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在幾次圍剿紅軍遭受失敗之後，蔣介石又一次親自出任「剿匪」總司令，並在廬山召集了有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主席和軍長以上指揮宮參加的軍事會議。會上，他公佈了自己請德國顧問精心策劃的「鐵桶圍剿計畫」。在這個計畫中，他擬動用150萬大軍，包圍以瑞金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包圍圈半徑距中心瑞金只有150公里，同時在包圍圈內構築火力網和碉堡群;一旦包圍完成，便每日向瑞金推進1.7華里，且每推進1華里就修築一道鐵絲網，每10華里處再修築一道碉堡陣線。計畫每月向縱深推進50華里，修築30座碉堡陣，使得火力能夠交叉封鎖；如果兵力不夠，可隨時動用美國軍用卡車運送部隊。在包圍圈沒有形成之前，派出12個師的兵力與紅軍糾纏，迷惑紅軍，爭取完成包圍圈的時間。

事實上，早在會議開始之前，蔣介石的這個「鐵桶圍剿計畫」就已經在施行了。而如果這一計畫得逞，紅軍將陷於絕境，真正無路可走了。

蔣介石自認這個方案具體嚴密，各部隊位置部署、武器配置、攻擊日期、進攻路線、聯絡信號和口令等等，都規定得清清楚楚，印了幾大本，上印「絕密」字樣，編以序號分發給與會人員，並明確宣佈洩密者格殺勿論。但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即便如此縝密，這個計畫還是落到了中共特科人員的手中。

原來，會議召開時，廬山防區的保安司令莫雄被欽點參加會議。這個莫雄是共產黨早年的朋友，原是孫中山的侍衛隊長，在國民黨軍隊中還任過中將師長，與蔣介石及蔣身邊的陳誠、薛岳、楊永泰、康澤等人的關係都很熟悉，同時也與中共的葉劍英、賀龍、陳賡、李克農等人關係密切。尤其是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背叛革命後，他同情和認可共產黨，曾幾次表示要參加中共特科，並且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周恩來和李克農的策劃下，他服從中共特科的安排，繼續潛伏在國民黨的重要部門，秘密為中共工作。

1933年底，莫雄被蔣介石委任為江西省贛北第四行政督察專員、保安司令兼德安縣縣長。於是，他專門找到中共特科，建議將一批特科骨幹安排在其手下工作。此次參加蔣介石召開的這重要會議，他深感此舉事關重大，於是回到他的司令部所在地德安後，馬上聯繫在身邊工作的中共特科成員，也是他最信賴的好友項與年，建議馬上把這一情報傳遞給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蘇區。

項與年比毛澤東小3歲，比周恩來大2歲，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當革命處於低潮時，他毅然投入周恩來領導下的特科工作，多次參加特科的重要行動，對革命事業無比忠誠。

接到莫雄冒著生命危險搞來的情報，項與年先是利用一架簡陋的發報機及時向位於贛南的黨中央發出情報。可因為是明碼密碼混用，以防被敵人破獲，不敢太直暴露內容，因此導致對方回復「無法看懂」。於是，項與年決定親自將情報送到中央蘇區。從德安到瑞金約有1000多華里，其間要經過八九個縣市，不僅高山阻隔、河流縱橫，敵人還設置了多重關卡，而每個地方的守軍還都是不一樣的部隊，盤問的方式也多種多樣。為此，項與年用特種藥水將絕密檔的主要內容寫到4本學生字典上，利用自己能講福建話、客家話、廣州話、潮州話的特長，扮成教書先生出發了。可是過了南昌之後，敵人的盤查越來越嚴，項與年幾次差點被搜身或被扣押。此時，項與年深深感到，個人的生死不足惜，貽誤了黨中央和紅軍的戰略準備才是大事。於是中途他利用原來的關係，找到一些地下黨員協助，連夜用藥水將字典上的情報轉寫到薄紗紙上，然後藏進布鞋墊層裏穿在腳上繼續前進。為減少與敵人關卡的接觸，熟悉江西地形的項與年晝伏夜行，專走偏僻山路。

臨近瑞金，項與年眼看敵人搜查愈緊，稍有疏忽就會功虧一簣，於是他做出了一個對自己十分殘酷的決定：他悄悄鑽進山林僻靜處，用一塊石頭敲掉了自己的4顆門牙，再將衣衫在樹幹上磨得破破爛爛，把頭髮弄得亂七八糟……然後，憑著滿臉鮮血、蓬頭垢面、目光呆滯的叫化子模樣，項與年「瘋瘋癲癲」地向敵人的哨卡走去。國民黨兵看到這個滿臉污穢，身上散發著腥臭味的瘋叫花子走來，都感到噁心、討厭，紛紛端著槍轟他快走，誰也懶得去盤查他。

就這樣，項與年終於及時將情報送到了在中央蘇區周恩來手中。

如果說，此前中央「三人團」在是否撤離、何時撤離的問題上還有些猶豫不決，此刻則立即下定了必走的決心，因為蔣介石的「鐵桶圍剿計畫」實際上已經開始實施，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

應當說，莫雄和項與年的這份重要情報，對於挽救黨中央、挽救紅軍起到了關鍵作用。紅軍因此秘密撤離，直到突破了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才發現紅軍已經轉移，他精心設計的「鐵桶計畫」落空了。八萬紅軍在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之後，毛澤東曾感慨地說：「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建國後，莫雄曾擔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委員等職務，晚年寫的《我與共產黨合作的回憶》《莫雄回憶錄》等，都記述了這段歷史。1956年國慶日，他受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葉劍英元帥和李克農副總參謀長專門宴請了他。1980年，他以89歲高齡安然去世。

項與年後來繼續在上海、香港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改名梁明德。解放後曾在遼寧省擔任建設廳、監察廳副廳長，「文革」中受到衝擊和迫害。晚年回到老家福建龍岩，1978年去世。

項與年早年在延安與習仲勳相識，並一起在關中分區黨委和綏德地委共事，習仲勳為書記，項與年為常委，二人結下深厚友誼。1996年，《山路漫漫——項與年的革命生涯》一書出版，習仲勳親自為此書作序，其中寫道：項與年最為輝煌的一頁，就是他和戰友在獲得蔣介石廬山會議「剿共計畫」後，毅然裝成乞丐、敲掉門牙，穿越層層封鎖線，日夜兼程把情報送到中央蘇區，把系及紅軍生死存亡的重要情報送到了周恩來手中，從而挽救了中國革命的有生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項與年與兒子項南失散30多年，而且彼此都已改名，經過戲劇性的曲折查詢，父子才在1953年得以團聚。項南在「文革」中也飽受折磨，「文革」結束後曾擔任福建省委書記。父子兩人的傳奇經歷，曾被項南的女兒、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項小米寫成《英雄無語》一書，該書榮獲第八屆解放軍文藝獎併入圍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書中的相關情節被改編進影視作品《英雄無語》《江南鋤奸》等。

（諸葛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