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的人抓緊回來，沒有必要了。反正一個事情，該認的罪就認。」

2018年，浙江女子監獄，身穿深色印花棉襖的楊秀珠出現在鏡頭而前。作為「百名紅通人員」中的頭號嫌犯，這是她首次接受電視採訪。

畫面中的楊秀珠精神不錯，仍是一頭標誌性短髮，只是白了小半，也略有些蓬亂。她一邊講話，一邊煞有介事地擺動雙手，神色篤定，領導派頭依舊。

這位官至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的古稀老嫗，曾發出「死也要在美國」的宣言。不過，外逃13年7個月之後，她終於意識到「外逃是個錯誤」。2016年11月15日，楊秀珠回到國內，自首歸案。

對於楊秀珠為什麼回國，一直以來，猜測頗多。在紀錄片《紅色通緝》中，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海外過於孤獨寂寞——「這個苦楚，你們在國內的是領受不了的，我們在外面是知道的。」

自2015年中國向全球公佈百名紅色通緝令人員名單，迄今已有56人落網。成果並不止於紅通名單，截至2018年12月，被追回的外逃人員已有5000多名，遍布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被討回贓款逾百億。1月10日至1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聯合攝製的五集電視專題片《紅色通緝》裏，講述了國際追逃追贓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孤獨感很厲害」

2003年4月逃出國外之時，楊秀珠大概沒有想到，自己憑若僥倖一時逃過了法網，卻沒有逃過那無處不在的孤獨。

荷蘭鹿特丹是她彼時的目的地。這個出人意料的選擇讓她皙時躲過了追逃工作組的視線——從「百名紅通人員」逃往的國家和地區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等地是拋常見的去處.而楊秀珠在新加坡、加拿大、美國都有親屬，在鹿特丹卻舉目無親。

一時之間，沒人知道楊秀珠到底去了哪兒。只是，隱藏蹤跡的目的雖已達到，楊秀珠的逃亡生活卻頗為艱難。在採訪中，楊秀珠直言：「孤獨感很厲害。」為了「多講幾句溫州話，多講幾句中國話」，這個過去脾氣暴躁、動輒公開辱罵下罵的副廳級幹部選擇到中餐館做幫工，「倒啤酒，端端碗這都有的」。

「百名紅通人員」第90號戴學民的落網同樣和「孤獨」有關。2001年8月，這位因挪用公款的罪行暴露而出逃的原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上海營業部總經理，先是輾轉到了中美洲國家伯利茲，後來取得英同國籍，將倫敦作為藏身之地。

在倫敦的日子不好過。戴學民英文不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出逃時也只帶了少量資金，曾經叱吒風雲的「戴總」一度淪落到借錢度日的境地。在倫敦，他「孤獨」、「朋友少」，「醫生有醫生俱樂部，律師有律師俱樂部，它這個俱樂部裏而有各種活動，你非俱樂部的成員，非會員的話，你打不進去這個圈子」。

戴學民回國的想法越來越強烈，超市里的中國蔬菜也讓他愈發思鄉。「老了，可能還想回來。」2009年，戴學民試著用英國身份第一次冋到中國，覺得似乎沒有什麼風險。於是，他開始多次往返兩國，2014年10月，他甚至在老家安徽住了下來。可「好」景不長：2015年4片25日，敝學民在安徽被抓獲。

恐懼、痛苦、無助，則是「百名紅通人員」第97號王雁威形容當年逃亡狀況的同語3他的出逃故事有些特別：從2014年10月起，直至2016年6月被捕，這位涉嫌受賄的原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政協主席，一直和妻子躲在廣州某社區的單元房裏，一住就是三年。

換句話說，身背紅色通緝令的王雁威，其實並沒有外逃出國。

可這並沒為王雁威夫婦帶來些許慰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放大了他們的孤獨：他們平時不能外出，在家也要拉上窗簾，即使生病也無法去醫院。

這樣的苦果，乃是王雁威一手釀成。2013年6月，他和妻子一起失蹤，不久之後，廣州市委、花都區委收到了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信上說，「本人因身體病痛攜妻前往美國醫治，並需很長時間才能康復而不能回國參加工作，為此，特向組織請求辭去所有職務。」經鑒定，這封信是王雁威親筆所寫。

