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傳統差異巨大，臺灣「全盤西化」的結果，必然是橘逾淮而為枳。

臺灣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迎來了一波長達20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這使得臺灣由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島，蛻變為以電子、化工、機械、醫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達地區。臺灣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就，離不開兩項因素：一個是決策符合臺灣的實際情況，並得到執行；另一個是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老百姓對未來有希望。

然而，在推行所謂的西方式民主數年之後，臺灣社會衝突開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嚴重，經濟發展進入長期遲滯現象。臺灣老百姓現在尚能維持一定的體面生活，乃受惠於以前積累來的老本。臺灣政客們為了個人利益或是報復上一代積累下的仇恨，不斷地操弄不切實際的政治議題，許多政策分裂社會，堪稱荒謬。連向來是穩定社會秩序基礎的軍、公、教群體都不斷地湧上街頭抗爭，前景令人極為憂心。

臺灣的誤區

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臺灣，一直是以實踐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而自詡。當年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也尤其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現代意義。而臺灣社會卻走到今天的地步，讓我們不得不深思：在西方體制與中國傳統之間應當如何取捨，才更容易達到若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嚴復將約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書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異同點是：相同的是都肯定個人自由和解放的價值；不同點是：西方是以個人為本位，中國卻是在群體與個體的界線上考慮自由的問題。

學者尚會鵬在許烺光的研究基礎上建構了「心理文化學」理論。尚會鵬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倫人」社會，「倫人」狀態下的自我認知，強調人的相互性，個體並不是以個體這個單一狀態來理解與感知世界，其所依賴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從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來認知自己與看待外部的世界。換言之，中國傳統社會是通過在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時，隨時調整並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且不斷地從不同的關係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對方的身份、彼此的關係以及自己在整個「場」中應所遵循的「規矩」。

規矩自然是從禮而來，不按規矩行事，就是失禮。傳統社會考慮問題的重點不是對錯，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禮法。如果一個人的做法不合乎禮節，那麼即使是對的，也可能會因為失禮而失去了正當性。所以在河洛語（閩南語）中,「失禮」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雖然也強調對真理的追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以」，這個道並不是禮節本身，而是在禮法之後所體現的價值，亦即仁與道，也就是一種類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證自明的超越性價值。但是中國畢竟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倫人」社會的強大影響下，是否符合禮節已經內化為判斷對或錯的標準。

中國傳統社會構成自我認知群體的人際關係圏是以「自己」為核心，由內而外分為三層，分別是「親人圏」、「熟人圏」與「陌生人圈」。「自己」與圏中其他個體的親密程度，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權利義務的強度，乃由內向外遞減。在不同圏子使用不同的規矩，是「倫人」行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而這也是禮法的重要特徵之一。為什麼中國傳統社會特別願意論關係呢？因為在不同的圏子裏，適用的規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親戚、論師門、講鄉情，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來的基本人際互動模式。

臺灣當前所實踐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覺間就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為西方人是積累了幹百年的獨特經驗之後，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礎上，反復琢磨，不斷調整，然後逐步出臺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構了匹配西方人思維模式的政治體制。然而到過臺灣的人都知道，在當今全球的華人圏裏，臺灣的者百姓保存了許多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貿然的全盤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後果，就是民主的好處並沒有出現，民粹卻開始在臺灣普遍流行。

親情影響政治

民粹現象並非臺灣所獨有，民粹所體現的是群體無序後所呈現的一種烏合之眾帶來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論及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時，就指出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群體所服從的各種衝動可以是豪爽或殘忍的，勇猛或懦弱的；這種衝動總是極為強烈，因此個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難以控制他們。由於刺激群體的因素是各式各樣的，所以群體可以轉瞬之間從血腥的狂熱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因此，群體根本不會做任何的事先策劃，他們可以先後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發，但是他們又總是受到當前刺激因素的影響。他們就像被風暴卷起的樹葉，向著每個方向飛舞，然後又落在地上。

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就反復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盡辦法為難執政黨；等到民進黨自己執政時，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樣強大；民進黨現在舉步維艱，這是自食惡果，但臺灣老百姓也跟著遭殃。

實際上，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是公民對一種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的體認，這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特色的基礎上的。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起源於14、15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及人文主義，這是上承古典的傳統；在宗教方面，馬丁路德主張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到了加爾文教派，即所謂的「清教徒」，把個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國是一個清教徒社會，以18、19世紀為例，小孩很早就離家外出闖天下，成人後才回家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以此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西方人認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人對上帝必須絕對的服從美國可以說是最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

