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為了使人民群眾迅速提高文化水準，把研究制訂一個比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為一項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領導，胡喬木同志具體負責和指導。

上海解放後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業餘參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告訴我，毛主席在蘇聯訪問時候，曾問史達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史達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拉（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臺。

我寫了一些介紹各國古今字母的文章，發表在《語文知識》月刊上，作為選擇或創造字母的參考，後來編成《字母的故事》一書，1952年出版。我體會到，一種字母作為民族形式，需要極長時期的實際應用，經過約定俗成，方能成為穩定的民族形式，新創字母不難，但被廣泛認可為民族形式極難。

1954年底，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成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直屬國務院領導。1955年2月，文改會內部設立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有吳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周有光、胡喬木、呂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員會分為甲乙兩個小組，甲組擬訂漢字筆劃式（民族形式）拼音方案，乙組擬訂國際通用式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開幕。文改會秘書長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l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劃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三年的摸索，曾經擬訂幾種草案，都放在《中文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劃式）裏頭。」

《中文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現在已難記找到。我大致記得是這樣：參加文字改革會議的代表們看到一份徵求意見的材科，有六種方案草稿，四種民族形式，一種拉丁字母形式，一種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種民族形式草案的設計者是：吳老（吳玉章）、丁西林、黎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員會秘書處（陸志韋、鄭林曦）。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對這些草案沒有進行討論。

文字改革會議以後，吳老向毛主席報告，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於得到大家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並在中央開會通過。此後，拼音方案委員會只研究擬訂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員會指定葉籟士、陸志韋和我三人起草一個初稿，作為開會討論的基礎。我們三人夜以繼日擬成一個「中文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點是：1、完全用現成的拉丁字母；2、用幾個雙字母，但是儘量少用；3、標調用注音字母的調號，調號之外沒有其他附加符號；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變讀。

拼音方案委員會開會討論初稿時候，除個人意見之外，還提出各個重要部門的意見。為了實現語言研究所提出的嚴格的「一音一母「原則，把初稿中六個雙字母改為六個新字母（無點i；帶尾z，c，s；長腳n；俄文「基」）。初稿經過這樣修改之後，成為「中文拼音方案草案」（刪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會發表，公開徵求意見。

群眾提出的意見，來路廣，創見多，反應非常熱烈。多數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郵電部門說，即使中國造出有新字母的電報機，也難於叫外國都改用同樣的電報機，中外設備不同，就無法通電報。

國內國外群眾來信4300多件，無法歸納成為一個草案，結果歸納成為兩個草案，作為兩種「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會發表，再次公開徵求意見。

兩式的分歧，關鍵在「基欺希」的寫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變讀「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識」（zh，ch，sh）變讀「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專用字母，不用變讀法。新方案可否也用專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議，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員會不敢貿然採用，因為「q，x」讀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習慣不同，不僅英美有人反對，讀過英文的中國人也反對。

拉丁字母的「國際音域」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基本音域」，第二層是「引申音域」，第三層是「特殊讀音」。「q，x」讀作「欺希」是「特殊讀音」，這要謹慎從事。

拼音方案的制訂是在十分慎重中進行。文改會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經過國務院組織「審訂委員會」加以審訂。《漢字簡化方案》如此，《中文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國務院成立中文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在聽取文改會拼音方案委員會的報告之後，決定採用「j，q，x」代表「基欺希」，解決了兩式的相持。這個統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國務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佈，讓群眾先知道，並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經過三年的謹慎工作，《中文拼音方案》終於誕生。

方案的名稱從《中文拼音文字方案》改為《中文拼音方案》，刪除「文字」二字，這在拼音方案委員會中沒有引起爭論。因為，委員們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漢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質。從一套字母到成為公認的文字，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這不是幾十年的事情，而是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事情。日本雖然讓日語羅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沒有成為真正的通用文字，與其有文字之名而無文字之實，不如有文字之實而無文字之名。

