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是廣東改革開放的主要開創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在改革開放40周年和習仲勳105周年誕辰之際，再次學習他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殫精竭慮、嘔心瀝血、開拓奮進的大無畏革命膽略和氣魄，對當前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平息「逃港風波」

廣東畨寶安縣（現深圳市）與香港的關係源遠流長。兩地群眾來往密切，寶安縣有4000多畝耕地在香港新界，農民在耕作的同時，可以到香港賣些東西補貼家用。1956年，由於中英關係交惡，雙方封鎖邊境。在隨後20多年時間裏，內地先後出現4次大的逃港風潮。《關於寶安邊境歷史和現狀的資料》顯示，歷年來參加外逃香港的計有119274人次，成功偷渡香港的有6萬多人。1977年11月，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韋國清等人向在廣州視察工作的鄧小平彙報時認為，當前廣東而臨的一個難題就是鄰近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1978年4月6日，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會議上，習仲勳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開始投人緊張的工作。

「逃港風波」是習仲勳到廣東履職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1978年5月，廣東省委專門派出調查組到寶安縣調查偷渡香港問題。調查組發現深圳河兩岸有兩個「羅芳村」。深圳河這邊的羅芳村農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對岸香港的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萬元。令人驚訝的是：河對岸香港那邊原本並沒有羅芳村，居住在那裏的農民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偷渡過去的。下半年，廣東偷渡香港現象又嚴重起來。習仲勳到廣東各地市縣考察，首先就選擇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指出，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為儘快遏制偷渡外逃風潮，根據習仲勳指示，廣東省委於9月發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緊急電報通知。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談會在汕頭市召開，提出必須切實加強對反偷渡外逃鬥爭的領導，積極搞好生產，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同時要求嚴格邊防管理，加強堵截工作。在這場鬥爭中，習仲勳認為防範外逃要「貫徹治本治標並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標」是採取反偷渡外逃專項鬥爭，奏一時之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差距，才能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風。

1979年6月14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堅決制止廣東畨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習仲勳對中央的這一指示極為重視。6月17日、18日，他連續兩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決心把這項工作當作一場大的戰役來打，6月底刹住偷渡風。為此，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10人領導小組，習仲勳親自任組長。

7月7日晚，習仲勳用電報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慕華並中央簡要報告：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確定採取治標治本並舉的方針，從總的趨勢來看，去年底以來發生的這股偷渡外逃風，已經得到遏制，港英當局對此也表示滿意。

1980年1月8日，廣東省人民政府（1979年12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改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習仲勳當選省長）頒佈了《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反偷渡外逃鬥爭從此有了操作性較強的法律依據，同時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使偷渡外逃的勢頭得到遏制。但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深切地感到，要徹底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是要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勸卩快經濟特區建設。

1984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這裏「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2月24日回到北京後，他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向黨中央「要權」

1978年春夏，中央先後派出3個考察組去境外考察。經濟貿易考察組在香港和澳門的工廠、港口、建築工地、商店等實地考察，探求與內地特別是廣東合作發展的可能性。6月3日，中央領導聽取考察組彙報後指示總的同意。」「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

6月20日晚，習仲勳主持召開廣東省委常委會議，討論落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今後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規劃要點》時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聽取考察組匯報後的指示，大家一致認為，黨中央對廣東十分關心，給予了很大支持，必須認真貫徹，抓緊落實，切實搞好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決不辜負黨中央的殷切希望。

7月至8月，習仲勳先後到了寶安、梅縣、汕頭、惠陽等地調研。沿成，他利用一切機會和老百姓、地方幹部攀談，掌握第一手資料。望著近在咫尺繁華的香港，想起那次到深圳遇到農民外流衝擊邊防線時的情景，習仲勳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香港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廣東卻不行？「關鍵是政策。」一番思考之後，習仲勳認定，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機動餘地，廣東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回到廣州後，他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論證，大家一致認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給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

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仲勳在中南組發言說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如果中央允許我們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國營農場、畜牧場、淡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

1979年1月8日至25日，習仲勳主持召開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明確提出要充分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團結廣大幹部群眾以最大的熱情投人改革開放的事業中去。這次會議對於廣東改革開放具有歷史性轉折意義。

4月，習仲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再次發言表示:「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隨後，他進一步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這些話反映了廣東要求中央擴大地方自主權急迫而強烈的願望。之後，習仲勳又單獨向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聽後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5月14日，谷牧率領的中央工作組到廣東考察。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等向工作組作了詳細彙報，提出了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擴大地方許可權；擴大外匯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試辦出□特區；幫助和支持廣東克服國民經濟中的萌弱環節，改變農業的落後面貌等幾項建議。谷牧認真聽取了習仲勳等人的匯報之後，表示：「全國的體制要改革，廣東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改革體制，就要研究如何搞計劃經濟和按經濟規律辦事，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你們和港澳打交道，基本上按照他們的辦法去做。我們搞特區，還是在中央、省委的領導下，變不了資本主義。」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中發【1979】50號），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於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主要內容有:外匯收入和財政實行定額包乾，一定五年不變的辦法；在國家計畫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制，適當利用市場的調節等幾個方面。

關於出口特區，檔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出口特區的管理原則是「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匯管理和海關制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9月24日，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等趕赴中南海，向中央彙報廣東的工作。中央書記處用了兩個上午的時間，專門聽取他們的彙報和討論廣東工作，並作如下紀要:「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中央是下了決心的，目的是要充分發揮廣東、福建的優勢，使兩省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探索道路……」

