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度的施政報告即將發表，行政長官崔世安亦已經緊鑼密鼓的就制訂明年度施政報告聽取意見及建議。並於上周會見民眾建澳聯盟一行，該會主席陳俊拔表示，他們在會面中向政府反映支援中產階級的訴求，包括建議職業稅免稅額由十四點四萬提升至十七萬，以及提高生育津貼，減輕中產階層的負擔。他們認同特首提出的共建共用理念及五年發展規劃，建立長效分享機制，如設立房屋公積金、加大居民醫療保障和調升養老金，同時完善長者醫療服務。促請政府加快修改《防火安全規章》及《的士規章》，建議政府提出更多關心中產家庭的舉措，包括提高免稅額。崔世安感謝該會提出多項意見。認同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由於他們未能受惠針對基層的福利及政策，故政府會研究及探討圍繞中產的有關稅務優惠、優生多育措施等議題。

其實，關於中產階層，本澳早些年也曾就有過廣泛關注。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二零一一年度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特區政府亦關心中產階層所面對的問題，將積極展開對中產階層定義及社會流動情況的硏究」，在《二零一二年度施政報告》問答大會中，行政長官再次做出相似表示，強調「中產階層的定義同樣值得研究，當局參考過不同地區，各有不同，本澳社會現時討論的‘中產’定義以兩人家庭收入上限為主，有意見提出兩萬五至三萬元以下不等，政府對此亦抱支持態度」。其實對於「中產」的定義和研究，不僅是政府在重視和穩步推進，澳門整體社會近年來亦是十分關注。「中產階層到底包括哪些人？」「中產階層對澳門未來社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應如何應對中產階層對社會的訴求？政府應如何制訂相關政策？」等議題不斷被討論。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亦曾公佈「澳門中產階層現狀探索報告」調查結果。報告指出，澳門在定義中產上應立足本地現實，首要考慮經濟因素，按照本澳收入中位數計算，以及家庭月收入二至十萬元所佔就業人口比例，平均計算結果，約有四成二就業人口列入中產。

中心在發佈調查結果時強調，縱觀當今世界，中產階層問題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備受關注，儘管在中產階層是否是一個整體、如何劃分中產階層等許多問題上還存在著廣泛的爭論。西方一般除了考慮收入外，更要視乎其學歷水準。而由於澳門特殊的歷史和經濟社會狀況，澳門當代中產階層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社會的中產階層有著顯著差別。澳門中產階層的出現，恰恰是在相對缺乏發達的現代產業體系、博彩業一枝獨秀的產業結構中成長發育起來。因此，對澳門中產階層的分析不能套用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研究模式。所以此次的調查在劃分或辨識澳門當代中產階層的首要考慮應是經濟因素，其次是考慮職業和教育因素。而經濟標準上，研究訂定中產家庭月收入至少要達兩萬元，上限則為十萬元。家庭人均飲食月支出約一千五百元；未成年孩子教育人均月支出約三千元；需贍養老人的人均月支出為三千元。根據相關標準劃分後，研究認為澳門中產階層的職業較為廣泛，包括公務員、一般行業的管理人員、具有一定資歷的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教師、會計師等）、博彩從業員（不含高級管理人員）、部分自由職業者；此外，還包括一部分中小企業主，然而學歷從博士、專家以至小學水準亦涵蓋其中。

其實，正如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所至，世界各地對中產階層並無明確定義和劃分標準，當然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也會不盡相同。就連本澳亦是同樣。比如，澳門經濟學會發表的《澳門中產階層研究》就在綜合多個國家地區的劃分標準，再結合澳門情況後，把澳門中產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廣義中產」（即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及兩倍之間），比例約48%。第二類是狹義中產（核心中產），以收入為標準，同時考慮教育程度（高中畢業或以上）、職業和擁有住屋標準，比例約為23.7%。不論是如何的研究和劃分方式，所產生的結果只是表現在中產階層占社會人口比例的不同上，絕對不能代表中產階層的缺失或者可以忽略其社會作用。

