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日軍三路奔襲南京壓迫國民政府投降。頑敵當前，國民政府堅持抗戰。1937年11月25日，蔣介石公開表示「吾人堅信，公理終必戰勝強權，抵抗到底至最後一寸土與最後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此後，唐生智代表軍事當局聲明將死守京畿；國府發言人12月1日稱中國方面倘「一息尚存，一旁尚在，南足均必抵禦到底」：此前，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佈遷後由唐生智留守南京。12月4日，中日交火，國軍拼死抵抗，但終不敵頑寇，至12日，守軍顯露崩潰之勢，當局下令突圍。13日，南京淪陷，滲絕人寰之大屠殺隨即發生。

時過境遷，當年強敵壓境生死難料之際，國都情形如何，文學殿堂留下部分影像。這其中包括中外記者報道戰事進程的戰地通訊，借此，交戰雙方之搏殺留下文字印痕；也有在戰火中逃離南京的民眾之回憶，他們或見證了戰前南京之佈防準備，或目睹了城破後日軍之血腥，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慘敗之教訓；此外還有悲悼死難軍民立志收復河山的詩性華章。鑒之南京保衛戰的重大影響，對其進行表現的文學作品在數量與品質上均有不足，雖然如此，在這一鱗半爪中，當年衛國男兒之血性與屠城日寇之殘暴依舊可以想見。

一、戰前圖景的記憶

日寇逼近南京，黍離之虞籠罩下城內空氣緊張，尚未抽身的王文傑勾畫了南京閉城前之景象（《閉城之前》，1938）。12月4日，作家出中山門，見「城門只剩半扇開著，其餘的都用麻袋，水泥管，鋼條」填充堵塞；孝陵衛、麒麟門等沿途高地，「我軍已佈置好堅固的陣地，炮手在那裏試炮，傳來隆隆的響聲，京湯路的中心，埋了埤多的地雷，預料敵人進攻時，至少可以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虎踞關內「工兵們正在挖掘工事，前進曲唱得貫徹雲霄」。日寇來勢兇猛，事關國體社稷不可輕棄，唐生智留守南京，郭外城內層層設防，王文傑見證其城防街壘。然而，南京守軍大部剛從淞滬撤下，面對日軍飛機火炮，當局以血肉之軀背水死守無異畫地為牢。眾將士雖置之死地依舊嚴陣以待，前進曲恰似易水離歌，悲乎南京！壯哉將士！敵情緊急，軍民攜手。作家所記，湯山周鄉長竭力配合守軍一方面，忙於調遣村上的壯丁，協助駐軍守哨；另一方面，繪畫村莊附近的地形，指示給那位姓劉的連長做作戰參考」。家國破碎，鄉民亦有抗敵之志，但誠如周鄉長所歎，若無政府有效組織，民眾不得其用只是散沙。

大戰在即，昔日喧鬧街市多人去樓空。作家舉目所至各商店各銀行的門上，貼了『暫停營業』的封條。太平路，中華路，不見一個行人，夜風吹著柏油路上的紙屑率率作響，著實令人可怕。燈紅酒綠的夫子廟，只留著一泓清水，聽不到秦淮河上的歌聲，也聽不到明遠樓上的鐘聲」。金融機關封庫停業，歌兒舞女難覓影蹤，昨日繁華斂跡息聲，景象雖則淒涼，但人員、物資提早轉移減少損失，未嘗不是國家之幸。

三兩日的遊走觀察後，作家體會到形勢之緊張，遂於12月7日踏上逃亡之旅。至此，王文傑的鏡頭開始對準大難臨頭的升斗小民。跟隨作家視角，既看到平頭百姓途中磨難，也發覺有人「利」字當頭借機斂財。此時好似生命之舟的江邊擺渡坐地起價，如作家一般囊中羞澀的難民哀告無門望江興歎，最後只能折返繞遠另覓他途。水漲船高，舟子漁人漫天要價延誤生命轉移的寶貴時間，這至少也反映出政府在民眾撤離工作上的漏洞。當局雖未置民眾於不顧，但倉卒間仍顧此失彼。月臺上，王文傑隨人群「等到下午四點多鐘，路軌上開來一列客車，月臺上的人，你推我擠，畢竟是車少人多，容納不下，女人，孩子，都徘徊在車門口，幸虧有幾輛裝傷兵的車廂，還有幾個空位，就讓這些難民蜂擁而進」。趨利避害人之常情，疏散民眾多多益善，在這急急於奔命的洪流中，欲裹創再戰的將士令人動容：「我親眼看見幾個傷痕（原文如此）未愈的傷兵，不忍離開南京，向他們的長官要槍，上前線殺敵，經長官用好言安慰，才肯爬進車廂。」負傷戰士飲恨撤離，而此刻南京仍有大批「佩了『衛戍』黃臂章的守城士兵，街頭巷尾，來往巡邏，他們個個具有與城存亡的決心」。王文傑按時間順序行文，跟隨作家腳步，閉城前南京這個舞臺上交相呈現出兩大群體與事件——將士之於佈防、市民之於避難。或許因成功轉移，作家雖寫到戰前氣氛的緊張但敍述從容，而就在作家乘車脫險之時，部分守衛南京的將士已投入火線。

