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航起義的成功，轟動了港九各階層，震撼了台灣蔣介石集團，引起國際關注。兩航愛國員工首先高舉義旗，直接影響了港九的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個國民黨在港機構相繼起義，起了示範和帶頭作用，加速了蔣介石集團的分崩離析，在政治上、經濟上給國民黨政權以有力打擊。

招商局，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創辦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中國近代自辦的第一家民用航運企業。總局設在上海，在沿江沿海開設了南京、漢口、香港等19個分局。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迫近長江，蔣介石為保存實力，捲土重來，準備用招商局的輪船，把他的殘餘部隊撤退到海島上去。3月，國民黨把招商局一分為三，開始向臺灣和香港撤退。當時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輪船共125艘、35.6萬噸。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萬噸；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萬噸。中共香港地下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對國民黨政府駐港企事業，包括香港招商局積極進行統戰工作，並對發動起義作了研究和部署。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的宣傳與引導下，香港招商局上層職員中，形成了以湯傳篪為核心的起義領導力量。上海招商局也派陳邦達到香港，爭取船隻回滬。

1949年11月18日，葉劍英和華南分局在聽取彙報時指出：「逃往香港之招商局，有載重3000噸之輪船13艘，願意起義歸國。交通接管委員會，應設法幫助其解決一切困難。」按照這一指示，交通接管委員會立即派陳明等人與香港招商局方面聯繫，研究起義有關事宜。

1950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發佈國民黨在港機構和員工「保護財產，聽候接管」的命令。招商局船員決心響應周總理號召，保護國家財產。中共地下組織也在緊張地進行香港招商局輪船起義前的準備工作。華東財委、華南分局、香港工委的劉若明、陳明和吳荻舟，集中在香港工委書記張鐵生家中，彙報起義的發動情況，研究起義行動具體步驟。鑒於起義時機已經成熟，1月10日，吳荻舟、劉若明、湯傳篪、陳天駿等人決定上報中央，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輪船於1月15日宣佈起義。

1950年1月15日早晨8點，在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的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輪539名員工，向全世界莊嚴宣告起義，回歸新中國。

香港招商局宣佈起義後，由於當時珠江口外島嶼仍被國民黨軍隊佔據，起義船舶不能立即駛回廣州，只能暫停香港。國民黨當局於是動員香港的特務機構，採取各種卑鄙手段來威脅、利誘、拉攏部分船員。面對敵特的破壞，香港招商局員工和13艘起義輪船船員在上級黨組織和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領導下，堅決執行周總理的護產命令，與國民黨特務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為確保13艘起義海輪順利回歸，1950年1月中旬，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派遣助理軍事代表董華民，以高級職員身份及赴南洋視察業務名義前往香港，直接執行接收任務。

1月25日,_董華民在上海招商局副總經理黃慕宗、船長周崇善、輪機長應芝芳和楊再新等的陪同下從上海到達廣州。1月26日，湯傳篪和陳天俊從香港前來廣州，當晚即與董華民、黃慕宗會面，彙報有關護產工作情況。會面後，黃慕宗隨同湯傳篪和陳天俊先期抵達香港。

在廣州期間，董華民在廣州市交際處處長羅理實的陪同下會見葉劍英。葉此前已經多次聽取了有關香港招商局起義和護產工作的情況，他指示董華民除應依靠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並與香港海員工會密切合作外，要團結和依靠廣大起義員工，掌握好黨的方針政策，搞好統戰工作，注意鬥爭策略。

朝鮮戰爭爆發後，港英政府對在港起義的輪船採取強硬態度。1950年7月初，港英政府港務處藉口港內船舶擁擠，強令招商局13艘起義輪船開出香港港口，到港外下錨。此時，珠江口外的萬山群島解放後，香港至廣州的航道打通了。在這種形勢下，組織輪船回歸祖國已迫在眉睫。吳荻舟、陳明、劉若明等赴廣州請示華南分局。葉劍英同意把船開回廣州，並對船行路線及各項準備工作作了指示。