廣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董新良透露，王雁威在逃跑之前，就把信寫好了，並托人從美國寄回了國內，其目的，就是讓人以為自己已經逃亡國外。所謂求仁得仁，王雁威失蹤兩年後，「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得到消息後，王雁威懊悔不已。「沒有那張紙，上不了紅通，紅通是對國外的，力度強度那麼大，你還搞一張紙自己說出國了，那不是自己給自己施加壓力。」

「對這種外逃人員的心理把握，一定要讓外逃腐敗分子成為三無人員，就是無錢可花，無人可靠，無路可走。只有在他感覺到沒有其他幻想，沒有其他可以逃避法律制裁念頭的時候，他才會主動接受勸返，主動回國投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國際合作局工作人員冉剛在採訪中如此分析。

「像貓一樣，狗一樣，豬一樣」

逃亡海外，和孤獨相比，金錢是更現實的問題。對此，蔣謙深有體會。

成為「百名紅通人員」第65號之前，蔣謙是武漢市城市排水發展有限公司拆遷協調部部長，以虛增拆遷項目和改變房產性質的方式，騙取了國家的巨額補償。2011年11月，他逃往加拿大夏洛特敦市。在那個自然風光宜人的小島，蔣謙的日子卻過得十分淒慘，甚至連溫飽都難以保障。逃亡之前，蔣謙未能將資產全部轉移到國外，國內餘下的資產迅速被追逃工作組全部凍結。他不會英語，很難在加拿大找到工作。「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之後，蔣謙獨自搬到了一處地下室。「我那個房間只有七個平方吧，覺得自己就是在坐牢。在國內坐牢有武警，我在那兒坐牢就自己坐自己的牢。」

僅剩的存款很快花光了，身份也暴露了，走投無路的蔣謙只能靠鏟雪掙錢。夏洛特敦市的冬季長達6個月，經常下大雪，很多家庭需要雇人鏟雪，「半米的雪，八點半上班，你六點多鐘就要把雪鏟出來」。

蔣謙沒有鏟雪設備，每天淩晨兩三點就要開始工作。但鏟雪收入微薄：一個季度，僅有300加元（約1500元人民幣）。無奈之下，每公斤一塊多錢的麵條成了蔣謙的主要食物。「我吃（白水）麵條吃一年多，沒有油，就一點水，下點面。肚子怎麼說填得飽呢？」

「我自己絕望了，我這一輩子就這樣了，反正就是活著唄，像貓一樣，狗一樣，豬一樣，你就是活著唄。」2016年9月22日，隨著從加傘大多倫多飛來的班機平穩降落首都機場，蔣謙終於結朿了5年多的惶惶不可終日，主動回國自首。

「百名紅通人員」第79號儲士林也舉家逃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和蔣謙一樣，2012年出逃之後，他的資產也很快就被凍結。在多倫多，儲士林有一套房產，但每個月都需要還房貸。他帶到海外的資金並不多，國內的錢沒法用了之後，只好到華人超市工作。

不過，這並不是儲士林「經濟困難」的全部肇因——現實遠比那更具戲劇性。

追逃工作組在調査中發現，儲士林有一個秘密帳戶，裏面藏著兩千萬人民幣。在儲士林外逃期間，其中一千萬被轉到了他前妻的帳戶裏。前妻承認，她受儲士林之托，要把這筆錢轉到國外去。隨後，這一千萬被分成了二百多筆，轉給了不同的人。「每一筆都是49999塊錢，而且在同一個時間，每個人的名字都不一樣。」時任青島市李滄區檢察院工作人員魏念波如此回憶當時的情況。

工作組原本懷疑，儲士林是想取現之後通過其他管道把錢轉到國外。可隨若調查的進一步深入，展露的真相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原來，那些錢沒有落到儲士林手中，而是被詐騙集團悉數騙走——儲士林的前妻，遭遇了電信詐騙。最終，她匯往加傘大的錢只有十萬美元。

2016年1月，在加拿大躲藏了三年多之後，儲士林終於回國自首。「工作組採取的得力策略，有效地截斷了儲士林跨境轉移資金的路徑，是最終促使他自首的主要原因。」

「你上了紅通了」

「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後，排名第4號的黃玉榮徹底慌了。

2002年，黃玉榮出逃美國^她英語不好，在美國生活多年，活動的範圍依然僅限於華人的圈子，租住的房子也在華人聚集區。在那裏，黃玉榮有另一個名字：安妮。十多年過去，沒人發現她的真實身份。

