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支書陳永貴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一躍成為了共和國的副總理。八十年代辭任副總理後，陳永貴又過回了平民生活，去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他主動退掉了紅旗囚轎車和一切公家的東西，出門不是走路就是乘公車

坐立不安的一天

動手抓”四人幫」的這一天，陳永貴在北京交道口的小院裏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政治局要開會，準備好，一來電話馬上動身。

從下午3點開始，陳永貴就在自己的屋子裏待不住了。他走出來問：”通知開會沒有？」聽說沒有，陳永貴又低著頭回了屋子。過了一會兒，他又出來問，還是沒有。陳永貴再次囑咐道：「準備好了呀，一來通知馬上就走。」直到吃晚飯的時候仍然沒有動靜。陳永貴愈發顯得不安了，還很關心地問住在西院的吳桂賢的動靜。吃過晚飯，電話鈴響了，通知陳永貴上玉泉山開會。陳永貴一下子興奮起來，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塊走！咱車在頭裏，叫她跟後頭，你們的車跟著，不能叫她單獨行動！」政治局會議開到半夜12點多才散。陳永貴和紀登奎、陳錫聯一塊回到他們住的小樓裏，剛進樓道，跟在身後的警衛和秘書就見這幾個老頭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

幾天後，在沒有了張春橋的政治局會議上，陳永貴一年多來很少見地正坐在沙發上，顯得很自在。紀登奎笑問喲，幾年啦，這脖子能扭啦？」陳永貴笑道：「好了嘛。」散會後，陳永貴向李先念、紀登奎和陳錫聯發出邀請，陳永貴笑問：「來吃頓山西拉麵哩？」

「你不是『四人幫』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有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來京看他的長子陳明珠說起了自己的去留問題。陳永貴說：「不能幹哩！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你來寫，我說。」陳永貴靠在沙發上，一條一條地慢慢說道，「就寫身體不好，沒文化，不適應工作哩！」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出什麼東西來，陳永貴說：「就這吧！」陳明珠就照這個意思短短地寫了份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歎道：「幹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

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制的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閑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歎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係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了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錯」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之後，心情苦悶，又整天在家裏閑著無事可做，終日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散散心，便拉著他打撲克，玩升級。陳永貴心緒漸漸轉開了。住了幾天，陳永貴忽然又顯得不安了。他急著要搬家，找個小些的住處搬過去。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幹，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建成的木禪地22號樓上撥給了他一套部長級住宅。

搬到_22號樓之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髮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反正他和老伴閑著沒事，自己做飯還隨便點。國管局也不堅持，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就是了。

陳永貴過不慣清閒日子。他在陽臺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裏種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陽臺上擺滿了—盆盆的花草，像個溫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條掃去掃樓梯，一直從12層掃下去。

陳永貴還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有一天轉到附近一個蔬菜商店，陳永貴指著櫃檯上的蔫乎乎的菜說：”要二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了。經理見了陳永貴，極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哈哈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從後邊挑了一籃子最好的菜送來，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扔下錢走了，從此便不肯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對此，陳永貴出門買菜常扣著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臉。有一次去三裏河菜市場排隊買肉，陳永貴排到了，指著案子上的豬肉說：「拉，二斤。」賣肉的聽口音不對，偏頭一看：永貴大叔！他二話不說，斜著刀長長地片下一條好瘦肉來，高高地給陳永貴秤了。陳永貴也不說話，交了錢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沖人家點頭，站在地鐵裏，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哈哈地跟人家閒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1983年春，陳永貴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准。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

病逝

1985年1月，陳永貴頭痛咳嗽，渾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藥。可是這次感冒越來越重，右耳根部還長出一個疙瘩，陳永貴明顯消瘦。

7月，北京醫院為他做腿腺瘤切除手術，同時發現他的肺有問題。經過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8月，住進北京醫院。華國鋒聞訊，當天就趕到病房探望，安慰說：”在這裏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兩塊錢。現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5元是不行的聽說陳永貴住院後，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也前去探望。

