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新，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澤東弟弟毛澤民和中共地下黨員朱旦華之子，也是文革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本文記錄了他出獄後的低調生活。

1990年第一次瞻仰毛主席遺容

1990年7月，在毛遠新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同父異母姐姐毛遠志因病重住院。毛遠志在感到自己已經不久于人世的時候，向組織提出能最後再見弟弟一面的請求。

經組織批准，毛遠新和妻子全秀鳳匆匆忙忙地趕到北京301醫院看望姐姐。已是彌留之際的毛遠志見到弟弟，淚流不止。

她用力拉下氧氣罩，用乾枯的手拉著毛遠新的手說：「遠新，你……真想你。」姐姐斷斷續續地用盡力氣才說完這句話。毛遠新頓感酸楚，沉重地點了點頭。

一向說話沉穩嚴謹的曹全夫頗為感慨地說：「遠志終於見到你了。」

姐弟見了最後一面，也算了卻了一樁心願。和弟弟見面的三個小時之後，痛苦中的毛遠志帶著一絲慰藉離開了人間。

在北京，毛遠新見到了自己的一些親友和同學。最令他動情的是在姐夫曹全夫的陪同下，和群眾一起排著長隊，第一次走進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

當他站在毛主席遺體前的那一刻，心情可謂百感交集，悲從中來。這個曾經在毛澤東身邊長大並在毛澤東人生最後一年中一直被毛澤東留在身邊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屆半百的刑餘之人。

往事歷歷在目，面對這曾經熟悉、慈祥的面孔，不知有多少話要訴說。他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淚水奪眶而出，灑滿衣襟。

故土韶山

1990年初冬，毛遠新和妻子女兒一起，陪同曹全夫一家，到韶山安放姐姐的骨灰。這是毛遠新第二次去韶山。

第一次是1966年初，大學畢業下部隊之前，他受毛澤東之托，到韶山探望，來去匆匆，只呆了一天。這次是第二次到韶山，此時他刑期未滿，正處於「落難」之際。然而，他回鄉的感覺不但不陌生，反而更覺親切。他們下車後，一些鄉親和韶山管理局的領導前來迎接。

一位中年男子跑過來對毛遠新說：「遠新，我是毛岸平。父親母親聽說你們回韶山，高興得一晚上沒有困覺，燒了紅燒肉等你們。」

曹全夫介紹說：「這是大伯在韶山的嫡堂兄弟毛澤連叔叔的大兒子。他父親就是‘九阿公’。」毛遠新想起來了，毛澤東曾經說過：「在韶山你們還有個堂叔叫毛澤連。」

當天晚上，毛遠新和全秀鳳到了毛澤連家裏。80歲的毛澤連眼睛已經失明，他摸索著把紅燒肉放進毛遠新的碗裏，說：「孩子，你要多吃肉，身體要強壯起來呀！」

1998年12月26日，毛遠新參加紀念毛澤東誕辰時，一位韶山老鄉得知他經濟困難，捐給他一萬元錢。他將錢捐給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該館黨支部書記劉斌珍知道毛遠新生活不富裕，不同意接受。

毛遠新說：「請你們將這筆錢用於主席遺物的保護工作吧，拜託了。」紀念館接受了他這份沉甸甸的心意。

在上海做「辦事員」

為了照顧毛遠新，組織上將全秀鳳從上海借調到江西省圖書館工作。省政府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給他們住，離朱旦華家不遠，他們可以經常去看望媽媽。

全秀鳳上班，毛遠新也不外出，坐在家裏看書，一看就是一天。他說，只要有書，就是關在屋子裏一輩子，也不會寂寞。他把每月發給他的200元生活費，儘量節約，拿余錢買書。他還喜歡篆刻，讀書之餘，經常沉浸在這個高雅的藝術世界裏尋找自己的樂趣。

1990年，全秀鳳在上海的母親中風，她只得撇下毛遠新，回上海侍奉母親。毛遠新獨自一人，自己照顧自己，以病殘之身挑起生活的擔子。他的生活也很簡單，有時做一次飯可以吃幾天。

他每年可以到上海探親兩次，每次三個月。他在上海也是閉門不出，不同外界交往。曾有作家找上門來想採訪他，他以「記憶力不好」為由而婉言謝絕。

1993年10月，毛遠新刑滿，被安排到上海汽車工業品質檢測研究所工作。工作後，他使用的是「李實」這個名字。這個名字是當年毛澤東為他取的。

1965年毛遠新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畢業前要下到農村搞半年「四清」，在北京向毛澤東告別時，毛澤東說：「你那個名字很招人注意（當時國內很大範圍正在傳達196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與毛遠新的談話紀要），還是換一個吧。」毛澤東想了想說：「就叫李實吧。」（毛澤東在轉戰陝北時的化名李得勝，兩個女兒起名為李敏、李訥）毛遠新回到哈爾濱後，正式向學院領導提出申請改名字。經過批准，他的畢業證書及分配到空軍工作時，用的都是「李實」這個名字。

