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有望在近期出臺。

「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是國家戰略佈局下的綜合考慮。」中國香港「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表示，國家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提出的區域佈局重點裏並未涵蓋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國家層面正式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從地方層面上升到國家規劃，背後有深層次的考慮。」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解讀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一個重要考量是為港澳的發展拓展空間。港澳本身就是自由貿易港，跟廣東之間的制度怎麼銜接？如何促進大灣區的要素流動？需要從戰略上研究思考和規劃部署。

採訪中，對於新時代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義，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也向本刊記者表示，大灣區的發展不僅僅是本地區的發展，而且是中國經濟在新階段用更高層次的開放擁抱世界、擁抱國際化。國人對大灣區的期望，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經濟高地或作為一個經濟板塊的成功故事展示于世人面前，更在於其能作為高版本區域經濟體制創新的全球化新故事展現在全世界面前。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深表贊同，「粵港澳大灣區應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灣區。大灣區建設總的原則是服務于現代化強國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發展中國家人口密集地區持續高品質發展提供可參考的路徑。」

大灣區的新時代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區域發展形成了「4+3」的格局：「4」即傳統的東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開發和東北振興，「3」則是十八大之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國力表示，「現在實際上已拓展成了『4+4』，即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上粵港澳大灣區。」

從全球來看，目前最主要的灣區包括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廣東調研時瞭解到，從經濟規模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GDP分別為1.44萬億美元、0.79萬億美元和1.80萬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的規模為1.36萬億美元；面積方面，四大灣區面積分別為2.14萬平方公里、1.80萬平方公里、3.67萬平公里和5.65萬平方公里；人口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6733萬高於東京灣區的4347萬，更是遠超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的人口。相較於前三者，粵港澳大灣區各方面都不遜色。

侯永志也強調了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三者的不同。他對本刊記者表示，大灣區的發展首先應該是在中央政府統籌佈局下的區域合作。其次要服務於國家新時期現代化戰略佈局和安排。「在指導未來發展的『五大理念』中，協調發展和共用發展都與區域發展密切相關，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要帶動大灣區之外的地區實現共同發展。」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內部是在規劃和市場共同作用下的分工佈局。「就像京津冀協同發展中中央給三地不同定位一樣，中央制定大灣區發展規劃的道理就在這裏。」

結合大灣區建設的背景，受訪專家指出，這一區域在深化「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都承載著重要使命。

高國力說，大灣區內，一國兩制、三種貨幣、三個關稅經濟體，這種獨特的、多元化的、靈活多樣的體制機制優勢在世界上不多見，要素的高效配置決定了這一灣區經濟的競爭力。「如何體現多元和包容，不僅事關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制度的優越性，而且對於與『一帶一路』沿線更多的經濟體實現制度的包容、發展路徑的包容、發展模式的包容也具有重要啟示。」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傑也指出，十九大後我國進一步加大了對外開放的力度。一方面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1+3+7」佈局，主要強調可複製、可推廣；另一方面是12個新經濟試點城市，佈局集中在五大城市群。而粵港澳大灣區是五大城市群中發展最為迅速、發展潛力最大的地區。對這一區域的佈局，乃是中國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戰略考量。

再者，粵港澳大灣區是實現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載體。余淼傑表示，深圳作為全國創新模範城市，創新強度是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達到了4.1%。整個廣東也達到了2.6%，而OECD國家平均強度是2.4%。相對於其他四大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產學研聯繫比較緊密，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有很好的橋樑。

把握大灣區建設關鍵任務

「在國際經濟新秩序重構的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要為國家在國際上承擔更重要的責任。」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方舟表示，對標紐約、三藩市和東京灣區，僅從GDP總量看，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和其他三個灣區是一個量級，且增長速度更快，將來一定會超過其他三個世界級灣區。但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其他三個灣區還有不小差距。

方舟認為，在科技創新、金融、高端製造等領域，粵港澳大灣區尚不具有主導性地位，而紐約、三藩市和東京灣區恰恰在這些領域處於全球核心位置。「灣區未來的目標，是配合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進程，在關鍵性產業和領域佔據全球領導地位。」