周總理在1958年1月10日《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說明，「《中文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這是非常切合實際的英明政策，從而避免了無謂的爭論。「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漢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漢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問題，群眾十分關心。不少希望有一個「文字」方案的熱心人，不斷創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會。從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時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之前，一共寄來655個「文字」方案。從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佈，又寄來1000多個「文字」方案。從1958年2月公佈拼音方案到1980年，還寄來1667個「文字」方案。群眾創制的「文字」方案共計有3300多個。這說明廣大人民群眾對文字改革的深切關心，這是中國特有的愛國現象。

中國制訂中文拼音方案之前，蘇聯已經悄悄地廢除拉丁化，改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國的拉丁化運動沒有追隨蘇聯。上世紀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些同志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結為文字同盟。蘇聯前來講學的語言學者也提出這種建議。據說，蘇聯一位副總理來到中國，跟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繫，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

關於語音標準問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重新肯定1924年實行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運動反對純粹以北京語音為標準，北拉接近「老國音」而不同於「新國音」，並且提倡方言拉丁化。這時候，拉丁化運動團體解散了，不再談方言拉丁化。

回顧歷史，19世紀後半葉我國就有人主張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中，不少人提出了具體的方言方案。勞乃宣提出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論。瞿秋白把中國的方言等同于蘇聯的民族語言。這些主張的共同特點是，只看到中國語言的分歧現象，沒有看到中國人民的國家意識已經高漲，群眾迫切要求從「書同文」向「語同音」前進。《中文拼音方案》是國家共同語的拼音方案，它為推進全國人民向說話能彼此聽懂的國語目標作出了重大貢獻。

時至今日，還時時有人提出改進《中文拼音方案》的建議。我十分注意這些建議。但是新的建議中很少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沒有仔細研究過的。略舉數例如下：

拼音方案裏的字母「迂」（ü，兩點），破壞了除調號以外不用符號的規則。「兩點」上面再加調號，重床疊屋。拼音方案委員會當時的考慮是：「迂」是個重要母音，需要有一個單獨字母代表它。這個問題沒有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有人建議用「v」代表「迂」，經過研究，弊多而利少。近來有人建議，用「yu」代表在在音節「呂」、「女」中的「迂」，作為「技術處理」，只在必要時候使用，並不是改變方案，其他音節照舊不改，但是都省略兩點。這或許是比較有可行性的建議。

舌尖母音要不要寫，如何寫，也是一個棘手問題。臺灣注音符號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後母音，用「z」表示舌尖前母音。用這兩個輔音字母代表母音，拼音方案委員會曾經做過試驗，覺得不好，特別是上面還要加上調號。拼音方案委員會嘗試過多種方法，包括「省略不寫」，寫無點i；寫ih；寫y，等等。只有現在的辦法（寫-i），比較符合原理，也方便實用。這種寫法有語音歷史變化和現代「十三轍」作為依據。

調號問題是一個難題。採用注音字母的調號，有歷史經驗可以依靠，而且跟歐洲文字中的「分音符號」也相似。聲調有原調，有變調，如何標呢？決定標原調，不標變調。（變調可以在語音學書籍中用科學方法標記）。後來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一七八不」的標調方法是實用規範。

調號標在哪里，也是有爭論的。標在音節末尾可以區別音節，但是過於鬆散。標在母音字母上面，能表示聲調基本上是母音的音高變化。但是，「iu」和「ui」標在哪一個字母上面好呢？這個問題，方案委員會沒有做出決定。現在標在後一字母上面，是群眾的約定俗成。

問題很多，不能在此細談。《中文拼音方案》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改掉一個缺點往往會產生另一個缺點。缺點和優點是共生的。只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

漢語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來的演進歷程是：從外國方案（威妥瑪式）到本國方案（注音字母），從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國際形式（國語羅馬字），從內外不同（國內用注音字母，國外用威妥瑪式）到內外一致（國內國外都用中文拼音），從國家標準（國語羅馬字、中文拼音）到國際標準（中文拼音：ISO7098）。這是一個日趨成熟的過程。

經驗表明，《中文拼音方案》是一座現代化的文化橋樑。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眾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周有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