二、報導中的激戰情形

關於南京城內外之戰鬥情形，一些具有紀實性質的戰地通訊細緻刻錄了歷史現場的聲音、畫面，借此，後人可對炮火紛飛的場景想像一二。戰鬥牽動各方注意，採寫戰地通訊的隊伍裏不乏外國人面孔。日隨軍記者小阪英一自上海奔往南京，據戰地見聞作《南京大攻略戰從軍私記》（1938）。按其所記，自南翔、嘉定、太倉至常州一線沿途都有炮壘、戰壕、火跡、彈痕，使人如親見激戰的面目」。國軍拼死抵抗，日軍進展有限，遂企圖在精神上瓦解我戰鬥意志。12月「九日下午，松井和松本雄孝曹長和粉川宗三伍長從飛機上向南京城內擲下勸降文」，守軍的槍聲回絕了敵人的勸降。10日，小阪英一到達接近前線的麒麟門車站，耳畔隨即響起「猛烈炮聲——似在破天裂地，不，這個形容詞仍未能描寫出來呢，這是一種可怕的交射」。目睹國軍抵抗，小阪英一表示「出人意料」。看到陣亡者，作者憂心忡忡，淚眼蒙曨，日本軍人在震顫人心的廝殺中情緒低落，戰友淪為異鄉枯骨，而「火葬別人的人也不知什麼時候會被人火葬自己的」。七七事變後，日本派出太批記者如浜野嘉夫、小阪英一等隨軍，他們站在我們的對立面進行戰地報導，但這些文章畢竟為瞭解抗戰提供了參照系。《世界展望》就認為小阪的報導「相當忠實」。

協威列夫的《南京之戰》（1938）則更直觀地報導了交戰雙方的軍事行動。南京外圍，中國軍隊「鎮江炮臺上的三十生的大炮」動地吼叫，致使日軍動彈不得，直至其嗓門更大的重炮隊登場；「在揚子江北岸的中國軍隊利用野戰炮反抗曰本軍艦」，向來橫行的日本海軍只有求援；紫金山一帶「日軍的先鋒團企圖以襲擊奪取工事，終被擊退，且受很大的損失」，遂於人夜出動坦克沖軋。國軍死戰，日軍每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價。日本「突擊隊的衝鋒團於十二月九日早晨進抵光華門，遇到了最猛烈的炮火，因受巨大損失，不得不在城下休息」，其炮隊向城門接連轟擊，經「十日晚間工兵在炮彈所穿的孔中放上炸藥才破壞了城門」，而此時迎接日軍的又是一場殘酷的短兵戰。紫金山教導總隊的反擊令日軍錯愕，光華門守軍深夜縋城奇襲令日軍有來無回。至12日上午，南京遮罩盡失，城內守軍準備巷戰不讓寸土。經中華門火拼，日軍開始爬城，但「中國軍隊直到十二月十二日夜間才放棄城門」。如此山窮水盡，仍有部分「忠勇的中國戰士不管中華門及光華門之陷落，仍然繼續防衛的戰爭」。在協威列夫看來，南京一役日軍「耗費了很多的力量」，但其「基本的目的——在揚子江包圍和消滅中國軍隊並沒有達到」，中國軍隊雖則失敗卻「保存了自己的戰鬥力」。

