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德的「錦囊」

「美國在亞洲面臨的最主要地緣挑戰，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戲劇般崛起」，這是傑弗裡•貝德在他2011年的著述《奧巴馬和中國崛起》開篇即挑明的話。

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打著「變革」旗號橫掃全美，當選第44任美國總統，貝德隨其左右，在外交團隊中扮演著最重要的亞洲事務顧問角色，新政府組建後，出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階主任一職，兩年後退休。

貝德認為，中國已全面融入國際體系，美中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衝突，美國對華實施二戰後針對前蘇聯的那種遏制政策極不可取，接觸與合作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唯一選擇；有鑑於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美國的對華政策必須是多維度的，「不能僅依靠軍事肌肉、經濟討好、人權壓力」，「這些手段即便是在中國相對虛弱的時候也沒有起到很好作用」。

奧巴馬缺乏外交履歷，競選期間，為避免在不熟悉的領域被共和黨對手麥凱恩壓制，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外交政策團隊，宛若「迷你國務院」。奧巴馬帶著理想主義的激情，希望重塑對外政策，修復被新保守主義激進政策破壞了的美國國際形象，並且使新的美國外交更直接地服務於他推動經濟復甦的努力。

在助手的影響下，奧巴馬把目光投向在世界經濟衰危中仍一片繁榮的中國。「奧巴馬是有史以來最關注中國的美國總統」，剛剛搬入白宮東翼辦公的貝德在與中國官員的早期接觸中透露，「他花費大量時間閱讀與中國有關的材料，每天都會多次過問與中國有關的事情」。

仍在候任的奧巴馬團隊早早制訂了對華政策目標:創造機會，塑造美中關係，使崛起的中國成為一支「穩定和建設性的力量」，而不是「和平與均衡的威脅」。奧巴馬認為「有效的對華政策」需要三根支柱：向中國展示歡迎其崛起的姿態；推動中國遵守國際法律和規範；重塑亞太安全環境，以確保中國不崛起為破壞性的力量。

時隔八年回頭看，不得不承認早期的政策框架已能隱約勾勒出奧巴馬任內中美關係的起起落落。

歡樂時光

2009年1月20日，奧巴馬宣誓就職。也許是受進取心理和「變革」精神驅動，急於開創新局面，奧巴馬政府在就職後以罕見的效率，只用一個月便與中國政府確立了全面接觸的渠道，雙方共同開創了白宮易主後中美關係快速平穩過渡的先例。

這一年四月，奧巴馬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實現了首次會晤。之後，根據兩國元首共識，中美雙方創立了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由兩國元首四位特別代表就事關兩國關係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域性性問題進行深入溝通。得益於良好的開局，中美在伊朗核、朝核、氣候變化和經貿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取得了積極進展。

一股對中美合作的過度樂觀情緒在華盛頓復甦了，最早由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7、2008年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和「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國集團」（G2）概念被重新炒了起來，老成持重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也加入合唱。

基辛格和他的團隊提出了中美「共同演進」（co-evolution）的理念，主張雙方根據自身邏輯執行各自的政策，推動兩國關係從危機管理轉向共同目標的定義、從戰略矛盾的解決轉向戰略矛盾的避免，進而構築「太平洋共同體」。

中方不贊成「G2」，給出了三個理由：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始終保持清醒；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共同決定，不能一兩個國家說了算。

2009年11月15日，奧巴馬在夜雨中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美國總統在上任後第一年就訪華，史無前例。在這次精心安排的國事訪問中，奧巴馬與中國主要領導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雙方發表《聯合宣告》，達成許多重要共識。所到之處，奧巴馬唱著一個調門：除非美中兩國達成一致，否則世界上能順利解決的全球性挑戰是極少的，美中應共同展現應對挑戰的「領導作用」。