「中產階層」。或稱「中等階層」、「中間階層」、「中等收入階層」，雖然很難給予其一個明確的定義，但是從一般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簡單的「兩分法」只是將社會分為「上層」與「底層」、「富人」與「窮人」、「權貴」與「弱勢群體」、「精英」與「草根」兩大類肯定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在兩分法所標籤的兩個階層中間必然存在一個過渡性的中間群體，這一般就是我們所說的中間階層。

要說澳門有沒有中間階層，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而且隨著現在澳門經濟的飛速發展，傳統的經濟格局和發展模式正在或已經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一元獨大、一家獨大的局面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即使是從產業角度而言博彩業雖然依舊是龍頭產業，但是在適度多元化的整體規劃下，新興產業已經出現蓬勃發展的苗頭，與之同時而來的就是，在新興產業中發展起來的企業主和個人開始逐漸湧現，無論是單純考慮收入還是連同學歷一起，這些人士應該算是中產階層。另一方面，傳統產業在新環境中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從而使得行業內業出現一批收入較高的中產階層。

儘管對澳門中產階層的界定標準不同，但其基本特徵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大多從事腦力勞動，經濟收入保持在中等或更高水準；追求較高的生活品質，代表著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一套被社會所推崇的階層文化；具有共同的身份認同、良好的公民意識和相應的修養。然而，由於澳門中產階層的崛起與澳門特殊的產業結構密切相關，發展背景及產生路徑的特殊性造成該群體既具有中產階層的一般特徵，又有其自身獨有的特點。

首先是階層意識淡漠。一般情況下，中產階層在數量上也許並不占社會的大多數，但是，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及意識形態往往代表了社會的主流，他們通過個人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社會地位也能獲得高度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可，從而在社會上形成一股不可輕視的、具有鮮明階層特徵的正向力量。香港中產階層便因此具有香港社會「軟實力」之稱，他們具有較為統一的文化和價值觀，擁有穩定的生活和較高的社會地位，是「香港夢」的化身，無論從內部的自我認識還是外界眼光來看，都具有較強的階層認同感。 與香港不同，由於澳門中產階層的產生發展與其博彩行業發展密切相關，許多中產人士在其身份塑造過程中，外在環境比個人努力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澳門中產階層的社會認同度和自我認知感並不高，階層意識較為淡漠。

其次，教育程度偏低。一般來說，中產階層的收入水準與職業聲望、教育程度是呈高度正相關的，無論以哪一項指標為標準，階層成員的其他指標都應處於相同或相近的水平線上。如在香港中產階層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對其界定並不以經濟收入作為主要的標識，也不將中小企業的東主、老闆列入其中，而是按職業群體劃分，並十分強調其教育背景[10]。這種嚴格的劃分標準使香港中產階層的內部構成相對單純，成員間的收入、職業和教育程度較為一致。而澳門在產業結構和就業政策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性，賭權開放的10年間，博彩業的井噴式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再加上澳門政府為保障本地居民就業而採取的限制外勞政策，相當於人為設置了一套「社會排他機制」，大大提升了澳門居民進入高薪行業的機會。由於荷官、巡場等崗位對技能要求較低，即使是學歷不高的本地居民也吸收入博彩行業，獲取相對於其他職業更為豐厚的收入。良好的就業環境及較低的入職門檻，令許多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居民晉身澳門中產階層的行列，一些年輕人甚至為此放棄學業，提前走上社會。以上種種因素導致澳門中產階層受教育程度總體偏低，且不同職業的教育水準差異明顯。

中產階層具有重要社會作用

在細細分析中產階層的時候，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從世界各地劃「中產階級」的經驗可以看出，除收入高低和資產多少為標杆外，幾乎所有被界定為「中產」的人士都具有一個基本特徵：他們主要憑藉自己的努力和專業特長來獲取收入和贏得社會地位。就比如澳門的公務員、一般行業的管理人員、具有一定資歷的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教師、會計師等）都在很多研究中被列為中產階層。有學者分析認為，在人類文明史上，「中產階級」呈現出由弱變強的趨勢。「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興起以前的傳統社會，主要表現為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即社會的一端是少數權貴，社會的另一端是勞苦大眾，居於其間的「中產階級」人數少、地位低、影響小。隨著「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的興起，「中產階級」隊伍逐步壯大，對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社會逐步演變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啞鈴型社會」由於存在上等階層與下等階層的鮮明對立，因而充滿著戰亂和社會動盪，而到了「橄欖型社會」後，由於相當一部分下等階層升為「中產階級」，且上等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變小，因而社會變得相對穩定了。這可以說是中產階層對社會發展的最主要作用。