圍繞著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產業發展，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確實具備了擔當中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角色的初始條件。但要真正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需要樹立創新生態系統觀，從五個方面繼續夯實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基礎。

具體包括：修補製造業創新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構建製造業創新網路，提高創新生態系統開放性、協同性；改善中小企業創新的「生態位元」，提高中小企業製造創新能力；加強多層次工程技術人員培養，提高技術工人的創新能力；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中國智慧製造「母工廠」集中區。

侯永志也進一步對本刊記者指出，現代化強國的建設，不僅體現在經濟總規模和人均收入等方面，強國標準的核心還在於技術領域在產業鏈條上處於什麼地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要圍繞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關鍵技術展開合作，圍繞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高端製造業展開合作，圍繞把中國制度和文化因素融入現代化過程中展開合作。

促進港澳的轉型發展則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又一關鍵任務。方舟表示，港澳都面臨著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土地空間嚴重不足、年輕一代職業向上流動空間越來越小等深層次矛盾。「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為港澳創造一個更加大的腹地，逐步實現經濟和生活的空間一體化，打造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家園。」

「給香港和澳門提供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戰略考量。」郭萬達也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港澳都面臨著轉型的任務。在產業轉型方面，要加強與周邊城市之間的關聯，在產業對接中，實現從相對單一的產業轉向相對複合的產業。香港要推進金融+科技的融合，在服務灣區發展的過程中，對接灣區資源，把相關制度優勢轉化成競爭優勢。澳門要從原來主要依靠博彩產業轉向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促進港澳的轉型，要素流動是關鍵。「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研究，怎麼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情況下，讓生產要素和生活要素能夠做到便捷、快速、有序流動。」方舟說。

構建跨區域多層次協同機制

去年兩會期間，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佈，年內全部取消手機國內長途和漫遊費時，坐在主席臺上的梁振英當時就想，什麼時候港澳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漫遊費用也能夠取消呢？

梁振英事後對方舟提及了當時自己的期待。「現在去香港、澳門，跨過深圳，手機就變成國際漫遊了。」方舟表示，手機漫遊費涉及兩邊不同電信公司的利益，如福利資金、科研資金跨境使用等都涉及協調問題，這些都凸顯了大灣區內社會政策協調的重要性。

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副所長楊道匡進一步指出，大灣區內涉及「一國兩制、三個不同關稅區」，也就涉及社會制度、法律制度、政府管理方式等諸多不同。比如，目前粵港澳的聯絡機制，廣東省是在港澳事務辦公室，香港在政策與內地事務局，澳門在行政長官辦公室。三個地區三個部門之間聯絡，可能是負責的副省長、秘書長會議，澳門則沒有相關的職位。在制定規劃方面，國家層面有發改委，省一級也有發改委，但香港和澳門沒有。在存在諸多差異的情況下，如何深化合作需要深入研究。

楊道匡還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粵港澳三地分別是人民幣、港幣和澳門元三種貨幣，將來灣區內「9+2」的11個城市之間是不是還要不停地進行貨幣兌換？這既不方便，也不符合一個城市群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要求。

實際上，在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上，楊道匡認為，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就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範例。在籌建初期，粵港澳三方成立了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制定一系列政策規劃。到執行層面，三方共同成立了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廣東方面出任局長，香港和澳門各派任一位副局長。建設時各自根據不同占比共同出資，分段建設。將來營運後，還涉及香港段、澳門段的收費問題，解決方案是粵港澳三方成立一個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管理。「這樣，出資的問題、管轄的問題、車輛左邊行和右邊行的問題、利益分配的問題等都解決了。」楊道匡說。

參照這一合作模式，多位元受訪專家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要著力推進規劃與政策的協同。目前三地建立的聯席會議一年才開一次。需要在國家層面成立粵港澳合作聯絡機制，負責日常的運作，這樣才能讓宏觀規劃落地。

「廣東有三個自貿試驗片區，港澳本身就是自由貿易港，為什麼不把『2+3』的優勢發揮出來？這需要在體制機制、法律法規等各方面加強對接，背後則需要順暢的協調機制支撐。將來整個大灣區的建設，需有頂層設計，僅靠地方是解決不了所有問題的。」郭萬達說。

（王仁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