奧巴馬的訪問在中國風光無兩，在美國卻遭猛批，被強硬派貼上了「叩頭之旅」的標籤。究其原因，一是奧巴馬在訪華期間對人權、涉藏問題作了淡化處理；二是經貿問題成為奧巴馬此行的主軸，但美方在開啟中國市場方面收穫甚少。

回顧這次訪問以及「開局之年」的對華政策，貝德認為，奧巴馬政府以理性方式處理美中關鍵議題的作法沒有錯，如果有什麼不足，那便是，「應在媒體面前更好地表現出維護美國利益的堅定性」。

顛簸歲月

對中國的首訪結束後，奧巴馬的觀念發生了微妙變化，承認對美中關係期待值過高，低估了中方堅守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能力。

另一件促使奧巴馬政府心態發生改變的事，是2009年12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帶著濃重國內政治考慮與會的奧巴馬僅承諾美國將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溫室氣體4%左右，同時極力壓促主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責任。儘管在中美各自艱難協調下，哥本哈根通過了原則性宣告，但奧巴馬返回華盛頓後公開指責中國等「基礎四國」不願承擔責任，這種私利主義的表現影響了中美互信。

從2009年底開始，奧巴馬政府調校對華政策焦點，加強對華強硬的一手，同時「避免走任何形式的極端」，中美關係衝高回落。

2010年1月29日，美國國防部網站一次性公佈了總額63.94億美元的對臺軍售計劃，嚴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引發了奧巴馬就職以來的首次中美重大正面摩擦。此後，奧巴馬政府又分別在2011年9月、2014年12月、2015年12月三次對臺軍售。

2010年2月18日，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廳會見了達賴，一方面表示美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求達賴恢復與中國中央政府的接觸，一方面又說支援西藏尋求「真正自治」。奧巴馬與達賴「溫馨而又相互尊敬」的私人關係由此開始。此後，奧巴馬又分別於2011年7月、2014年2月、2016年6月在同一地點以同一方式會見達賴。

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主任、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在2014年2月奧巴馬第三次會見達賴後發表的一篇文章裡寫道，基於「實用主義」的利益考量和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劃線，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的基本面，這同樣體現於美國對「西藏問題」的決策。朱維群說，對付「實用主義」，光靠說理是不行的，只有當「實用主義」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實用」，才有改變的可能。

「太平洋總統」

如果說涉及臺灣、西藏、人權的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傳統性問題，是兩國結構性矛盾長期以來的慣常表現形式，所造成的困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從未停止，那麼兩國結構性矛盾在新的時期必有新的體現。隨著中國加速崛起，戰略競爭開始在中美關係當中凸顯。

奧巴馬政府的一個既定方略是，對美國對外政策進行糾偏，扭轉前任對亞洲的忽略和對反恐的過度傾斜。

2009年11月14日，奧巴馬訪問日本，在東京發表演講說，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自己則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他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地區比亞太地區的變化更劇烈，美國與亞太地區的命運也在這種變化中更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美國將更多地參與討論如何構築亞太地區的未來，並參加該地區合適的多邊組織。」

奧巴馬的首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則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宣稱「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未來的政治將決定於亞洲」，「美國將置身於行動的中心」。

「首位太平洋總統」批准在2011年底正式出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最重要的考慮之一是應對「不再隱藏自己意志」的中國，這項戰略對中國針對性最強的內容是在中國周邊加強軍事部署、強化同盟體系，「以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因應盟友對中國崛起的關切得到重新加強」。同時，對亞太多邊機制的發展建設實施更直接影響，重塑國際海洋、經貿規則，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

2013年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後，推進「亞太再平衡」的意志沒有改變。白宮高層公開宣示，「亞太再平衡」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個基石，以加強安全、擴大繁榮、增進民主價值、促進人類尊嚴為支柱，「永遠不離不棄」，「無論其他地區出現多少熱點，美國都將繼續深化對這個至關重要地區的持久承諾。」