陳永貴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浚救了，便時常談起後事。一次，有人談起報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陳永貴對陳明珠說：”唉，我死了，還不像蒯大富那樣給我說個亂七八糟哩？」這時，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一次，李喜慎來看他，陳永貴說：「喜慎，肺癌能活幾天？我去世後，你們把昔陽的事澄清澄清，特別是西水東調工程，花了5000萬元，社員受了四五年苦，要說欠債，就這個債哩。」說著說著陳永貴流下眼淚。

臨終前，陳永貴特別想回大寨。陳明珠把他回大寨的願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勳，習仲勳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囑咐陳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陳明珠道：「爹，你說甚哩？不撒，不撒。」陳永貴對來看他的大寨的書記說：「我死了你給我選個墳，400塊錢夠不夠？」陳明珠打斷了他的話：「爹，你說話也沒個分寸，兒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隊書記給你選墳？」陳永貴道：「唉，我又是錯了。別談了，我錯了，都是我錯了。」陳永貴一生嘴硬不肯認錯，臨終前卻老是認錯，什麼都是他的錯，把陳明珠聽得鼻子發酸。

臨終前5天，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宋立英、梁便良、賈來恒、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幹部接到北京，最後見陳永貴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永遠地睡著了。

陳永貴逝世後，宋玉玲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並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第三天下午，一輛高級轎車在八寶山火化場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人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華國鋒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貫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

5天後，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下午4點，靈車開到大寨。這裏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圍個水池不通。陳明珠捧著骨灰盒從車上下來，許多人一見放聲大哭。震耳欲聾的鞭炮炸響了，昔陽藝術學校的樂隊奏起了山西民間樂曲。許多人向陳明珠擁過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後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裏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其人其事

他對中國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窩了一肚子火。當了副總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歡等級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仍穿老農民的對襟衣服，包白頭巾，不計較什麼級別，連工資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員_樣下地千活，年輕人仍叫他「永貴大叔」，誰能做到這些？

他進了中南海，兒子、老婆仍留在隊上掙工分。山西省有關部門將他全家戶口辦出來，要他帶到北京去。他拍著桌子吼：「是誰辦的？我不同意，他敢！」結果戶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糧靠隊上分給他家的口糧，拿到糧站賣了，兌換成全國通用糧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還真是一個不拿工資的副總理——每年由大寨給他記滿勤，每個勞動日按1.5元分給他家。組織上考慮到他進京後開銷大，中央每月補助他36元生活費，山西省每月給他60元兼職補貼，後來提高到100元。

他本來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員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飯。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饅頭、面疙瘩，就著老鹹菜或苦瓜，稀裏呼嚕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來了，他就煮麵條招待。他的煙癮很大，在大寨抽自種的.旱煙，進了京改抽香煙，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便宜煙。

陳永貴剛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每天很早起床，自己疊被、掃地、泡茶、洗衣，警衛員搶著幫他做，他不喜歡地說「我又不是沒長手」！賓館走廊電燈亮到天明，他覺得很浪費，就去關掉。服務員又打開，他又去關掉。搬進中南海，給他配了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都圍著他轉，他十分不自在。後來住進交道口胡同小院，這裏空地很多，他抽空開出來，種上豆角、番茄，吃不完就給警衛班食堂。

陳永貴出訪和視察，很注重廉潔自律。他赴墨西哥訪問，不帶服務員，不帶管理員，一切由警衛員統管。駐墨大使姚廣也是昔陽人，得知出訪人員每人發了20元外匯券，建議每人買一塊手錶，很便宜。他知道了厲聲說：「怎麼啦，要戴外國表？周總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視察雲南、貴州，返回時發現隨行人員帶的有雲煙和茅臺，發了一通火讓人家務必把錢寄過去。到拉薩視察，他不去布達拉宮參觀。他說：「莊稼地是最有看頭的東西。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的農田建設場面，才是最美的！」

辭去副總理後，國家安排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對於農場”顧問」一職，他可當了真。不但關心農場的發展，過問作物的合理搭配，還十分注意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時還深入田間地頭觀察農作物的長勢和病蟲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勞、樸實、節儉的好習慣，臝得了農場領導和職工的好評。

（封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