7月14日，「民302」輪船船長谷源松不顧特務的威脅阻撓，首先駕船開回廣州。隨後，「中106」艇，「鄧鏗」「鴻章」「成功」「林森」「蔡鍔」「教仁」等6艘海輪相繼開回廣州。至10月20日，13艘起義海輪終於全部成功歸航廣州。周恩來總理、交通部部長章伯鈞，曾先後致電湯傳篪、陳天駿及全體起義員工表示慰勉。起義歸來的15艘船舶5共計3.37萬載重噸，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重要的水上運輸力量；起義歸來的700多名招商局海員，成為新中國航運事業的技術骨幹。1963年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成立時，一大批起義船員加人了新中國遠洋運輸的行列，他們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航運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開展對外貿易

按照中央的部署，葉劍英在主政華南期間，把香港、澳門和內地看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發揮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民間渠道互相來往，互通有無，積極開展友好交流活動。葉劍英和華南黨組織開展大量艱苦的統戰工作，爭取愛國的港澳商人，衝破西方國家的封鎖，以香港為主戰場，以澳門為轉運站，把廣東緊缺和戰備需要的物資運往祖國南大門，源源不斷輸進內地，建立起一條「反禁運」戰線。

廣州解放後，人民解放軍向廣西進軍和准備解放海南島，急需從港澳進口一批軍用物資和醫藥用品。但香港控制較嚴，不易進口。葉劍英即囑柯麟兄弟速速經辦。兄弟倆即與馬萬祺等聯繫，立即行動起來。他們以大豐銀行名義借錢，購進200噸大米、50噸玉米、50桶汽油，還有大批藥物、五金、鋼板、鋅鐵皮、鉛片、鋁錠等工業原料和機油、彈藥等急用物資。為了保證出境，柯氏兄弟和馬萬祺親自出面向澳門總督交涉，順利完成輸送任務。對於此事，馬萬祺晚年回憶說：

1950年春天，葉劍英奉中央軍委之命籌劃解放海南島之役，迫切需要解決一些大陸短缺的支前物資。當時從香港進口運往廣東的物資，限制頗多。葉帥便指示側重從澳門進口。他通過柯麟醫生及其弟弟柯平，找我商議。我聽說是葉帥囑咐辦的事，立即行動竭誠協助南光公司積極籌辦，從澳門運入大批藥品、醫療器材和汽油等物資，支援海南前線。

廣東剛解放時，面臨著穩定社會秩序、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和恢復國民經濟等重大考驗。1950年初，廣東各地城鄉面臨著春荒問題，在鄉村征糧已很困難。鄉村征糧困難，而港澳人向來吃廣東米，也產生了米荒。葉劍英同省、市政府負責人經過研究，決定發動城鄉人民，自力更生，節約用糧，度過春荒。同時，設法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糧食，以緩解廣東及港澳地區的糧食供應困難。但是，由於新中國剛剛建立，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政策，周邊一些國家也尚未同新中國建交,彼此難以開展貿易。葉劍英提出，利用民間管道想辦法。他找來省政府商業廳長朱竟之、副廳長鄧文釗和僑委負責人伍治之等人，一起研究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葉劍英提出，利用一些歸國華僑在港澳和海外的關係，以民間私人的名義將糧食買到。先運到港澳，再設法轉來廣州。他的這個提議得到鄧文釗的贊同。鄧文釗主動要求提供自己在香港的房子，作為活動的落腳點。鄧還推薦蟻美厚等人來辦這件事。

蟻美厚，泰國華僑僑領，祖籍廣東省澄海縣，在泰國主要經營船務和進出口貿易。他同情支持國內的人民革命鬥爭。1949年6月，他被邀請回國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接著參加開國大典後，於同年11月奉命南下廣州。

