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震撼世界的聲音如滾滾春雷，響徹祖國的千山萬水，飛向五洲四海。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0周年華誕，作為國家標誌的國名、國旗、國徽、國歌等是如何確定的？背後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

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的安排，由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在起草政府組織法草案的過程中，第四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在一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新中國的國名是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還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面是否要加上「中華民國」的簡稱？

關於國家名稱，有的領導人在過去寫文章或演講時，用過「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的方案。

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提出了質疑：「有幾位老先生嫌人民民主共和國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他解釋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的，為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再說，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中國民主促進會代表雷潔瓊說：如果國名太長，使用時不作全稱即須注明是簡稱。

黃炎培和張志二人主張用民主二字，認為可以將「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後又經過反復討論和徵求意見，確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這時國名後面仍拖著一個「尾巴」，在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的國名，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都帶著一個括弧，裏面寫著「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這容易使人把它與辛亥革命時建立的「中華民國」混為一談，造成誤解。

9月25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收到一封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面寫道：「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計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黃炎培、簡玉階、張難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宴會前，周恩來叫人關閉了餐廳大門，開始講話：「今天請來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有三個人不是，來聽長者的發言。我國有句老話，叫『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討論檔時，各位看見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常委會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兒舊感情。」

周恩來說完後，民建代表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三年一屆，三年之後，我們來除掉，並無不可。」

接著，辛亥革命老人、72歲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發言。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名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

第三個發言的是周致祥。這位淸朝末年的進士在辛亥革命後隱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用「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他態度堅決，反對用簡稱，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不相同。」

司徒美堂年事已高，耳聰目明，但聽不懂北方話，這次由司徒丙鶴陪同赴北平參加新政協。在會上，也由司徒丙鶴把別人的發言轉述給他聽。聽了之後，司徒美堂激動地站起來，要求發言。他說：「我沒有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崇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名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名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之後才改？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的。革命勝利了，連國名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

馬寅初也站起來，表示說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弧中的簡稱不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

教育學家車向忱贊成去掉簡稱，並補充說：「如果說人民一時不接受新國名，這只是一個宣傳教育問題，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次革命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老百姓是否反對用新國名呢？我看不見得。」

接著，法律專家沈鈞儒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如果有些群眾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三大文件裡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

曾聯松1917年生於浙江里安，家貧好學，在中央大學攻讀經濟，選學美學。１949年，32歲的曾聯松設計國旗圖案時，只是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的一名職員。他能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徵求國旗圖案的政治活動，足以說明黨的民主作風和社會的公道正氣。

曾聯松的五星紅旗圖案能在3000幅參選圖案中獨佔鰲頭，除了他的天資外，還得益於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他在設計國旗圖案時，數夜難眠，當他學習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後，從中獲得了靈感，思路大開，於是，用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大星內有鐮刀斧頭圖案；用四顆小星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最初他把五顆星居中，覺得呆板；又試著將五顆星置於左上角，佔據四分之一的畫面，頓感氣勢非凡。於是一幅「五星紅旗」的國旗圖案設計成了。

設計國徽

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登報徵求國徽，收到了900幅國徽圖案。但應徵者多把國徽想像為普通的證章和紀念章。合乎國徽體制的來稿，其中又有圖案意味太重，過於纖巧的。可供參考采擇者僅四五式。政協籌備會認為國徽非近期內能完成。

朱德總司令也參加了徵稿，請秘書送去了一幅他親自畫的國徽草稿，底邊四條黃色曲線代表了黃河、長江、珠江、黑龍江，上面飄揚著一面紅旗，左上方一顆黃星。

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在解釋之前提出了包括國徽圖案在內的初步意見，並未作出決定。只是把報告連同附圖一併移交給政協一次會議。

會下徵求意見，人們普遍認為國徽圖案還不能很好地體現中國特徵、政權特徵。

毛澤東說，國旗決定了，國徽是否可以慢一點兒？

於是，國徽沒有提交政協大會討論，讓原小組繼續徵求設計，等將來由政府去決定。受中央之托，中央美院的前身國立北平藝專成立了國徽設計小組，由張仃、張光宇、周令釗和鐘靈四人組成。

周恩來很關心國徽的製圖情況，指示要多找一些專家來共同設計國徽。

這樣，清華大學營建系也成立了國徽設計組。組長由營建系系主任梁思成親自擔任。組員有建築學家林徽因、畫家李宗津、中國建築專家莫宗江、建築設計教師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以及研究中國建築的學者羅哲文等。

根據政協國旗、國徽審查小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見，並比較了所有設計方案，兩個國徽圖案設計組最後確定了國徽圖案的內容：齒輪和麥穗五星緩帶組成大團結的意象，天安門作為國徽的主體，表示民族精神。

麥穗進入國徽還有一個故事。1942年冬，在山城重慶，宋慶齡為歡送董必武返回延安，在她的寓所舉辦了一個茶話會，周恩來夫婦應邀到會。茶桌上擺著兩串鄰近農民送來的金燦燦的禾穂。「它如金子一般。」有人讚美說。「它比真金寶貴。中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如果年年五穀豐登，人民便可以豐衣足食了。」宋慶齡說。

周恩來撫摸著禾穗，感慨地說：「等到國家回到人民手裏，我們要把這束金禾畫到國徽上。」

1950年6月20日晚，全國政協國徽審查小組最後一次討論了國徽方案，周恩來主持了討論。周恩來認真聽取了審查小組全體成員的匯報，又根據李四光、張奚若、邵力子等絕大多數委員的意見，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設計的國徽方案。

清華大學設計組根據周恩來對麥穗選型的意見，連夜又進行了修改。並重新繪製了完整的國徽圖案送交國徽審查小組。

第二天，審查小組的馬敘倫和沈雁冰向政協全體大會提出了審查報告。

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的審查意見及對該圖案的說明，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1950年9月20日，毛澤東簽署命令，向全國頒佈了確定國徽的命令。

國徽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徐悲鴻提出了國歌最佳建議

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共收到徵集來的國歌632件、歌詞694首。經討論，認為「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必須再進行有計劃地徵集一次，將選取者制曲試演。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後再行提請決定，非最近時期內可以完成」。

新中國即將成立，沒有國歌怎麼可以！為此，在政協一屆會議開幕前，毛澤東親自召集了由20多位各界名人參加的座談。

一位瘦弱的中年畫家站起來說：「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麼樣？」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眾人的興趣與關注。這位畫家名叫徐悲鴻，他是被聘到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的專家。沒想到他卻對國歌提出了一個最佳建議。

徐悲鴻的建議首先得到了周恩來的認可。

周恩來說：這支歌曲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於演奏，作為代國歌是很合適的。

建築學家梁思成接著說，記得我在美國時，有一次上街，聽見有人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美國青年。這說明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就這支歌吧。

有人不同意。認為新中國即將成立，中華民族已經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於世界東方，而這首歌當中還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的句子，是不是過時了？

周恩來說，這首歌在歷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儘管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後還可能有戰爭，還要居安思危啊。

最後，毛澤東總結說：「大家大多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終於勝利了，但是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原詞好。」大家鼓鐫同意。

如今，新中國成立已70年，《義勇軍進行曲》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一如它誕生時曾喚起了千千萬萬中華兒女奔赴抗敵前線、拯救國家危亡一樣，今天，它仍然鼓舞著人們昂揚前進！

確定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中共中央在1949年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等各方面作了周全考慮，同時，從文化方面看，北平有眾多名勝古跡，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高等學府，這對作為首都的北平成為文化中心，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基於各方而的考慮，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7日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

（王聚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