借助外國人報導可以看出，南京保衛戰期間，國軍浴血鏖戰，抵抗之頑強出人意表，而犧牲之大更令人扼腕。南京之戰以我慘敗收場，但大部守軍的確盡忠職守戰至最後。小阪英一詳細記述了其戰地見聞感受，平緩的語調中南京戰事與陣中生活夾雜感慨與哀愁——呈現；小阪英一下筆細膩，與之不同，協威列夫之文情感直白，筆法簡練。蘇聯為確保自身安全，名義中立暗中則支持國民政府抗戰，或基於此，作者以「有利的」、「持久」、「有效的」、「最猛烈的」等語形容中國軍隊的抵抗，而以「極端微小」、「很大的損失」表現日軍進攻的收效與代價，並多次強調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戰鬥意志，顯示出作者對中國抗戰的支援與勉勵。

以上報導中，國軍表現可圈可點，但歷史現場不止一面，南京之戰尾聲，有將士潛伏殺敵，更多的則陷人恐慌潰敗、奪路失序的境地，一時間，民心士氣崩頹，奔逃場面混亂淒慘。王餘杞親歷此幕，城破關頭，「城裏的部隊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守城門的可沒有；一邊要退，一邊不要退；雙方沒弄明白就自己跟自己打了起來，打了一陣才拿出命令來看，可已經遲了，雙方犧牲不少！」指揮失靈，將士枉死，當局難辭其咎。部隊尚且失序，民眾更亂作一團，「逃難的人擠滿了城門洞，都想搶先出去，都擁擠的出不去，人一擠，被擠躺下去的就爬不起來，給踩死在下面。這就人重人，屍首重屍首，堆了半城門洞」；「過江沒有船——連小木船也找不著，大家就在附近一家木廠搶木板，伏在木板上，冒險渡長江！心慌意亂，力氣不繼，就掉了下去，一個，兩個，三個，四……無數個」。（《歲暮下行車》，1939）撤退無序，軍民自相踐踏九死一生；組織紊亂，人多舟少搶渡喪命；在劫難逃，無數同胞滯留城中生死一線。目睹慘劇，作家內心沉重，緊張的敍述裏有不盡的惋惜與無奈。客觀上講，南京敗局無可避免。國力懸殊，消極防禦難挽頹勢。雖則如此，若當局計畫周詳從容撤退，兵民必可減少死傷，慘劇上演，實有人為因素。圍繞對南京激戰的描摹，小阪英一、協威列夫、王餘杞等從不同角度切人，涉及進攻、防禦、撤退各環節，又因各自身份流露出不同情感，進而體現其對戰事的考量、評價，中日在此番較量中的進退、得失由此略見一二。

三、倖存者的控訴和反思

日軍佔領南京後展開大規模屠殺，罪行髮指震驚世人，倖存者對同胞慘死情形之回憶、證言見諸報端、雜誌，後世更多方搜求證據屢有論述，斑斑血淚令國人泣下齒碎。在當時，日寇製造的巨大災難成為國內關注焦點，圍繞於此，一方面揭露日軍暴行的文章湧現，另一方面，則痛定反思，南京會戰所暴露的問題引發熱議，不少文藝刊物為此發聲。

《七月》、《烽火》等描繪了城破後的悲慘景象。《我在俘虜中》(1938）借被日軍俘虜之救護隊員，講述敵人在南京之野蠻殺戮。12月13日上午，日寇破城即大肆搜捕，已改換便服的「我」在「中央路鐵路的柵門口」被日軍擄去。凡「被擄去的人被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在他的身上足以證明是軍人的」，第二組是疑似軍人的「健壯的青年」，第三組是「我這類病夫樣子的人』。對「支那陸軍」，日寇滅絕人性「以極嚴厲的手段來處置」有時是以機槍來掃射，有時就以刺刀亂戮，這就要看人數的多少」。阿壟在《南京》（作於1939）中也提到，守城士兵姚法勤、何興常被日軍俘虜後，與四百多軍民未經訊問即遭機槍掃射，後被焚屍滅跡。大批同胞遇難皆是事實，經歷南京光華門之役的軍官向張恨水講述南京慘狀：殉難同胞「不但是中國的壯丁，老人也有，女人也有，小孩也有。有的直躺在枯的深草裏，有的倒在枯樹根下，有的半截在水溝裏。而唯一的特徵，女人必定是被剝得赤條條的，直躺在地上，那女人的臉上，不是被血模糊了，便是披發咬牙，露出極慘苦的樣子，有的人沒有頭，有的人也沒有了下半截」（張恨水：《大江東去》），種種死狀，慘不忍睹。其他被擄去的「縱然不死也要做挑水，抬子彈等等繁重工作」，多少同胞遭日寇役使，一旦喪失勞動力仍難逃一死。

