質性,不利於其社會功能的發揮。

三、澳門中產階層的培植

亞里斯多德說,中產階層不發達,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而窮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敵人,必然互相排斥,導致社會不穩定。由此可見,中產階層是協調各階層之間關係、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力量。在政治上,中產階層既傾向於通過推動社會變革、創造公平開放的社會環境來實現個人的進步,同時由於其保守性,也不會採取過於激烈的行為來達到這一目的。在經濟上,中產階層既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重要力量,又是促進消費的主要群體。在意識形態上,中產階層奮發向上、團結溫和的社會心態能得到大部分民眾的認可,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發揮積極的導向作用。基於中產階層對社會穩定、社會和諧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培育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對於澳門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要實現培育中產階層的目標,首先應該明確的是未來澳門中產階層的發展方向,其次應該清楚澳門中產階層的發展’困境,從而有重點有策略地給予支援。對澳門而言,一個穩定而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形成至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

1.通過發展經濟擴大中產階層規模。從統計數據來看,無論根據何種標準劃分,澳門中產階層的規模都不算低。但是,對於劃分中收入標準的設定是否合理,以及其中相當部分的「偽中產」能否算真正的中產階層等問題,社會上還存在較大的爭議,有觀點認為,事實上澳門中產階層的數量並沒有公布的那麼髙,在規模上仍有擴充的必要。在西方國家,中產階層約占人口的80%左右,「大眾」幾乎就是中產階層的代名詞,澳門遠沒有達到這一標準。要實現擴大澳門中產階層規模的目標,最首要的任務是發展澳門經濟,解決財富分配失衡及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

首先,擴大澳門中產階層的規模,必須解決財富分配失衡問題。儘管賭權開放十年來澳門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貧富差距問題亦從中凸顯,經濟增長的成果並沒有使大多數普通民眾受惠。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調查顯示,2008年澳門的基尼係數約為0.37,但根據聯合國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調查,這一資料實際應為0.46,可見澳門貧富差距十分嚴重。處於社會底層的人不僅收入增長緩慢,而且要面對高物價、高樓價的壓力,很難實現向中產階層的流動。面對這一現實,僅僅通過「派糖」等短期政策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最有力的手段在於,一方面從增量的角度做大經濟蛋糕,提高中下層人士的收入;另一方面,通過調整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實現公共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如何既能通過收入的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又保障賭場資本家及現有中產等資本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特區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

其次,擴大澳門中產階層的規模,必須解決產業結構單一化問題。一個合理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應該讓各行各業能夠提供更多職業發展的機會,包括更多元化的職業選擇以及大量高薪職位,但澳門博彩業的一業獨大,已大大限制了中產階層的生長渠道。年輕人要想找份收入高的工作,除了進人博企,就只剩下做專業人士和進政府機構了。然而,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專業人士就業空間十分狹小,政府機構的招聘則名額有限面對博彩行業的高薪吸引,以及有限的就業管道的擠壓,大量就業人口投人到博彩行業當中。與之相比,其他行業的管理和技術崗位則十分有限。很顯然,澳門單一的產業結構對中產階層的產生十分不利,為此,政府可通過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扶助及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援,為高素質人才提供適量管理和技術崗位,使更多行業成為中產階層產生的管道。此外,還需大力培植中小企業,通過中小企業的發展推動澳門產業結構轉型,進而促進中產階層的產生。

2.通過發展教育提升中產階層素質。對一個處於快速發展和轉型中的社會來說,培育一定規模的中產階層固然重要,但要使其有效發揮作用,還要在培育的基礎上考慮其發展問題,盡可能提高其整體素質,在收入、職業、教育等多項指標上達到高度一致,改變「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現狀。