顧慮到中國的反應，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的調門有所下降，但實際舉措不斷推進。軍事領域，《四年防務評估報告》（2014年版）《前沿、介入與準備：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亞太海洋安全戰略》等檔案確定了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艦艇和海外60%的空軍力量都部署到亞太的目標，有針對性地界定在南海、東海等亞太海域的利益。政治層面，美國調整了對緬甸、越南的政策，在東南亞大挖中國的牆角。經濟層面，2015年10月結束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新的區域貿易標準呼之欲出，中國因種種原因沒有參與其中。現在，儘管TPP程式在美國國內受阻，新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其持明確的反對態度，奧巴馬政府已停止推動國會批准TPP，但其結局究竟如何還要進一步觀察。

中美兩強各踞一邊的太平洋固然寬闊，卻不再平靜，新的地緣戰略競爭漩渦正在生成，冷戰後興起的經濟合作潮流面臨分化、逆轉的危險。

亞太再平衡」釋放出美國對外戰略、特別是軍事安全戰略重心東移的重大訊號，這是過去三任美國總統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加劇了中美戰略互疑，使得兩國對對方戰略意圖的判斷重新站到「十字路口」。

南海，南海

真正的危機在南海海上生成。事實上，早在2009年上半年，已接連發生中國船隻在南海追蹤美軍觀測船「無瑕」號、中國漁船在黃海與美軍觀測船「勝利」號對峙、美軍宙斯盾艦「約翰•麥凱恩」號在菲律賓近海航行時拖曳聲吶陣列與中國潛艇碰觸導致損傷的事件，只不過在奧巴馬執政開局期中美關係整體友好的氛圍中，這些事件被壓了下去。

無異於在平靜的西太平洋上投下巨石，201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越南河內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時，突然使用事先精心準備的講稿，就南海問題向中國發難，聲稱美國在維護「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擁有利益，在南海問題上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以「海空一體戰」為雛形，2012年1月美軍提出「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後升級為「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強調通過參與多國演習、簽署介入和保障協議、建立和完善海外基地、預置物資以及前沿部署等「各種安全和接觸行動」創造有利態勢，確保聯合部隊「在面臨大量潛在對手武力拒止和各種不同情況下，完成作戰介入」，針對中國的特點十分明顯。

2013年11月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美軍自行採取行動宣示不予承認的立場，同時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加緊策動菲、越等國提高批華調門、採取挑事行動，還製造輿論稱中國的下一步是在南海劃設防識區。

2013年底開始，中國啟動對南沙、西沙部分實控島礁的填礁築島工程，至2016年初實現了對南海控制力的顯著增強和南海力量格局的永久性改變。

2014年5月28日，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宣示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力決心的演講，四次提及中國，指責中國與鄰國在南海的爭端造成地區局勢緊張，聲稱美如不能確保各方遵守國際海洋法公約，那就是「退卻」和「懦弱」，「美國已準備好應對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為」。

美國把南海當作以「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的首要實踐場，初步實現了軍事上對東南亞的「重返」。針對中國的南海築島行為，美國「航行自由宣示行動」與海上規則強調並用，實施「成本強加」，也就是在軍事上圍堵、政治和外交上孤立中國，對衝中國的「咄咄逼人」。

2013年1月，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將該國與中國在南沙群島的爭端提交設在荷蘭海牙的聯合國海洋法法庭仲裁。這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在2016年7月以一紙不被中方承認和接受的偏激裁決落下帷幕。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外交部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吳士存認為，奧巴馬政府在仲裁案背後發揮了極不光彩的作用，企圖以所謂的法律程式否定中國的固有權利和合法主張，削弱中國與有關國家業已達成的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議的重要共識，從而掌控南海地區規則制定的主導權。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休•懷特撰文指出，法律問題從來只是美國宣示姿態的一種藉口，其主要用意永遠是表達戰略立場，而奧巴馬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戰略立場就是，抵制中國在西太平洋日益強硬的海上姿態，重申自己作為優勢海上強國的地位。