日軍人城後，南京各使館尚有外僑滯留，他們也成為日軍暴行的目擊者。在1938年「三月上旬廣東省吳主席舉行的一個茶會中，一個最近從南京回來的美國人詳細地敍述了日軍佔領南京後的種種暴行」（《南京大屠殺目擊記》，1938）。會戰前，為保平民安全，中方與各國大使議定成立難民區，日本迫於各國壓力，「在協定上簽了字，承認難民區的中立性」。但日軍言而無信，入城第一天便向中立區開槍。之後，日軍更闖到中立區強行搜捕已解除武裝的散兵，他們在難民營發現一堆軍服，「睡在這堆軍服旁邊的一千三百人便被捉去了」，後被驅至江邊遭日軍「掃射死了」；「佔領的第四天，另外又有一千人被從中立區的難民營裏拖了去行刑」；「在難民營有一千個婦人，她們的丈夫和兒子——都是平民——被拉了去，永遠沒有下落」；日軍在難民營宣稱，主動承認曾在中國軍隊服役之人，將不受責罰，但自首之人卻「被拖出去縛了起來，而在那天晚上就被處決了」。肆意屠殺下，南京城「屍體滿街山積」。日寇軍紀蕩然無存，「外僑代表團通知日本大使館，說他們的團員曾經親眼看見日本軍隊在軍官的指揮下，有計劃地焚劫。百分之八十的商店和百分之五十的住宅受到搶劫而且被焚燒」，「外僑亦不能免」。對此，日本「大使館的解釋是軍士們已經失去紀律的拘束」，他們也無能為力。劫掠而外強姦案件無數」。「從佔領後的第三天起強姦案越來越普遍」。「每天有一千以上的強姦案發生。很多婦女被輪奸以後再被殺死」，「這些女人的年齡從十歲到七十歲為止」，難民區職員向日本大使館抗議無效，「暴行繼續了兩個月，最初兩星期最厲害」。

《烽火》刊載《我在俘虜中》（1938），控訴日寇暴行的同時，作者還指摘了政府在戰鬥前後的敗筆。首先，國內輿論在相當時間內並未忠實於現實，一味報喜不報優，直至兵臨城下。其次，具體到此次戰鬥，作著認為軍事當局無能且貪生。作品寫到，南京城破之際「那負有守土責任的長官」「早已離陣遠走」，「長官走了以後，南京就陷人混亂狀態」。關於此項指責，南京慘敗尤其在無序撤退中造成大量人員死傷，軍事當局的確負有重大責任。不過，戰鬥中無論長官、士兵大都盡力作戰，突圍時亦有高級將領犧牲，作品單純強調長官臨陣脫逃且指代籠統，如此指控哀怨有餘嚴謹不足。

《烽火》而外，《七月》也參與到「査缺補漏」的行列。例如，刊物推出《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1938）、《魔掌下的兩個戰士》（1938）等，作品由南京慘狀弓丨出漢奸問題進而討論政府作為。將士效命，怎料同胞相殘，漢奸橫行，豈顧民族大義，國民啟蒙，任重道遠。《我怎樣退出南京的》（1938）明確指出，正因指揮者「毫無計畫的撤退」，故「損失了無數的財產（軍火和給養），成萬的未發一彈的弟兄們都成了甕中物！」此說不虛，南京失守，唐生智等向蔣介石請罪，報告中有「既不能為持久之守備，又不克為從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喪我士卒」等語，短短數行字，背後喪生之軍民不知凡幾。教訓慘痛，當局無可推倭，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做出檢討：「又南京的失敗，將士受了莫大的犧牲，國家受了無上的損失，這是我統帥一生的無上恥辱！」

軍事有過失，政治須改革。《失掉南京得到無窮》（1938）指出，南京「遭逢此難」，但「如果這樣能促成他們的覺醒，加強他們抗戰到底的決心，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是有莫大利益的」，從這個角度說，「失掉的是南京得到的將是無窮」。南京一敗，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也是繼續抗戰的契機，作者希望政府借此澄清吏治從而領導民族解放，批評中仍有期待。《烽火》、《七月》編撰群體以左翼人士為主，他們心系民族命運，悲悼遇難軍民，但左翼激進的行事風格又使得《七月》等對政府態度格外嚴厲，並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