先行一步改革

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習仲勳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優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

率先恢復與香港的官方聯繫。1978年10月，按照習仲勳的指示，廣東省水利電力廳與香港達成增加供水的協議。1979年3月，時任香港總督的麥理浩應邀赴北京進行i方問。途經廣州時，與廣東省革委會主任習仲勳、副主任楊尚昆、劉田夫等舉行了會談。4月4日，習仲勳等到廣州火車站參加港穗廣九直通車恢復通車的典禮，從北京返回的麥理浩乘坐首趟直通車返回香港。廣東政府與港英當局間的交往由此開始。回港後，麥理浩在記者招待會上稱「以往一向有一重屏障，阻隔著香港官方機構與在香港、廣州及北京的中國官員。……如今這種屏障沒有了……」高度評價自己的廣州、北京之行。

1980年5月，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夏鼎蕋、政治顧問魏德巍訪問京滬後抵廣州訪問，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習仲勳等省領導會見了夏鼎褪、魏德巍一行，雙方開始就加強經濟及薟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鼓勵港商到內地投資及粵港其他關系問題進行會談。10月20日，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專程對廣州進行公務訪問，與習仲勳等就經濟合作與邊界管理等問題進行了會談，雙方圓滿達成協議。1981年6月30日粵港舉行了首次雙方邊境會晤，標志著廣東和香港的官方交流與合作取得了新的進展。

率先提出寶安和珠海設特區。1978年10月〗8n，習仲勳主持召開廣東省委常委會議，討論《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並同意上報國務院。報告指出：「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蕋地，成為吸收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習仲勳提出的「三個建成」，是創辦特區之前承上啟下的過渡方略，為之後進一步謀劃經濟特區起了重要鋪墊作用。1979年2月14日，國務院批復廣東省報告，原則上同意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的規劃設想。

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談到主張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時，列舉了深圳等地的名字。因為深圳口岸舉世聞名，而寶安則相對很少人知道。「深圳市」的名稱立刻得到了習仲勳的認可。根據廣東省委的指示，寶安縣3次向惠陽地區和廣東省提交專門報告，認同「深圳市」』名稱。1979年1月，廣東省就寶安、珠海撤縣改市工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同年3月5日，國務院同意廣東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並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1979年1月6日，廣東省革委會和交通部聯合向國務院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縣境內臨近香港地區的地方即蛇口公社設立工業區。2月2日，為了落實李先念的指示，谷牧召開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指出：「原則已定，大家要支持，總共就300畝這樣一塊地方。」「小平同志認為不僅寶安、珠海縣可以搞，廣東、福建的其他縣也都可以搞。」3月3日，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常委會，習仲勳表示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僑鄉汕頭外，毗鄰香港澳門的寶安、珠海也可以同時搞。他要求先拿出個意見，4月他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帶去上報中央……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正式設立。

為了儘快扭轉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利局面，在習仲勳的帶領下，廣東制定多項措施，加快改革開放進程。在農業上，習仲勳堅決支持「包產到戶，包田到戶」生產方式的落實，強調「廣東搞建設，我們打定主意集中力量抓農業，包括支農工業，其他各行各業也要搞，但是必須促進農業大幹快上，為農業現代化服務為前提」。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他指出：「農業生產要堅持各盡其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對農村已經存在的大包乾做法，習仲勳也給予充分肯定，並告誡基層黨員幹部要支持老百姓的做法，要保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隨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廣東得到全面推廣，廣東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方向邁出一大步。《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在全國都籠罩在『文革』的陰影時，習仲勳就開始在廣東擴大農村市場和開辟經濟特區方面發揮作用。」

在國營企業生產管理上，習仲勳充分肯定了清遠縣在國營企業實行獎金制度、工人收入與企業效益掛鈎的改革措施，並將其改革經驗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在全省推廣，成為全國企業改革的範例。同時選派領導幹部到香港及西方發達國家考察交流，學習先進經驗；招商引資，引進境外先進生產技術；鼓勵外資企業興建賓館，以此促進旅遊業發展。此外還大力推動價格管理體制改革，廣東逐步放寬計畫外產品價格管理，縮小統派統購範圍，實行浮動價、自由價、計劃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1980年9月，廣東省人民政府頒佈《關於疏通商品流通管道，促進商品生產，搞活市場的十二條措施》，進一步推動了廣東商品流通體制的改革。

黨中央為廣東開放、搞活經濟制定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產生了巨大的威力，使廣東的發展日新月異。

1987年2月，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視察深圳南嶺村。這個1978年還是「荒涼得很」的地方，已經變成漂亮的小城鎮。曾經全村600多人跑掉了500多人，現在紛紛回來了，平均每人每年分配8300元，比1978年增加了50多倍。群眾的住房很寬敞，環境優美。看到特區翻天覆地的變化，習仲勳格外激動，高興地說：「我離京前曾向中央報告，這次去廣東的目的是一看二聽三瞭解。到深圳看了後，我又加了一條『四學習』。因為這裏的確有許多新事物、新經驗值得學習，是過去想都沒有想到的。」「辦好深圳特區不但是中央的事，而且是全國人民的事，希望你們更上一層樓。」「實踐證明，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鄧海林、李向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