葉劍英聽了伍治之、鄧文釗對蟻美厚情況的介紹後，當即同廣東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親自上門拜訪蟻美厚，詳細詢問了他在國外的經營業務，希望他發揮海外關係優勢，從國外進口7萬噸大米和大批人民生活用品。葉劍英懇切地說蟻先生，這件事情需要請您出力！」同他商量具體辦法，並叮囑說：「一要快，二要穩妥。廣州的人民需要這批糧食。」

蟻美厚欣然領命。他趕到香港，給仍在泰國的夫人金素娟和女兒打長途電話，要她們購買一批大米，然後通過泰國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轉運至香港、澳門。蟻美厚不辭勞苦，到處奔波，經過一番艱難曲折，才將大米分批運抵香港、澳門。但是，當時由香港運進廣州有困難。葉劍英和方方等便通過關係找到澳門愛國知名人士何賢、馬萬祺和柯平等人，請他們設法幫忙。他們得知祖國內地急需，二話沒說，就親自出面與澳門當局交涉，終於在1950年春把大米運到了廣州。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又趕上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軍隊、地方都需要糧食。從外國購買的糧食運進來後，一部分供應給城鄉群眾，一部分供應給進軍海南島的解放軍部隊，同時也支援了港澳地區，緩解了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

在解放軍即將解放海南島的前夕，香港安達公司的莊世平，也接到葉劍英和華南分局的指示：秘密運送大米，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接受任務後，莊世平投人緊張的工作。他通過同泰國經營大米出口的商戶，採購了成千上萬噸大米，然後租用大貨輪運載到離海南島不遠的公海上。當解放軍渡海進入海口的第二天，源源不斷的大米就運抵海口。軍事和經濟兩條戰線的緊密配合，為迅速解放整個海南島，安定民心，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海南島解放不久，糧食匱乏，人心浮動。蟻美厚又按照葉劍英的指示，再次與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聯繫，及時把大批大米運往海南救急。這對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別人難於替代的積極作用。在東南亞某些國家排華的時候，大批難僑被迫回國，蟻美厚再次通過海外愛國華僑租用五福輪船公司接運印尼等地的難僑，這些船隻成了解放後第一批進人汕頭港和海口港的客輪。

四、整頓廣州金融市場

廣東金融由於其歷史原因和鄰近港澳的地理環境，經濟與港澳的聯繫非常密切，殖民地性特別濃厚。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外幣特別是港幣佔領整個廣東市場。在廣東，港幣流通主要集中在廣州，有所謂「港幣世界」之稱。「港幣在廣東已不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的通貨……市場計價支付皆以港幣為單位」。港幣一度主宰廣東的經濟金融命脈。葉劍英與華南分局發動群眾，各方配合，制訂了正確的鬥爭方法和策略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排擠外幣。早在廣東解放前，1949年9月10日華南分局在贛州會議上就討論廣東金融問題，提出「華南港幣處理意見」，將「組織群眾把港幣推到香港」作為戰略目標提出。要求「大軍進人兩廣後即應進行廣泛宣傳，揭發港幣的侵略本質」。黨的一切金融貨幣政策，以利於人民幣迅速佔領市場為總原則。

據1949年11月統計，當時港幣總發行9億多，其中在香港流通的約5億。在華南流通的約4億多（福建1億，廣東3億）。港幣成為在華南流通的主要貨幣。11月20日，葉劍英在向毛澤東呈報關於廣州一個月來的工作情況時，其中提到金融問題：「港幣占了市場，成了唯一的通貨，我們認為暫時讓它流通有利，俟條件成熟再行禁絕。」