另外，中產階層所處的地位和自身特點也決定了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有著關鍵作用，有助於構建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環境。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只能依靠特權才能獲得社會資源的傳統社會風氣無法滿足中產階層專業進步和個人努力價值實現的要求，所以他們比基層人士更加希望推動社會變革，構建和完善起依靠個人努力和專業特長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競爭環境，也正因為如此，中產階層相對於基層人士更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參與到社會事務和政治、法律事務中去，希望將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促使社會接受。另一方面，中產階層因為已經能夠在社會中獲得一定的資源，所以對社會的不滿也僅僅是停留在某些制度和環節上，因此不會出現激烈的針對社會的暴力行為，這對於維護社會穩定有莫大的好處。

其實，不止於此，中產階層對社會的作用，更多的應該是體現在經濟上，無論是以其自身努力還是專業能力都能夠在市場經濟中創造出客觀的價值，而其收入又決定了其有較高的消費能力，這些都可以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人，幾乎都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有安全感，因此，其中往往湧現願意創業和冒風險的人，比爾•蓋茨就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出身，他的父親是一個律師，住在西雅圖一個非常好的郊外，所以他從小就能夠去玩電腦，做軟體。巴菲特也是來自典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股票銷售員，曾經當過一屆國會議員，但主要是一個股票銷售員。馬克•紮克伯格的父親是一個醫生，母親是心理學家，也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擁有一定的財產和一定的社會地位，因此追求公共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並不喜歡社會動盪，不願意從事暴力行為與激進的政策革命，但傾向支持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民主建設的改革。中產階級還是環境生態的保護者，由於收入、教育水準較高，重視生活的品質和健康，因此對於日益惡化的環境品質、日益惡化的空氣和水的污染，缺少容忍度，非常的敏感，他們會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行動，並對政府和商業的環境影響進行認真監督。

最重要的一點，中產階級是法制與自由的追求者和捍衛者。中產階級擁有財產，重視法制，對保證財產權利有較強烈的訴求，有獨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識，對於個人的權利與責任有較好的認知，注意維護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他們還有社會正義感，關注、同情窮人的境況，勇於負擔旨在保證窮人最基本生活安全的轉移支付，他們自然關注政府的透明性，關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品質，不能容忍浪費、腐敗和以權謀私，希望有一個廉潔、高效率的政府。

培育和支援中產階層

基於中產階層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以及經濟貢獻。所以在世界各地都對其給予高度關注，並著力培育中產階層，不斷加大對中產階層的培育和支援，以謀求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澳門而言，要做好中產階層的培育和支援工作，首先應該做的是明確中產階層可由何處培育產生，其次是清楚中產階層面對那些困難，才能有策略有重點的在具體措施上予以幫助。

前面我們已經講到，澳門的中產階層可以從新興產業中更多湧現。所以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扶助當成為重點之一，而且在扶持過程中應該將人才、尤其是人才的價值和作用更多的體現出來，讓人才同企業和行業一同成長，成為澳門新興的中產階層。同時對於傳統產業則著力於支持其進行轉型升級，配合社會的發展需要，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價值，讓業者更好分享經濟成果。當然，這是在中產階層要成長最直接依附的產業方面，在其他社會政策方面，則應根據中產階層面對的困難，通盤考慮整體社會需要有重點的做出部署，支援中產階層。正如《澳門中產階層研究》指出，澳門中產崛起的同時，也面臨著困境及挑戰。主要面臨五大挑戰，包括相對低收入階層承擔較多稅負、高通脹下購買力下降、房價高企、缺乏競爭力、向上流動困難。很明顯這些挑戰不僅僅設中產階層要面對，因此在支持中產階層的同時也應整體上考慮方方面面的影響，將重點放在民生領域及支持提高全體市民，包括中產階層競爭力上。

此外，促使中產階層的形成之餘，還需要通過發展教育提升中產階層素質，強化意識發揮中產階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