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動」是美軍針對國際海洋法制度變革，以行使所謂「公海自由、過境通行和無害通過權」為名，採取的旨在抵消部分沿海國家「過度海洋主張」的常年措施，為確保美國軍事力量在全球範圍內絕對的空海域行動自由而制定。這項行動的物件國家和地區有近20個，遍佈各大洲，蘇聯/俄羅斯、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及中國大陸和臺灣等榜上有名。

從2013年底至南海仲裁案作出裁決，美軍艦機與中國海上巡邏執法力量之間的偵察與反偵察，抵近與反抵近鬥爭，每隔四到六週便會公開、高調上演一次。最近一次是2016年10月21日，「迪凱特」號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西沙領海基線外12海里範圍，中國海軍「廣州」號導彈驅逐艦和「洛陽」號導彈護衛艦當即行動，對美艦進行識別查證，並予以警告驅離。

長期以來，南海問題的核心是中國與周邊部分國家圍繞南沙群島產生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美國不持立場。然而在奧巴馬任內，美國的南海政策發生了質變，從幕後走上前臺，公開介入進來，也使得南海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島礁歸屬爭端、海洋管轄權爭議和大國海洋戰略博弈複雜糾纏在一起，南海問題成了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的平臺、戰略和軍事上牽制中國的「抓手」。

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已帶有區域性對抗性質,如何管控和防止中美在南海的利益衝突升級，進而跨越「安全困境」，變得日益緊迫起來。

「人權」不再至上？

圍繞人權問題的摩擦是中美結構性矛盾的常態化表現形式之一，美國在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比較突出地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當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思維混和、交替發生作用的特點。

奧巴馬上臺後，出於穩定發展對華關係、在關鍵問題上爭取中國配合的實利主義政策需要，主動調低了人權問題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位置。然而，它並沒有也不可能從中美關係的議程中退出，特定事件對兩國政治互信和正常合作的傷害仍然比較大。

奧巴馬第二任期，以人權問題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分歧對兩國關係的衝擊有所反彈，表面原因是美方對中國修訂《國家安全法》、審議《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和處理所謂「維權」律師等個案的關切和不滿，深層次上卻是出於對中國政治模式和價值觀在世界上對美國及西方價值體系形成潛在競爭力的擔憂。

從這個角度講，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和隔膜沒有縮小，美方對中國國內政治改革程式的不滿和誤解情緒直接反映在涉華輿論氛圍的現實層面。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2013年底在海南三亞的一次演講中給出了他的判斷：「美國對中國的擔心增加了很多，因為中國堅持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美國認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在世界上會有很大的影響，美國所倡導的這一套制度秩序就會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新型大國關係

每年的1月下旬，美國總統都要在國會議員的簇擁下發表年度國情諮文演講。奧巴馬在屬於他的八次演說中，每次都要提及中國，兩三處甚至更多，但基調只有一個：美國必須應對好來自中國的競爭。奧巴馬傳遞給美國民眾的一個附加資訊是，21世紀的貿易規則應由美國而非中國製訂。

中國話題成為奧巴馬用來強化美國的憂患意識、刺激各界保持自我變革心的工具。2012年美國大選，在奧巴馬、羅姆尼的第三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中國崛起與明日世界」作為五辯題之一出現，開了中國議題成為美國大選單項議題的先河。

美國智庫掀起了罕見的對華政策辯論，一些強硬派要求以「遏制」取代「接觸」，代表作是2015年3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出臺的、由前駐印度大使布萊克韋爾（Robert Blackwill）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泰利斯（Ashley J.Tellis）共同執筆的報告《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

奧巴馬和他的閣僚們陷入一種矛盾和糾結的心態。他們清楚，無論是從利益交融還是美國自身實力地位變化的角度看，以及復甦美國經濟的優先需要，都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對華奉行敵對政策。