從這年11月中旬起，由於受全國性物價波動的影響，大批遊資流人廣州，以十三行為大本營的地下錢莊和金融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廣州市的物價一時直線上升，廣大市民在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人心浮動。葉向真回憶說：「泰幣、緬幣、港幣、法郎什麼都有，但是主要的是港幣。由於國民黨發行的法幣動盪在先，人民幣初一入市，並不能提振人們的信心。與此同時，地下錢莊盛行，炒港幣，人民幣幣值天天下跌。」針對這一嚴峻局面，葉劍英出席華南分局舉行的財經問題討論會，重點討論市場上大量流通的港幣問題。葉劍英在會上就港幣作了精闢的分析，提出處理港幣的步驟和方法。他指出：我們要堅決禁用港幣，使人民幣佔領市場，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這樣做，但目前我們的條件還沒有成熟。這是因為：第一，頭寸 (資金）不足，物資準備不夠，配合機構沒有建立。第二，特別成問題的是，珠江三角洲我們還沒有很好控制，我們要禁止港幣或禁止物資出口，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這像一個漏斗，什麼東西都可以流出去。我們如果宣佈什麼時候禁止港幣，那就馬上港幣、物資都想外逃。第三，目前，我們許多物資要爭取從香港返口，保持兩者間的平靜關係，不要搞得太緊張，對我們是有利的。因此，暫時讓港幣流通，加緊準備條件，不定期限，條件一成熟，要禁就禁，主動權完全操在自己的手上。分局將這次會議的內容事後請示中央，中央指示港幣要迅速禁止使用，但必須有步驟有計劃來禁。

11月18日，葉劍英和賴傳珠發出廣州市軍管會佈告，嚴禁使用金銀外幣。佈告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所發行之人民幣，為全國統一流通之合法貨幣，嚴禁一切金銀、銀元、，外_幣計價、流通或私相買賣，但准許外幣持有人向本市中國人民銀行及其指定機構，按牌價兌換人民幣或辦理原幣存款，但對港幣，為維持市場交易起見，在短期內可按銀行牌價暫時使用。

11月20日，葉劍英對廣州接管、治安、金融、供應等問題向毛澤東作書面彙報，其中談到廣東金融問題時認為最突出的仍是對港幣的政策問題。他認為禁止港幣流通目前「條件尚未成熟，港幣應暫時准許流通，俟準備成熟時再行禁絕」。

為了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扭轉金融秩序混亂，人民幣幣值不穩，港幣黑市不斷高漲這種局面，華南分局和有關部門決定對擾亂金融、破壞政府法令的不法商人給予堅決的打擊，並採取三項緊急措施：一是查封和取締非法地下錢莊和「剃刀門楣」；二是向商人進行支前借款，以緊縮銀根；三是動員工人、學生進行廣泛深入的擁護人民幣、拒用港幣的宣傳活動。

1949年12月3日至4日，葉劍英主持召開華南分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取締地下錢莊及「剃刀門楣」問題，決定于屆時全廣州采取統一行動，堅決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12月4日，華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對投機商採取辦法請示」，決定在12月5日下午2時，由部隊、公安、工人、學生共6000多人分組帶備武裝，突然檢查，抄查廣州十三行一帶地下錢莊170家，掃蕩「剃刀門楣」549檔，扣押金融投機人犯1016人。接著，由2萬餘名學生和工人連續開展三天的大宣傳活動，通過這次行動，初步確定了人民幣在廣州市的地位,安定了社會秩序，保證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敵對分子對這一行動則曲意誹謗，香港的某些報紙對此事大肆渲染，編造了「葉劍英洗劫廣州十三行」的「特大新聞」，藉以蠱惑人心，引起社會混亂。

1950年2月3日，葉劍英和賴傳珠發出廣州市軍管會佈告，明令宣佈「自即日起，禁止港幣及一切外幣轄區內市場流通使用及私相買賣，但為照顧人民利益，准予向中國人民銀行各分支行兌換人民幣使用，至2月10日後如仍有使用或私相買賣外幣者，一律以破壞金融論處」。至此，港幣長期充斥廣州金融市場的局面結束。

新中國初期，葉劍英在領導港澳工委工作過程中，認真貫徹中央對港澳「維持現狀，暫不收回」的方針，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無論是與港澳當局上層還是港澳知名人士，都保持溝通與聯繫。粵港澳三地經濟上關係密切，來往很多，打破了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禁運封鎖，大力開展對外貿易，對廣東經濟的恢復發展^支援抗美援朝，都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下）

（盧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