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而從時間上看，對外開放要早於改革。早在三中全會之前，軍事科學院二號樓已經能聞到對外開放的味道。葉劍英在這裏頻繁接見來自港澳和外國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會之後，來自港澳和外國的知名人士到北京，並不是「想見誰就能見到誰」，但他們大都見到了葉。

葉選基：香港商人胡應湘、李兆基和美國商人哈默等，他們第一次到內地，都是先見葉帥。粉碎「四人幫」後，包玉剛、李嘉誠第一次進來，也是先見到葉帥，葉帥都鼓勵他們到內地來投資建設。

這些都是非官方式見面。他這樣高級別的領導幹部，做的是朋友間的民間外交、人民外交，不上電視，不登報紙，跟其他領導人有很大區別。很多照片都是秘書拍的。

實際上，領導幹部的民間交往往往更優於官式交往，現在我們缺乏這種意識。

王守江：不那麼講程序，出於都是友人，出於這個，他一定要見見。

在當時的中共最高層中，葉劍英有著較多的「海外關係」。他出生于華僑家庭，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又曾是蔣介石部下。

而鮮為人知的是，葉帶兵解放了廣東，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華南，中共華南局之下設港澳工委，負責領導中共組織在港澳的工作。莊世平、馬萬祺、柯平、柯麟、何賢（何厚鏵之父）等人，均曾在葉劍英領導下工作，他們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王守江：那時香港事務是葉劍英管，我經手很多機密的東西，都要寫「葉劍英親啟」。因為葉劍英是廣東人，海外人士信任他，願意服從他的領導。

當國門重啟時，海外人士又找到了葉劍英。作為黨內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只是隻言片語，都顯得非常重要。

王守江：他們要看葉劍英的態度，葉帥就說了一句「歡迎你們來，為中國做些事情」，沒談什麼具體的事情，一兩句話，他們都很感動，高興得很。

霍英東進大陸投資之初，曾遭遇阻力。當時，港英當局對其並不認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對象主要針對上層人士。

葉向真：我父親說，「英國人有英國人的標準，共產黨有共產黨的標準，霍英東在封鎖時支援國家建設，是有貢獻的，我們不能用英國人的標準對待霍英東。」他給僑辦主任廖承志打電話，兩人取得了一致。

首先支持創辦中信

「紅色資本家」榮毅仁「文革」後第一次見到葉劍英，是在1978年初。

葉向真：記得那時的一段日子裏，每次我回家，常看到榮毅仁坐在父親那裏，我那時搞不清為何他經常來找我父親，後來才明白，他是來找父親幫忙解決問題的。現在，每次見到榮毅仁的夫人，老太太都要拉著我的手說：「你爸爸是我們的恩人，是救命恩人。」

葉選基：當時葉帥已經在考慮恢復我黨的統一戰線的工作。民主人士，也要回到「文革」前參政的狀態，給他們一定的位置，參政議政。

這裏頭有個插曲，谷牧訪問歐洲以後，回來彙報說外國的旅遊事業開展得很好，所以中國也要開展旅遊業。

葉帥就提出，是否搞個旅遊部，誰來當部長呢，建議榮毅仁來當。當時中央原則上是同意的。為了讓榮毅仁有思想準備，還跟他打過招呼。

但後來沒搞成。榮就想了一招，搞個信託投資公司，引進外資。如果榮老闆當了旅遊部長，就沒有今天的中信了。

當時榮老闆跟我講什麼叫信託投資，我第一次聽說這麼個東西。他提出跟葉帥報告一下。當時葉帥在廣州，葉帥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榮毅仁搞信託投資，讓他找谷牧彙報。因此，中信是谷牧領導、安排、協助榮毅仁辦成的。江澤民同志也參加了中信的籌備工作。

傳記《榮毅仁》記錄，1978年底，葉曾說過：「你說要開放，要引進外國資金，你共產黨，人家不一定相信你……還要考慮用一個什麼樣的機構來開展工作，要民間的，不是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不好，人家怕你共產黨。」

此後的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舉辦「五老火鍋宴」，請榮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談。

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葉選基本人也進入中信工作。葉劍英秘書張燕回憶說，「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這十個字，葉帥揮毫寫了三遍。

中信成立當天，葉劍英、王震、烏蘭夫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體董事。第一屆董事會成員中，有江澤民。

「經濟富線」的設想

對於對外開放，葉劍英基於個人切身的經歷，基於對「文革」、對極左的痛切反思，非常支持，身體力行。

葉向真：父親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異常堅決和堅定，與他在「文革」後期對家鄉廣東的情況瞭解和關切直接相關。