奧巴馬本人每次面見中國領導人，往往開場就要重複傳送一個核心訊號：美國歡迎一個繁榮、和平、穩定的中國崛起並在世界上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這樣一句漂亮話並不能從根本上取信於中方。互信的缺失，始終是中美之間的最大鴻溝。

2013年8月6日下午6時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機降落在加利福尼亞州安大略國際機場，這是他就任中國最高領導職務後首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正式開啟了中美關係新階段。

在總時長超過八小時的會晤中，習近平向奧巴馬發出「三問」：「新形勢下，我們應該深入審視兩國關係。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中美關係？中美應該進行什麼樣的合作來實現共贏？中美應該怎樣攜手合作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這不僅是我們兩國人民關注的事，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事。」

習近平的答案是，中美雙方應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從人類發展進步著眼，創新思維，積極行動，共同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奧巴馬接過了提議。他表示：美國希望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現在是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可以把美中關係帶到一個新的高度；中國繼續和平發展非常符合美國利益，如果中國成功，將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並使中國成為美國的平等夥伴，雙方可以共同應對許多全球性挑戰；美中合作而不對抗，就更有可能實現各自安全和繁榮的目標。

然而，「莊園會晤」後，面對中美關係當中此起彼伏的大小摩擦，以及美國國內質疑對華接觸政策的壓力，奧巴馬政府對新型大國關係倡議顯示出猶豫、搖擺甚至倒退。美方明顯淡化、迴避有關提法，避免給外界特別是其亞太盟友留下美中「平起平坐」的印象，更拒絕任何可能給外界帶來兩國在西太平洋劃分「勢力範圍」的聯想。

從「莊園會晤」起，習近平與奧巴馬之間面對面的深入交流共進行了八次，包括2014年11月「瀛臺夜話」、2015年9月「白宮秋敘」、2016年9月「西湖漫步」，圍繞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美方進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討，希望排除干擾培育互利雙贏的合作模式。儘管美方對中方提出的理念在理解和認識上存在較多的疑慮，態度有所反覆，特別是難以接受「相互尊重」的表述，但雙方不對抗、不衝突、合作共贏的意願是明確的。

與「新型大國關係」探討相呼應，一個陳年詞彙「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對話中被頻繁提起。這個源出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鉅著《伯羅奔尼薩戰爭史》、在冷戰期間被「活學活用」於美蘇對抗狀態的詞，如今被用來警示中美兩國不要重蹈新興大國必然挑戰守成大國地位從而引發戰爭的歷史覆轍。

對於學界的擔憂，2015年9月22日，對美進行國事訪問的習近平在西雅圖發表的演講中給出了他的回答：「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兩天後，奧巴馬在華盛頓向習近平迴應，我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尤其是美中之間更要儘量避免衝突；我相信美中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間的競爭應該是建設性和具有積極意義的。

系統性對話的升級

2016年6月6日至7日，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這是奧巴馬任內最後一次這樣的對話了，雙方就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打造務實合作亮點、管控分歧與敏感問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助推世界經濟復甦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取得豐富成果。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2005年3月建立的中美戰略對話機制和2006年9月啟動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基礎上合併而成的新型對話機制，2009年7月27日至28日在華盛頓舉行了首次對話。在過去八年的八次對話中，前三輪圍繞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係進行討論，第四輪起聚焦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每次對話結束後釋出的成果清單累積起超過1000項的各領域共識。在大的對話方塊架下，還設立了戰略安全對話、亞太事務磋商、中東事務磋商等子對話機制。

在兩國軍隊之間，作為對話的成果，建立了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兩軍熱線和兩軍戰略規劃部門對話，談成了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在日趨重要、敏感的網路安全領域，因特殊事件，中美一度劍拔弩張，瀕於爆發網路戰爭，但最終撥雲見日，舉行了打擊網路犯罪高級別聯合對話，兩國司法部門也在相關領域開展了具體合作。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確立堪稱兩個世界級大國對話交流平臺的一次機制化創新和系統性升級，其內容之廣泛連美國的多數盟國都忘塵莫及，真正反映了中美關係的戰略重要性和全球內涵。

