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博物館

兩個名稱一模一樣的博物館，同時存在於北京與臺北兩個地方，雙方如果向對方提出商標權訴訟，也非新奇之事。然而「兩個故宮」卻互不否定彼此的存在，也沒有誰高喊「我才是正宗的」。雙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號，展示著雷同的中華文明文物，肩負著同樣代表「中華」的觀光景點名號，不斷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

故宮是收藏與展示中華文明的藝術品、裝飾品及圖書文獻的博物館。依據2011年5月的資料可以知道，北京故宮的收藏計有一百八十萬件，包括書畫、陶瓷器及圖書文獻等，其中85%是清朝留下的文物。

臺北的「故宮博物院」收藏品比北京故宮少，只有六十八萬件，其中清朝留下的文物超過九成。

兩岸故宮基本收藏品的形態相當類似：1925年故宮成立之初它們本就是一個博物館，這是理所當然之事。1949年故宮的文物運到臺灣而造成「兩個故宮」的狀態，即使過了六十年，兩個故宮仍都固守原本的收藏原則，未曾改變。

一言以蔽之，這個收藏原則就是「集合中華文明的精華」。那麼，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究竟哪個比較好呢？

這個有趣的話題經常在中國文物專家及愛好者之間論戰不休：從收藏品的數量和多樣性來看，北京故宮勝出，但從質的角度來看，臺北故宮略勝一籌。這是一般普遍的看法。

就博物館的建築而言，北京故宮的展示場所是明朝、清朝皇帝的居所紫禁城，建築物本身就被列入世界遺產；而臺北故宮就是一般的博物館建築，與北京不能相提並論。紫禁城也是北京故宮的展示品之一，從整體的優越性來看，北京故宮自然是當仁不讓。有的臺北故宮支持者毒舌批評什麼：「北京故宮不過是個空殼子。」但這麼說似乎也有些言過其實。近幾年的收藏事業逐漸蓬勃發展，加上考古的新發現，北京故宮的收藏品也充實提升了不少。

重視收藏勝於展示的臺北故宮

首次造訪臺北故宮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事情，我還記得當時導覽員所說的一段話：「蔣介石先生考慮到故宮文物的安全，因此在山裏面蓋了故宮：山挖空了做成倉庫，就算中共的炮彈打下來，也不會傷到文物。」設立臺北故宮的目的，並非像一般博物館那樣，想要給參觀者提供啟蒙教育，而是為了保管文物而建。或者可以這麼說，與其說是博物館，臺北故宮更像一座倉庫。臺北故宮不像其他世界級的博物館，它過去並不重視陳列的美觀及參觀者的需求。

重視收藏勝於展示的博物館，這也是臺北故宮的不可思議之處。

蔣介石決定把文物運到臺灣

故宮的命運和蔣介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敗給共產黨、將故宮文物運到臺灣的蔣介石，繼續窮其畢生努力及夢想，希望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失去的中國大陸」。宮的文物終究是要回到中國大陸的，在「反攻大陸」之前，臺灣不過是個暫居之所。因此博物館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陳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蔣介石和他身邊的人大概是這麼想的。

另一方面，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她鍾情故宮的事蹟也廣為人知。宋美齡經常移駕到故宮鑒賞文物，也從倉庫搬出文物、寶物拿出來欣賞。宋美齡特別喜歡翡翠之類的工藝品，也有人謠傳她從故宮將文物帶出，在丈夫蔣介石死後移居紐約時一併攜出。幾位故宮幹部表示絕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的，故宮所有的文物都有編號，把文物從倉庫拿出來都有記錄，即便是故宮院長或是‘總統’，也不可能不經規定程式，就把文物帶出故宮」。

沒有證據，的確口說無憑。但在臺灣一黨執政的威權體制時代，宋美齡是威權可比皇帝的蔣家成員，又比蔣介石更具傳統中華思想，人們多半會覺得，如果是宋美齡做出這樣的事情，他們也不會太驚訝。

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的故宮命運

紫禁城，以及皇帝書房兼辦公室的「離宮」圓明園，都收藏了大量的文物，象徵清朝擁有中國歷史上最大版圖的財力和權力。這些文物是清朝的東西，也是皇帝的私人物品，只有皇帝有權自由把玩。北京紫禁城有個乾隆皇帝建造的房間叫「三希堂」，「三希」是指三件稀世珍寶，乾隆皇帝將最喜愛的三件書法裝飾在這個房間裏。這三件分別是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其子王獻之的《中秋帖》，其侄王珣的《伯遠帖》。乾隆皇帝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除了用餐以外，所有時間都用於工作。唯一的休閒是在三希堂欣賞「三希」，這也是文物為皇帝所私有的至高享樂。