「文革」前，廣東——葉的故鄉，成千上萬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經常可見溺水者的屍體。即使「文革」結束，「逃港潮」依舊持續——這對葉是一個刺激，1979年，7萬多人沿著幾條公路成群結隊擁向邊境線，最後外逃約3萬人。

葉向真：我至今還記得，每當父親看到這些情況報告，心情很沉重，經常獨對四壁，沉默不語，一位身經百戰之元戎，甚至為此落下眼淚。他說，出現這樣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來的。許多人在這邊缺吃缺喝，生活困頓，而港澳那邊高樓大廈，還歡迎去，為何不去逃生？

港澳地區，早就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葉劍英、聶榮臻從海軍基地坐船到拱北，葉劍英拿起望遠鏡遠眺澳門。

葉選基：那次我跟他去了，當時拱北窮得一塌糊塗，只有一個黃顏色的破舊邊防所。澳門南光公司老闆柯平從澳門帶來點心，什麼炸春捲、蝦餃，等等，哎呀，真好吃！

遠在那個年代，他老人家心裏早已經有那個感觸，外邊居然已經發展得那樣好了。

1979年2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和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彙報了辦出口加工區的設想，葉催促他們趕快向鄧小平彙報。

王守江：吳南生說，我們窮啊，快餓死了。上百上千人往香港跑，過去了，就能有活路。想阻止，阻止不了，太多了。有的過不去，死人了，一片一片。

所以葉帥說，一定要把邊境這個地方發展起來，起碼有飯吃，有飯吃就不跑了；第二步，這個地方要開放，他就不跑了，還可以回來啊。

葉向真：我父親說，要在離香港最近的地方建立一條「線」，與香港隔一個海，面對面，讓這些地區儘快發展起來、富裕起來，讓這些地區的老百姓能夠感覺到這兒能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對外開放的意義，不僅在於解決百姓活路問題。

葉向真：父親知道，經濟搞不上去，民不聊生，人民沒出路，在這種弊政下，還想保持自己的政權，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政黨，當你違背民意的時候，說再多的漂亮話，老百姓都是不滿意也不接受的。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特區」設想，其實是來自於人民，來自於實踐。

旗幟鮮明支持辦特區

1979年，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經濟特區成立。葉與鄧在聽取廣東省彙報時，即要求他們儘快擬出經濟特區條例，1980年8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獲葉領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王守江：葉帥就說，搞個法，在人大以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來。通過以後，不是哪個人都可以叫停的。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之後，改革者們仍面臨巨大壓力，他們找到葉劍英。

葉選基：香港商人胡應湘也曾到軍事科學院二號樓葉劍英家裏，在地板上攤開廣深高速公路的圖作了介紹。梁尚立（時任廣州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常委）帶來的。那個時候胡應湘興建廣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難，層層審批，反對聲音說：高速公路怎麼讓外資來搞。意見大著呢。梁尚立提出是不是跟葉帥彙報一下，讓葉帥瞭解支持一下。我跟葉帥報告，他們就來了。

我就記得最重要的一句話，葉帥跟胡應湘講，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第一條就是交通先行。他完全贊同他們搞這條高速公路。

1983年4月，正在廣東考察的副總理谷牧，聽聞葉在中山療養，便要求聯繫見面。這個時候的葉疾病纏身，一個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連任人大委員長。

其他人被要求回避後，葉問谷牧：「聽說你最近的日子不好過？」

谷牧點頭。「租界」論、「李鴻章」、「洋務運動」等說法給他帶來巨大壓力。

葉續問：「聽說你遭圍剿了。我們有些同志到底是怎麼想的，為何不允許你在經濟開發區搞試點？」

沒等谷牧回答，葉又接著問：「谷牧，你有料搞定嗎？」

谷牧沒聽懂這句廣東話：「您說什麼？」

葉說：「我問你頂得住嗎？」

穀站起來：「我一定把特區幹出個名堂！」

葉說：「那就好，那就好！記住，如果再遭圍攻，你頂不住了，就來電話。我葉劍英立即調飛機飛回北京，旗幟鮮明地支持你搞改革開放！」

葉選基：當時還沒有人發話肯定，他們壓力很大。為啥葉帥問谷牧頂不頂得住？葉帥年紀大了，看到這種情況，他很擔心，才會問。

1984年，小平視察特區，改革者們的壓力得到解除，險些夭折的特區安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