無論是主張對華接觸還是強硬，目前美國國內在涉華問題上存在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要保持和加強高層級對話，不少美方人士經常就未來兩國戰略層級對話機制發展提出建議。他們注意到中國外交決策體制發生了變革，希望有針對性地調整中美對話機制的設定，使其與中方的內部調整相適應、相匹配，以確保對話內容能夠「上達」。也有人認為現有對話陣容過於龐大，儀式性蓋過了實質性，對話效率需要提高。

中國學者們則普遍希望美國新政府上臺後延續、優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機制，將其作為奧巴馬政府的「制度性遺產」繼承下來。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提議：要體現戰略性，真正關注戰略問題，能夠從戰略的高度談問題；要提升可信度，雙方要把各自戰略意圖真實地告訴對方，防止誤判；要加強執行力，達成的諒解要得到切實執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達巍說，「軍事軌道的對話也仍是缺乏的，戰略安全對話仍只在副部級上進行」。

奧巴馬任內中美雙方共同開創的另一項制度性安排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它和戰略與經濟對話背靠背舉行，圍繞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等領域的話題進行交流，迄已舉行七輪，所達成的總計400多項具體成果中最耀眼的是在2010年起的四年間美方派遣10萬名以上的學生來華留學（「十萬加」計劃）、中方派遣萬名學生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並實施漢語橋萬人來華研修專案。

2009年起至今中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2015年底在美進修的中國學生有近30萬。美國來華留學生也逐年遞增，2015年達到2.4萬人，在外國留學生來源國中僅次於韓國位居第二。2014年11月起中美執行為對方公民頒發10年多次入境簽證的互惠安排，兩國商務旅遊往來人員數量不斷大幅增長。2015年中美往來人數約475萬，民航直飛航班每週320多班。無論兩國政治、文化、社會差異多麼巨大，「人」的因素對中美關係的塑造作用越來越大。

更深的交融

奧巴馬執政的八年，是中美確立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大國利益交融格局的八年。

據中國官方統計，2009年中美雙邊貿易額是2983億美元，2015年達到5583億美元。目前，中美仍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商務部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首次超越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貨物貿易伙伴。

2016年8月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報告指出，從2006年至2015年，美國對華貨物出口增長116%，超過其他10個主要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美國商務部預測，2022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進口國，屆時美國對華出口將超過5300億美元，產生超過334萬個工作崗位。

截至2015年底，美對華投資專案累計6.6萬個，實際投入774.7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第六大外資來源地。中國官方統計，2008年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存量不足10億美元，2013年猛增至140億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國企業在美累計直接投資466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四大目的地。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團釋出的報告顯示，2016年上半年中國企業赴美直接投資180多億美元，超過了2015年全年，這還不包括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和老百姓在美購置的房產。

兩國毫無疑問是全球經濟雙引擎，然而貿易摩擦也顯著增多。美方對中方居高不下的對美順差如梗在喉。美國商務部統計，在中美貿易中，中方順差從2009年的2268億美元擴大到2015年的3657億美元，而2015年美國整體外貿赤字為5315億美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指出，美國貨物只佔中國進口市場的6.5%，落後於歐盟與韓國。

從2009年6月的「輪胎特保案」至2016年5月的「白羽肉雞案」，奧巴馬任內美國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美國國內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以智慧財產權為物件的337調查等渠道對華髮起的訴訟和調查超過以往。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管理局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5月，在美方正在執行中的「雙反」關稅徵收命令中，對華徵稅令最多，達132條，其中反傾銷99條、反補貼33條，而居第二的印度總量只有23條。從2009年至2016年中，美國對中國輸美產品發起的337調查總數超過110宗。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藉口政治敏感對中國赴美投資大型國企設限的行為時有發生，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成為橫在兩國經濟合作通路上的一道障礙，多起併購案半途而廢，比如中國三一重工的風電併購專案。CFIUS提交國會的報告承認，近幾年美國以國家安全理由稽核的外國投資案件數量一直在增加，來自中國的投資成了審查的頭號目標。