乾隆皇帝的子孫、也是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在王朝末期混亂又缺錢的狀態下，陸陸續續將祖先留下來的文物拿出去變賣，這也是因為這些文物都是屬於皇帝的私人物品，他才可以這樣做。

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文物仍在溥儀手中。在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妥協之下，溥儀被允許留在紫禁城內。之後溥儀仍然繼續變賣文物，收藏品損失不少。雖然如此，變賣的文物相對于歷代收藏的文物數量規模還差得很遠，因此在1924年溥儀被逐出故宮、翌年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時候，仍有相當數量的文物留在紫禁城。

中華民國政府並不像過去的朝廷一樣，將文物視為自己的東西，而是對外公開。中國歷史上頭一次當局將文物擺在大眾面前，開啟了故宮的博物館歷史。這是向大眾宣傳「革命成果」的最佳素材，文物從皇帝的財產，轉換成國民的財產。然而文物並未脫離「權力」的掌控。

1933年日本加緊進攻中國，局勢變得緊張，以故宮收藏品為主的文物開始從北京南運，加上外交文書，北京到上海的列車共運出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之後為躲避戰亂，又從南京被運到湖南、貴州、四川等地，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路線，文物一次次被往西運送。1945年戰爭結束後，文物在1947年回到設于南京的故宮分院。在這十四年間，這些文物跋涉了一萬公里的旅程。

故宮在1933年離開北京時，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了以下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不能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國家滅亡，國家仍有希望再次復興。但是文化滅亡，將無再度恢復的可能。」

這裏只寫了一半的真話。重視文化只是部分的事實，因為文物背後隱含了超越藝術價值的政治意義，國民黨當局才會耗費鉅資將文物南運。故宮文物搬遷至臺灣也是同樣的道理。

故宮與其他世界性博物館的不同之處

臺北故宮自稱是「世界四大博物(美術)館之一」。「四大博物館」除了臺北故宮以外，還有法國的盧浮宮、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和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若再加上俄羅斯的艾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也有「五大博物館」的說法。無論怎麼說，臺北故宮具有亞洲第一博物館的地位,這評價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搖的。

但是如果檢視收藏品的內容，我們必須指出，臺北故宮與世界其他博物館有著根本性的差異。

盧浮宮、大英、大都會等博物館，收藏的文物不僅是西洋的東西，還含括中東、亞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絕非浪得「博物」之名，他們多元的收藏值得誇耀。雖說收藏品亦背負了殖民地開拓及侵略的負面歷史，但這也無損於博物館的價值。

另一方面，在臺北和北京的故宮會看到一點點歐美的繪畫或雕刻，伹是幾乎看不到中華文物以外的其他亞洲各國的文物，除了一些日本、朝鮮、東南亞等使節贈送或進貢的禮物。這裏有的是僅以中華文化為對象的「單一文化」博物館。

中華二字含有「璀璨世界文明中心」的意味，從各種層面，卓越的中華王朝政治向世界擴散之際，借由禮儀、道義等優良文化來感化蠻夷異族，他們便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員。這種華夷思想也是中華文化的基本概念之一。相對來說，也意味著「除了中華文化以外，其他的毫無價值可言」的排外思想，尤其在儒學上，對於華夷之別有著嚴謹的態度。

中華文化以外的東西是不能放進故宮的，這也蘊藏了中華純粹血統的思想。

談到政治權力和文化的關係，日本人會想到「三種神器」。瓊瓊杵尊是日本神話中的開國之神，天照大神曾授予他三種神器：鏡、玉、劍。為何這三種神器象徵著歷代天皇繼承皇位呢？那是因為在神話裏，擁有這三種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可以推斷的是，在古代日本的草創時期，這個神話裏開始出現將「唯我天皇擁有三種神器」當作政治權力的證明。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故宮文物就是「三種神器」。近代中國在動盪中，展開歷史上最浩大的文物運送征程，最後還橫渡海峽。可見蔣介石之不可能將故宮文物交給毛澤東的決心。隔一段距離來思考這樣的現象就會發現，在中華文明裏，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義，政治守護了文化。我想正因為有了政治的庇護，所以即使在戰亂中，也能發生守護文物的「奇跡」。

2009年2月，臺北故宮院長周功鑫首次訪問北京故宮。嚴冬中的北京寒風刺骨，周院長和北京故宮前院長鄭欣淼並肩走在北京故宮的紫禁城。在那次見面之後，兩個故宮交流相當順暢。原本就是一個故宮，只因為政治權力而分裂成兩個，所以本就具有「互補性」。

兩個故宮，與其說是外形相似的雙胞胎，還不如說是一張分裂的地圖。因此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兩個故宮的交流也象徵了文化領域關係的改善，兩邊的距離正在急速地拉近中。

（野島剛　著／張慧君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