南京保衛戰作為背景或主題，在《閉城之前》、《南京大攻略戰從軍記》、《失掉南京得到無窮》等作品中得到體現，內容大致涉及戰前之城防、疏散等準備；戰鬥期間國軍之奮戰，及日寇屠城之殘暴，當局抗戰工作之不足。總體上看，直接表現國軍奮戰的作品為數不多。究其原因，首先，南京之戰中大量作家因政府撤退而雲散，少有戰鬥親歷者，作家缺乏親身體驗自然難以下筆；其次，慘敗潰退之結局也降低了人們對參戰部隊的評價；南京掄陷後，關注焦點更多集中於日軍暴行，對國軍戰鬥表現相對忽略。對於此次會戰當中所暴露的問題，《烽火》、《七月》等以在野身份，於議論中直抒胸臆，直白地批評政府在軍事、政治上的不足，且通過漢奸問題批判國民性，於救亡之時兼顧啟蒙，諸如此類其見解雖未全中亦有可取。

表現南京會戰的作品，須當一提的還有阿拔於1939年創作的《南京》。作家出身軍旅經歷抗戰，細節描寫更加真實。作品中心事件起於1937年9月敵轟炸南京，截至12月20日鄧光龍部撤出首都，描繪了南京保衛戰之前後情形。作品全面展示了我各兵種軍人在城內、外各個角落慘烈的戰鬥，揭露了日軍佔領南京後滅絕人性的姦淫、屠殺。作家從軍人角度分析、評價此次會戰，認為此戰「就是從戰術說，從防禦本身說，在相對的力的運用上，一樣有重大的缺陷」；「南京的防禦戰，我們雖然承認是不利的，劣勢的，脆弱的，但是並不等於說，它一定得那樣狼狽，非那樣落花流水不可」這是血淋淋的教訓」。敵強我弱是現實，但當局在防禦、退卻等環節的確有重大失誤，對此，蔣介石、唐生智之檢討即是明證。《南京》的意義在於它對日寇大屠殺的揭露，在於對國軍乃至中華民族誓死抵抗精神的刻畫、頌揚。

四、結語

南京慘狀成為民族永遠傷痛，逝者難以瞑目，生者無限悲憤，只有收復山河才可告慰亡靈：

當我來到江漢匯流的武漢，/——我們這全國的心臟，/我心頭湧起了一股無限的悵惘。/並非因為我再度重遊，/有一些往事足堪回首；/那些船舶上裝載的來客，/如今是一群喪家的難民喧喧嚷嚷；/但黃鶴樓上的白雲呢，/依然千載如一的悠悠。/我的心像江潮似的起伏，/夢一般地蕩漾，/仿佛又想起六朝脂粉的金陵，/想起那十年建設的南京，/那裏是詩人謳歌的勝境，/那裏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那裏有百萬的人民相親相愛，/而今是一片廢墟，/蓬草生滿了荒徑，/那裏有巍峨的鐘山，/人們都按時瞻拜聖靈，/而今雨冷風淒，任狐兔奔走侵淩。/啊！雨花臺上的石子，想也被碧血污染的暗淡陰沉。/秦淮河畔的明月，怕已被妖氛籠罩的昏黑淒清！/呵！北極閣的鐘聲，快喚起聞雞起舞的志士！/雞鳴寺的梵語，應覺悟那些賣國求榮的人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要收拾棲霞紅葉的詩情，/執起干戈收復綿裏六十裏的雄城！/憶否？殺盡夷寇光復民族的明故宮之遺址？/憶否？誓死不屈血書篡字的方孝孺的忠魂？/寄語台城上的楊柳，勿教他人攀折，/玄武湖的櫻桃，靜候著我們重來和您親吻。（希孟：《南京的回憶》，1938）

此作採用詩歌形式，重在借景抒情。南京淪落敵手，武漢走上抗戰一線，此後諸役，國民政府接受南京會戰的經驗、教訓，消耗敵人同時避免無謂犧牲，舉國悲憤裏，民族艱難崛起。

睜嶸歲月，作家萬般堅忍以筆為槍，表現南京保衛戰之悲壯，控訴日寇屠城之殘暴，討論政治、軍事之教訓，通過散文、詩歌、政論、戰地通訊等將血與淚的記憶存之文學殿堂為後人走進歷史提供線索，也使得民族的苦難、抗爭成為不褪色的光影，激勵來者牢記屈辱勿忘自強。

（趙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