提高澳門中產階層的素質,關鍵在於對其整體技能和競爭力的培養。調查結果顯示,澳門整體勞動人口素質偏低,如小學或以下學歷的就業人口,長期占總體就業人口約1/5。此問題也體現在中產階層中,如前所述,由於荷官等博彩業中下層崗位對學歷和技能的要求不高,該行業帶動了大量「偽中產」階層的產生,使得「澳門中產階層擁有較高收入,有中產的生產力,卻欠缺中產應有的競爭力」由於該群體人力資源素質相對欠缺,達不到更高職位的要求,穩定性和流動性不強,一旦博彩業發展收緊放緩,將隨時面臨「下流化」的危險。可見,中產階層真實化是打造澳門中產社會的重要任務,關鍵手段是加強各類形式的教育,提高中產階層的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一是通過加大投入、提高教師待遇、增強學習意識等手段大力發展學校教育。二是根據澳門服務型經濟的特點,完善專業認證制度,優化職業培訓內容。三是注重綜合技能的鍛煉,在大學和培訓機構中設置職業學習專案,加強產學合作,並注意多專業的通才能力培養。四是營造終身學習的氛圍,各行業設置定期進修和培訓,使從業人員不斷進行知識吸收和技能更新。同時,政府還應盡可能地提高高收入行業的人職門檻,並弘揚社會認受性不單以財富收入為指標的思想,在澳門居民尤其是年輕人中塑造正確的價值導向。

3.通過強化意識發揮中產階層作用。中產階層社會作用的發揮受很多因素的制約,不僅與社會結構、歷史發展階段、文化傳承、制度環境等宏觀因素有關,還與個人心態、個人情緒等微觀因素有關。由於澳門中產階層的階層意識淡漠是影響其作用發揮的重要原因,因此,強化其階層意識特別是強化其階層社會責任意識,是充分發揮澳門中產階層政治參與和社會管理作用的重要途徑。

首先,改善中產階層的社會心態,提高其心理滿足感。階層意識淡漠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而由生活壓力大、流動管道少、競爭力不足及內部結構鬆散等原因導致的對自身社會地位的不認可及焦慮情緒是其中非常關鍵的原因。對澳門社會來說,要改變這一現狀,當務之急是緩解中產階層生活壓力,使其保持較為積極平和的心態,從而強化階層意識,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當前澳門中產階層普遍面臨賦稅高、通貨膨脹以及樓價上升的壓力,生活水準與其中產身份並不相符,成為幸福感被稀釋最嚴重的群體。根據澳門經濟學會的調查結果,中產階層目前最希望政府為他們做的事情中,控制房價、減稅/退稅名列前兩位。生活的負擔及對未來生活的焦慮迫使部分市民以獲取財富作為生活的目標,而未能有效發揮其社會功能。對此,政府在制定措施扶持和照顧弱勢人士的同時,也需留意到中產階層所面對的問題和提出的訴求,尤其割住房已成為澳門中產階層核心訴求的現實,積極調整住房政策。在澳門特區政府2011年施政報告中,已明確提出將「研究協助有一定經濟能力,但在私人市場上購買房屋有困難的首次置業家庭自置居所。大幅度調整購買經濟房屋的相關條件,包括設定收入上下限、定價機制、准入條件、延長不可轉讓期的機制」,但該政策將如何落實,以及如何保證實施效果,尚需進一步探索。

其次,構建順暢的社會參與管道,引導其積極進行政治參與及社會管理。香港等地區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中產階層對政治和社會參與具有較高的熱忱,再加上其參與方式較為理智和有建設性,是社會治理非常重要的力量。但由於澳門中產階層分布領域廣、個體差異大、狀態鬆散等特點,對政治活動和社會事務參與率較低,因此,構建政治權利平等與政治機會分享的制度保障體系是必要且迫切的。政府可利用中產階層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問題的關注,在政治選舉等重要活動中提髙中產階層的參與比例,並尊重其共同利益和發展訴求,提高參與的積極性;學習各地實踐經驗,加強與中產階層的溝通,通過網路、諮詢組織等平臺吸引澳門中產的社會參與;營造公平公正的社會參與氛圍,規範利益表達管道,增強中產階層的參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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