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宛平縣城外盧溝橋.的數聲槍響，揭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序幕。回顧歷史，19世紀後半葉，日本借明治維新的契機富國強兵，實行軍國主義，不僅吞琉球（1879年廢琉球藩、設沖繩縣）、占臺灣（1894年甲午戰爭》）、爭東北（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並朝鮮（1910年），更眼見清帝國積弱不振之際，欲取中國而代之，重構立東亞新秩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其手段就是發動戰爭，劍指中國本土。

歷經全體國民整整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在1945年終於迎來了勝利。

回顧歷史，1937年作為中華民族對日抗戰全面爆發的時刻，中正文教基金會、國民黨與政大人文中心共同舉辦了全臺灣唯一紀念全民抗戰爆發八十周年之學術研討會，在當今某些政治勢力極力詆毀國民黨，厲行「去蔣化」「去中國化」的社會氛圍中/實屬難能可貴。

不過，近日有臺灣媒體在報導該研討會時，稱此會議「拷術性排除中共的抗戰貢獻」，或許是認為在80周年這一重要紀念年份召開的抗戰歷史會議不應當只選擇遠征軍作戰這一局隅作為主題，似乎缺乏對中華大地全民抗戰大圖景的概括力。

然而，史海浩瀚，抗日戰爭歷時之久、動員人數之多、涉及地域之廣，絕非僅憑單單一場學術會議可以全面涵蓋，如此不僅不切實際，更有失焦的可能。故政大人文中心選擇「遠征軍與亞洲戰場」為主題，集中討論滇緬遠征軍、中印國際航線在說戰中起到的作用，以及當時中國的泰國政策等議題，輔以圖片、影像與戰爭宣傳，使文本得以更加立體的躍然紙上。

但該媒體又稱會議只討論「遠征軍與亞洲戰場」是「刻意貶低中共的貢獻」，這顯然對此研討會發表之文章與抗戰史實缺乏認識：

首先，中共中央當時位處陝北一隅，主要在陝甘寧邊區活動，到抗戰後期，華北最大的根據地也只在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一帶，若要動員共軍參與遠征、打通中印交通線，從地理條件上來看，首先要行軍穿越日軍佔領的中原地帶，翻過秦嶺大巴山，還要能抗擊華中日軍的侵擾，才能順利一路往南到達重慶，成功與國軍會師後遠征印、緬。從地理條件上來看，共軍無法、也沒有必要參與遠征軍，在華北與日軍周旋、打敵後遊擊戰足矣。

其次，研討會論文《抗戰時期的戰爭宣傳：以蔣中正的全民總動員為觀察》指出，1938年初，蔣介石為強化對民眾的戰爭宣傳，要求陳誠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成立政治部，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政治部下設第三廳，負責宣傳與動員群眾的工作，首任廳長就是身為共產黨員的郭沫若，其下屬廳長辦公室主任陽翰笙、科長杜國庠、第三廳中共特支書記馮乃超，全都是接受中共中央長江局（後為南方局）領導的中共黨員。既然文章內容已有敍述中共黨員配合國府進行抗日宣傳工作，在史實上，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全國歌詠會和全國戰時教育協會，也都是以共產黨員為領導核心的組織，于文化領域上鼓舞軍民的士氣，又何來所謂的「技術性排除中共的抗戰貢獻」呢？若依此邏輯，未來在評價東北抗聯、華南遊擊隊、晉察冀軍區的敵後戰鬥，甚至是完全由中共領導的「百團大戰」等國軍等未能參加的戰役，恐怕也會被說成「這是技術性排除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貢獻」。

相較於中國大陸每年大張旗鼓借紀念抗戰從事「愛國主義教育」（也可稱為民族主義教育），使「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等說法日益深入人心；反觀當今的臺灣人，家庭成員中有親身經歷過對日抗戰者少之又少，這個歷史事件對多數人來說幾乎不屬於「家族記憶」的一部分，關注程度自然不如大陸自官方到民間來的熱絡。因此，就抗戰議題來說，筆者認為兩岸的差異不在於對抗戰的貢獻多寡，而只是關注度的高低區別而已。

也許讀者會很疑惑，是否臺灣的歷史教科書都相當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忽略其殘暴的鎮壓呢？以臺灣現行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簡稱《101課綱》，2012年9月起施行）歷史部分，在描述「日本統治時期」亦說到「乙未之役及其後日本人採用軍警壓制手段、實行六三法、籠絡紳商以穩固其統治的措施，並述及殖民當局的‘理蕃政策’」，還有「因日本殖民統治所引起的武裝抗日事件，如後壁林之役、噍吧哞事件、霧社事件等，並進一步說明日本的鎮壓措施與員警制度的發展。」實際上，《101課綱》並沒有刻意淡化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民的武裝抗日和殖民當局的鎮壓手段，反而是詳實寫入歷史課本中。所以問題出在哪里呢？關鍵在於「具有殖民性質的經濟發展」章節時，突出日本對臺灣的基礎建設：「包括土地、舊慣、人口等三大調查，以及交通、水利、電氣、金融、新式教育等的推展」，對其背後的動機——殖民掠奪，一筆帶過。與之對照的，是教科書寫滿清治台兩百餘年，不是管制移民的渡台禁令，就是貪官污吏、欺壓百姓釀成官逼民反，甚至於詳述層出不窮的各類械鬥，並被概括為「消極治台」。

因此，臺灣和中國大陸同屬一個政權時，被貼上「消極治台」的標籤；遭到殖民統治時，反而是促進了「工業化、現代化」，與世界局勢、現代文明相接軌，兩相對照下，隱約塑造了「日本殖民優於中國政權統治」之印象。而蔣介石與國民黨當局遷台之後，為了鞏固台灣這個最後的「反共復興基地」，不惜邀請在抗戰時期於華北實行「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來台組成「白團」（日軍顧問團）。所以1949年之後，國民黨當局極力宣揚「以德報怨」「中日友好」

（目的是為了共同反共），淡化反日氣氛，故除了親身經歷過抗戰的國軍將士之外，多數臺灣民眾就在當局有意識的管控社會上反日氛圍，以及現行《101課綱》過於強調殖民帶來所謂的「現代化」與清代實行所謂的「消極治台」影響下，漸漸淡忘先民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以及國軍浴血抗戰的歷史。

儘管近年來對於抗戰的起點，或者所謂的「正面戰場」「敵後戰場」與「中流抵柱」等議題，兩岸有著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但無論是國軍還是共軍，當時都是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指揮下的抗日義師，也都在戰後一同分享了抗戰勝利的果實。如今臺灣當局更應該大書特書，紀念這個影響我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層面，以及二次大戰後影響世界格局與東亞等國際秩序甚巨的重要戰爭。而在抗戰歷史的表述方面，兩岸應該推動共用史料、_共寫史書，拿出一個真實可信、對歷史、時代、人民負責，為國共兩黨所接受的文本。此外，總結戰爭經驗和教訓，更可增加兩岸間的共同認知，對維護雙方關係和平發展也會有所助益。

（許陳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