事情在「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當天發生了改變。一夜之間，黃玉榮的名字和照片出現在了當地的所有華文報紙上，「大概有差不多十種，同一天登出來，頭版，一百人的照片全在上頭。」黃玉榮知道，自己被認出來了。「熟的人一看就知道，見到你的時候，很異樣的眼光，想說話但是不說。」很快，黃玉榮從美國西海岸的加州，搬到了遙遠的東海岸的北卡羅萊納州，不跟當地的華人接觸，也不去有華人的飯店和銀行。「百名紅通」公開曝光的巨大壓力，讓黃玉榮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絕望，甚至想要上吊自殺。「我幾次都把那棵樹都看好了，特別特別絕望。」

重重壓力之下，2015年11月，黃玉榮遞交了回國投案的書面申請；12月5日，黃玉榮回國投案。

那種「一夕之間天翻地覆」的感覺，戴學民也曾體會。「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佈當天，他正在安徽合肥老家和朋友一起吃飯。「朋友在玩手機，收到了新聞推送。我還在跟人家喝酒劃拳。有一個同學看了說，你上了紅通了。這個事兒不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嗎？」

在此之前，這些人都不知道戴學民被通緝的事情。大家默默離開了，飯局在尷尬中散去。戴學民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區，考慮自己接下來的去處。但追逃人員到來的速度超乎了戴學民的想像，三天後的晚上，他在社區內被抓。

「百名紅通人員」第39號付耀波被抓的地點則在遙遠的加勒比島國。2014年9月，時任遼寧省本溪市公安局工作人員的付耀波潛逃出境，經過周密策劃，他13天裏輾轉6個國家，終於到了遙遠的加勒比地區一個尚未和中國建交的小國。

付耀波至今也不明白，追逃工作組是怎麼找到自己的。他對自己的逃亡路線十分自信：「我認為是很周全很周全了，可以做到是天衣無縫。」

遼寧省本溪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時任遼寧省本溪市公安局工作人員趙峰透露了其中的玄機：這一切，都跟一個電腦遊戲有關。

追逃工作組發現，付耀波在國內註冊的遊戲帳號有好幾十個，尤其愛打三國類遊戲。此時，追逃工作組已經鎖定付耀波到了加勒比地區，但仍不能確定他的具體位置。

抓住「三國類遊戲」和「加勒比地區用戶」這兩個要紫，追逃工作組很快有了新的發現：在某一款三國類遊戲中，有一名很有特點的新玩家，專門半夜幫別人代練帳號，而且其IP位址就在加勒比地區。

這名玩家，是付耀波。

通過和當地電信公司合作，追逃工作組確定了付耀波的座標。而被抓之後，付耀波仍然惦記著遊戲裏的事——「抓了他之後，他說，我先跟那幾個（一起打遊戲的）人說一聲，我這段玩不了了。」

反腐敗鬥爭沒有「禁區」和「死角」

同樣將加勒比地區作為第一站藏身之地的，還有「百名紅通人員」第3號喬建軍。2011年11月，這位昔日的中儲糧河南周口直屬庫主任出逃；2018年8月25日，他在瑞典被捕。

短短7年間，喬建軍逃亡或資產轉移的地方，橫跨亞洲、美洲、歐洲的13個國家和地區。每到一處，喬建軍都進行相應的投資。除了美國綠卡，他還辦理了加勒比地區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的護照。喬建軍打著在全球多地建造避風港的念頭，卻沒想到，這個主意最終引來的是全球聯合追逃。2018年8月25日，喬建軍在瑞典被捕。

「他是我辦理追逃案件以來見過的最狡猾的狐狸，人家說狡兔三窟，他是狡兔十三窟。」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國際合作局工作人員周從遠如此評價喬建軍。

被捕之後，小說中的橋段成真：喬建軍一夜之間熬白了頭髮。「滿頭白髮，真的是跟雪一樣。」周從遠分析，這說明被捕一事給喬建軍的心理上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抓住喬建軍的那張「天網」，如今正撒向更多仍逍遙法外的外逃人員。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決心堅如磐石，‘切斷腐敗分子的後路’的反腐敗鬥爭毫不鬆懈。」1月15日，新華社在評論文章《「天網」恢恢，雖遠必追》中表示，越織越密的追逃「天網」表明，反腐敗鬥爭沒有「禁區」和「死角」，腐敗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終將難逃恢恢法網。

世界雖大，卻沒有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

（李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