余英時表示，上述這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難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濃厚，自古已然。孔子強調孝悌視「為仁之本」，後世則窄孝作忠」之說。漢、晉兩代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正是因為政治理論必附於家族倫理的基礎之上。

西漢初年南粵王趙佗與大漢交惡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呂後毀其祖墳、殺其家族。漢文帝想要與趙佗示好，就不能不改變呂後的錯誤。文帝在給趙佗的信上表示：「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塚。」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家族關係進行統戰的例子，並且對後世發生了示範作用。魏晉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勝枚舉，當時的道德觀念是把親子關係看得比君臣關係遠為重要。曹丕問，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遲疑的答道:「父也。」更鮮明的例子是，諸葛瑾、諸葛亮二人，分別在吳、蜀出任要職，卻不因政治而斷絕手足之情，現存諸葛亮給兄瑾諸劄可證，而且劉備與孫權也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雅量。

親情影響政治的情形，在中國的歷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還十分突出。北宋時真宗藩邸舊臣王繼忠為契丹所俘，後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於宋遼之間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孫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當時京師號為「陷藩王太尉家」（見文瑩《玉壺清話》四及葉夢得《石林燕語》十)。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中國人怎樣重視家庭倫理。一般情形下，中國人是不肯為政治而犧牲親情的。「國」必須以「家」為基礎，這可以當作是中國傳統特色下的現代「國家」涵義。

由於中西文化的客觀差異，在理性的選擇下，選擇與中國傳統結合，同時又富含現代化意義的體制才是正道。

西式民主的橘逾淮而為枳

在此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是，心理文化學理論中指出，西方「個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屬於「交易型」，而「倫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則屬於「信用借貸型’「恩」與「報」是「信用借貸型」交換方式的重要特點。中國傳統中蘊含了很深的「還報」文化。在「熟人」圏中，一方「貸出」「人情」或「禮」，(期待）引發的是另一方的償還行為。中國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交換（財物、金錢、情感、服務等）的比率，是根據與彼此間身份關係相關聯的倫理規範來達到平衡的。換言之，這是一種符合倫理規範的「等意義交換」，而不是物質上的「等價交換」。

這種特點，使得中國傳統社會對具有一定關係的人，會有較強的責任感，以及較重的「親情」和「人情」負擔。因此謀前途、做事業的人，很容易就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力圖促進自己與對自己有用處的人的關係。

因此，「全盤西化」的結果，必然是橘逾淮而為枳。南美、南亜，一直到非洲，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威權體制或賢能政治為什麼在東方國家能夠成功？因為執政者居於中央層級，他必須向全體老百姓負責，這裏算的是一筆總賬，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後的零星賬目。由於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國老百姓的福祉來考慮，而不是通過無數個小單位的績效積累來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情，有時候確實需要特別的犧牲，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利遠大於弊的。如此一來，施政成本降低，總體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蔣經國在臺灣推行十大建設時，就是以全臺灣為範圍進行通盤的考慮，全局式的規劃，建設成果全臺灣的老百姓都能受惠。

民逬黨現在推行的前瞻計畫，主要的建設與預算都落在綠色執政的縣市，由子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重複的浪費情形非常嚴重，即便是傾綠的學者專家，也忍不住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但是民進黨利用執政優勢，仍然強行推動。蔣經國主政時期，並沒有太大的選票壓力，但是他有必須把整個臺灣建設好的壓力。現在的民進黨，只要能確保擊敗選舉時的競爭對手即可。實際上，蔡當局不必向全臺灣老百姓負責，政客們只要能夠取悅足夠多數的選民即可，至於方法是否道德，方向是否正確，並不是最需要關心的事情。

如何用好民主是一門大學問

威權體制或是賢能政治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權與能之間的關係。如何有效的監督權力，又不影響權力的正確與正常施展，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傳統「倫人」社會裏，佔據較高位置的人比處於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優勢。在這樣的系統中，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所以系統治理失靈的現象十分普遍。

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生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之而善，故民之從也輕。」手段是為目的而服務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國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內容，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並不相同，而且這個不同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通過西方式的手段來達成的。這就賦予了當代中國知識人在學習西方優點之時，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後提煉出符合中國人需要的精華的責任。

（王冠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