導致摩擦的基本背景是全球產能過剩蔓延，中美同質性競爭因素增多。一般而言，一國對另一國經常專案收支逆差超過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就構成政治問題。奧巴馬政府把降低失業率、吸引高階製造業「迴流」、促進經濟復甦當作首要的施政重點，從一開始對中國寄予厚望到後來轉而失望甚至憤怒。而在美國社會上，抱怨中國「偷走美國就業機會」的聲音延續不絕，美國商界在對華合作中獲益趨減，為發展中美關係奔走遊說的熱情下降。

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商貿聯委會等協調處理中美經濟摩擦的主要管道，匯率問題始終是焦點議題。美國財政部多次威脅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雖沒有一次真正實施，但美國國內認為中國通過「操縱匯率」獲得對美貿易優勢的情緒居高不下。

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兩大訴求是停止「利用匯率手段」獲取對美貿易優勢，給予美國對華投資企業「國民待遇」；中國則要求美國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停止為中國赴美投資企業設定政治障礙。這相互之間的「兩大訴求」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中國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靶子，在貿易領域「妖魔化」中國的趨勢在奧巴馬任末達到極致，兩黨總統候選人談及貿易問題言必責中國。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之一（美財政部資料顯示，2016年8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約1.18萬億美元，仍為美國最大債權國），在美元持續走強、全球流動性拐點在望以及美國「再工業化」意志更加明確的背景下，美國經濟調整和貨幣、財政政策的溢位效應日益引起中方關切。

出於兩國不斷增長的共同利益和責任，2008年啟動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在擱置一段時間後在奧巴馬任內重啟，截至2016年6月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時，累計進行了28輪磋商，中方首次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用於同外國商談雙邊投資協定。磋商在艱難的討價還價中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已基本完成協定文字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的談判，正在核對「負面清單」並且不斷縮短。兩國政界、商界對它寄予厚望，甚至認為其具有「WTO2.0」式的意義，但也承認在奧巴馬任期結束前完成談判可能性不大。

秩序之爭

全球治理是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美關係的重要新增角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龐中英教授梳理了過去八年中美在這一領域合作與交鋒的基本線索。

2009年，應對金融危機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優先任務，奧巴馬政府提升了小布什執政末期創設的二十國集團（G20）的地位，通過那一年在匹茲堡召開的峰會將G20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與此同時，為推進在競選中提出的「無核世界」主張，奧巴馬政府發起核安全峰會。這兩大峰會挑戰了西方七國集團的地位，卻為中美協調合作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新增多邊框架，助推了中國在現行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

此後，包括巨集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應對氣候變化、核安全等的全球治理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亮點，兩國官方和學界更是把氣變合作視為中美關係的「新支柱」。但這樣的合作也並非易事，其間不乏基於不同利益和原則立場的分歧，對中美關係複雜性估計不足的奧巴馬政府「愛恨交加」。但到了2014年，氣候變化成為中美的共同挑戰，氣候治理成為中美共同利益，2014年11月《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宣告》、2015年9月《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宣告》為2015年底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巴黎協定》奠定了堅實基礎。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開幕前夕，習近平主席、奧巴馬總統與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共同出席了《巴黎協定》批准文書交存儀式。

但同時要看到中美在全球治理上的衝突。在最近的歷史上，圍繞著治理與秩序總是充滿了國際衝突。隨著中國宣佈要在全球治理中的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進入2013年，中國為引領全球治理改革開始發力，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美國對中國在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之外「另起爐灶」的擔憂表面化了。亞投行醞釀期間，奧巴馬政府一度阻撓盟友國家加入，但從英國到德國，從新加坡到沙烏地阿拉伯，沒有多少國家在乎美國的意見，紛紛做出了加入亞投行的決策，只有日本仍緊隨美國身後抵制亞投行。阻撓亞投行未果被視為奧巴馬外交的重大挫敗，甚至引發了奧巴馬政府外交決策圈的人事調整。