毛遠新到研究所工作，只有所長和書記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報到後，所長在中層幹部和高級技術人員參加的會上介紹說：「李實同志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高材生，畢業後一直在空軍工作，1989年轉業到江西省公安廳工作，考慮到他們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現在調到上海，來我所工作，請大家歡迎。」為了保密，所長的介紹中當然有很多難言之隱，但大家誰也沒有絲毫懷疑。

毛遠新被安排在總工程師辦公室當「辦事員」，由於他基礎知識學得扎實，工作中埋頭苦幹，善於動腦子研究問題，不久便成了技術管理骨幹。兩年後，分管技術的副所長向所長建議，提拔李實當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

所長為難了，因為上級有交代，李實不得擔任中層幹部，他又不便向副所長講明。他去徵求毛遠新的意見，毛遠新說：「你就說我身體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擔更重的擔子。」

年年先進

所長對毛遠新的工作是很滿意的，雖然沒有提拔他，卻還是把重要的擔子交給了他。他負責制定、實施全所品質管制體系的工作，還負責全所人員的培訓、考核、閱卷、講評，又負責監督實施各項管理程式的運轉。

他每天拖著病腿，騎著自行車上班，風雨不誤，經常加班加點，是全所下班最晚的人。他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得到了同事們的讚揚，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他的同事們誰也沒想到，這個年年先進的辦事員，就是當年的毛遠新。

任何秘密都是有時限的，時間長了，他的同事們也會發現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一次，全所黨員開會，毛遠新沒有去參加，一位非黨員同事問他：「你為什麼不去開會？」毛遠新說：「我又不是黨員。」那人大惑不解：一個在空軍工作了十幾年、又在省公安廳工作了好幾年的人，居然不是共產黨員？毛遠新說：「過去想入黨，但條件不夠。現在年紀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不入黨也一樣能為國家幹事。」同事自作聰明地說：「大概是家庭出身問題吧。」毛遠新說：「可能吧。」

終於有一天，秘密被新聞界意外地透露了。1997年，上海《科技日報》轉載了一篇文章，說毛遠新在上海汽車工業品質檢測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實。

息傳出，所裏一片譁然，大家背著毛遠新沸沸揚揚地議論起來。但大家都沒有當著毛遠新的面把話說破。共事幾年了，同事們都非常瞭解他的為人處事，沒有把他另眼相看，還是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到新疆祭奠父親

除了埋頭工作，毛遠新把更多精力傾注在關懷教育女兒身上。女兒李莉，是在他被關押三個月之後出生的，當時他愛人全秀鳳也正在被隔離審查。李莉出生十個月左右時，高燒不退，因受其母被審查的環境限制，經逐級上報請示，層層審批，全秀鳳才得到帶女兒去醫院救治的機會。但終因未能及時合理治療，造成雙耳失聰，留下了終身殘疾。

1982年，在王震同志的親自關懷下，由301總院耳鼻喉科專家姜泗長院長親自給李莉作了全面檢查，結論為因長時間的高燒，引起嬰兒聽神經嚴重損傷。

毛遠新總覺得對不起女兒，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負罪感。和女兒生活在一起後，女兒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在他的心目中女兒永遠是第一位的。為了給女兒修改衣服、縫補書包，他還學會了使用縫紉機。

別人送的好一點的東西，他都留著給女兒。為了讓女兒能夠及早獲得獨立生活的能力，他教女兒學美術，學電腦，幫助女兒考上了上海聾人青年技校的美術班，畢業後李莉就走上了工作崗位。

在爸爸的鼓勵和輔導下，女兒利用業餘時間補習功課，又考上了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聾人成人教育大專班，大專班畢業後又考上了本科。李莉邊工作邊學習，在拿到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本科畢業證書的同時，她已經成為上海美術設計公司的業務骨幹。她對父母對奶奶特別孝順。毛遠新看到女兒的成長，十分欣慰。

2000年夏天，毛遠新帶著妻子、女兒到烏魯木齊給父親毛澤民掃墓。這是他解放後第二次到新疆。

第一次是197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他當時是中央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陳錫聯），參加20周年大慶。他隨代表團一起，在新疆烈士陵園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前獻上花圈。

第二天，他又獨自一人悄悄來到父親墳前，默默地獻上了一束鮮花。這是在北京臨行前，毛澤東特別託付他，要他「代我采束野花，放在澤民的墳前。」

第二次來新疆，新疆人對他熱情歡迎，人們向烈士的後代介紹著這些年新疆的巨變。當時有人告訴他，盛世才的後人想從海外投資烏魯木齊辦商場，受到當地某些人的反對。毛遠新聽後說：「雖然我和盛世才有殺父之仇，但他的後人只要反對台獨，反對東突，主張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我就願意和他握手。」

（亞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