奧巴馬任內，朝核問題由中美合作點滑向挑戰。美國對朝實施「戰略忍耐」，與朝保持特殊渠道的溝通，但卻不願放下改變朝政權的意圖，同時與韓國在半島不斷開展大規模聯合軍演，對朝政策趨向失敗，朝鮮的核導能力逼近對美國本土構成直接威懾力的「臨界點」。在此情況下，美國向中國「甩包袱」的心態重新表面化，指責中國「不負責任」「管不住朝鮮」的論調在華盛頓又高漲起來。

走向並不全然可知的未來

回顧奧巴馬執政八年的美國對華外交和中美關係，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種日漸清晰的競合關係，它不像一些人幻想得那麼好，但也不像某些人貶低得那麼壞。中國和美國分別作為上升大國和守成大國，均在主觀意志上拒絕對抗衝突的「宿命」，但也對對方深懷疑慮。美方並不確信，中國在亞洲的行為是擴張性謀霸戰略，還是防禦性和平崛起；中方也不確信，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行為是進攻性包圍戰略，還是防禦性遏制戰略。

奧巴馬眼中的中國始終是個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其對華政策也是複雜的矛盾綜合體。他以顯著的熱度推動中美在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但也不斷髮洩著對中國不能給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滿。他把中國樹為重新激發美國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的靶子，試圖把中國裝入「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支援美軍加強有朝一日與中國作戰的準備，但又堅決反對把中美關係推向直接對抗與衝突的深淵。

這是站在戰略「十字路口」的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本能反應，奧巴馬只不過是被歷史賦予了領銜角色的那個人。他不能超越「美國例外主義」的影響，其對華外交除了具備更加突出的兩面性特徵之外沒有新的突破。不過，奧巴馬為美國開啟了一個程式，那就是，把中國真正當作一個不同於前蘇聯的戰略競爭對手加以審視，把對華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調整。這種改變當然是從美國自身戰略利益出發的，但又何嘗沒有對中國進行真正意義的全球戰略規劃和強國戰略升級形成倒逼？

過去八年，中美關係好像穿越了一個又一個「十字路口」，然而實力對比這一塑造中美關係的關鍵因素還在動態的變化和結構的流動中，真正的「十字路口」還在前頭。2009年奧巴馬首次訪華時，美國的GDP是中國的3.2倍，日本的GDP則比中國多15%。2014年奧巴馬再次訪華時，中國的GDP已相當於美國的一半、日本的2倍，中國也已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奧巴馬卸任時，中國的GDP達到了美國的60%、日本的4倍多。再過4年，中國的GDP將會相當於美國的將近80%。短短八年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交叉點」正加速逼近現實。

美國戰略學界意識到，如何應對一個更加強大、自信的中國已然成為美國面臨的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問題。這一認識所引起的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不會隨奧巴馬卸任就一併終結，而是將在他的繼任者那裡有更為鮮明、具體的表現。在這個特殊時期，坐視「進攻性現實主義」主導雙方的決策思維和行為正規化，任由某些叢集以私利裹挾、操控兩個全球性大國對對方的戰略政策，將是極其愚蠢和危險的。

在結束本文前，還是回到「老朋友」傑弗裡•貝德那裡吧。這位奧巴馬首任大半時間裡的對華政策首席顧問在他的回憶錄結尾處留下忠告：「未來的美國總統需要在對華政策中尋求正確的平衡，以保持美國的力道和警覺，但不應陷入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困境——在那種安全困境中，美中雙方都相信實力的增長必然導致敵對的意圖，並且最終使敵意成為現實的響應。」

（安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