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是中央紅軍長征勝利30周年。8月1日，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文工團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禮堂舉辦的首都紀念八一建軍節音樂會上公演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引起巨大轟動。之後連演50多場，還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應邀到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蘇聯等國演出。1966年初，筆者有幸在京西賓館看過《長征組歌》的現場演出，留下了深刻印象。鮮為人知的是，《長征組歌》詞作者、開國上將蕭華的創作初衷，源自黃鎮的《西行漫畫》。
黃鎮及其24幅長征畫稿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衝破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越過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最終到達陝北。1938年10月，上海的阿英（錢杏邨）收到蕭華從陝北輾轉寄來的用照相機拍下的24幅長征畫稿，內心充滿了激動。阿英在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從家鄉蕪湖逃亡到武漢，再到上海。抗戰期間，他在上海創辦了風雨書屋，並任《救亡日報》編委、《文獻》雜誌主編。因為經常刊載毛澤東等人的著作，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圖片，刊物多次受到威脅，隨時可能被查封，無法保證這批珍貴的照相畫稿在《文獻》雜誌上連載完，也難有把握不遭受損失。考慮到長征畫稿將會產生的影響，阿英決定用風雨書屋的名義儘快出版。作者署名蕭華。至於書名，不能直接用「長征」，而是借用斯諾的《西行漫記》，定名《西行漫畫》。書前附印了長征地圖。阿英在敘記中寫道：「雖只是二十四幅的漫畫，卻充分表白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堅實，以及作為民族自己的藝術，在鬥爭與苦難之中在開始成長。在中國漫畫中，請問有誰表現過這樣偉大的內容，又有誰表現了這樣韌性的戰鬥？……把它印行出來，也正是要向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們，提供一項中國拐戰必然勝利的歷史實證。」《西行漫畫》用銅版紙、道林紙精印了2000冊，絕大部分流向了八路軍、新四軍地區，收到了鼓舞士氣和民心的應有效果。
不久，風雨書屋遭到查抄，人員被捕，《西行漫畫》遂成絕版。抗戰期間國立北平圖書館（後改名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南遷了部分館藏，並陸續在上海、香港、昆明、重慶等地設立辦事處，有幸保存了一本《西行漫畫》。1958年，《西行漫畫》被一位讀者發現，推薦給人民美術出版社。反映長征的美術作品，當時還沒有發現第二種於是人民美術出版社決定再版《西行漫畫》，並請蕭華作序。蕭華這才知道經他手送出的長征畫稿竟然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時間太過久遠，想不起來作者是誰。因此，人民美術出版社1958年版署名編輯阿英，書名仍沿用原書名《西行漫畫》，定價0.34元，印了3000冊。因為畫中有紅5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所以蕭華在序言中說：「漫畫的作者已經查不清楚是什麼人。我想，很可能是紅5軍團中做宣傳工作的同志。」
1962年4月，人民美術出版社決定再版《西行漫畫》，幾經周折，責任編輯邵宇和畫家黃胄找到了曾在紅5軍團做宣傳工作的黃鎮。新中國成立後，黃鎮一直出任駐外大使，直到1961年才回國任外交部副部長。此前，黃鎮已從李克農那裏看到了這本《西行漫畫》。他翻開第一頁，看到的畫面是左手提馬燈，右手拄拐杖，昂首挺胸的年近六旬的林伯渠。這幅畫是他在長征途中畫的。於是，人民美術出版社遂將書名改為《長征畫集》，署名黃鎮。之後於1977年、1982年、1986年三次再版。文物出版社於1987年，解放軍出版社於2006年也都再版過《長征畫集》。
黃鎮，安徽桐城人，曾是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學生，後轉到張恨水及其弟張牧野創辦的北華美術專科學校，他的老師中有著名畫家齊白石、徐悲鴻、劉海粟、李苦禪等。黃鎮參加了1931年的寧都起義，後來起義部隊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5軍團。193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5軍團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34年，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黃鎮為大會畫了一幅高3米、長10餘米的巨幅油畫，題為《粉碎敵人的「圍剿」》，受到毛澤東和與會代表的稱讚。在長征途中，黃鎮用鍋灰、木炭作畫，紙是撿來的，有祭祀用的黃表紙，有寫春聯用的大紅紙等，實在找不到紙時就畫在門板上、石壁上。累計畫了幾百張，但大都散失了。好在其中24幅畫稿用照相機拍了下來，經蕭華之手輾轉送往上海出版，才僥倖保存下來。
蕭華創作《長征組詩》
蕭華在1962年版的《長征畫集》序言中寫道：「當翻閱這本畫集的時候，我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這些畫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憶中去，使一些永生難忘的情景展現在我的面前……多少同志永眠在長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了長征的道路。」蕭華參加長征時年僅18歲，擔任少共國際師政委。黃鎮的《長征畫集》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無奈工作繁忙，始終沒有動筆。1963年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逝世後，蕭華主持總政治部的工作。由於積勞成疾，1964年4月，他到杭州西湖療養，終於有了大把的時間。
蕭華反復閱讀長征史料，並研讀唐詩宋詞，決定選取長征中12個有代表性的場景做詩。其間，他經常半夜起身寫作，導致病情三次反復，最終完成了12首詩稿。9月，蕭華被任命為總政治部主任，他將長征詩稿送周恩來和在京的元帥傳閱。周恩來非常喜歡，當即拿走其中的兩首，交給時樂濛譜曲，放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
戰友文工團為《長征組詩》譜曲
1964年11月中旬，蕭華通過總政文化部，將長征詩稿交給總政文工團團長時樂濛和戰友文工團團長晨耕。蕭華說：「我不是讓你們合作寫一台關於長征的歌曲，總政文工團要搞一台帶舞蹈的大合唱，戰友文工團可以搞一台便於推廣傳唱的音樂晚會，不一定寫成12首曲子，也可以寫成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的歌曲，把這12首詩的意思融進去。」
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廖漢生聽了晨耕和總政文化部部長劉佳的彙報，當即表示支持。1965年春節剛過，楊勇、廖漢生來到戰友文工團動員。男低音歌唱家馬子躍回憶說：「楊司令員和廖政委分別講了話，指示我們要完成好這項光榮的任務，多向老紅軍和蕭華同志請教，學好長征，唱好長征。」
戰友文工團是軍隊最早的文藝團體之一，前身是1937年12月11日成立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1948年8月改為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1953年成立總政文工團，想把它連鍋端走。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不同意，最終保留了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1955年4月華北軍區改稱北京軍區，5月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被命名為戰友文工團。
晨耕、生茂、唐訶、遇秋是戰友文工團4位著名的作曲家。雖然4位作曲家佳作不斷，但創作多聲部的大合唱還是頭一次。大合唱是外來藝術，中國老百姓很難接受。但它是普及性最強、參與面最廣的音樂演出形式，又有《黃河大合唱》開路在前，只要通俗易懂，優美動聽，還是會受到老百姓歡迎的。經過討論，4位作曲家認為《長征組詩》最後兩首《會師獻禮》《誓師抗日》反映的是紅軍長征後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決定為前10首譜曲。至於蕭華建議用一支曲子貫穿，也不是不可行，12首詩的字數都一樣。可是長征一路，風土人情各異，還是應該量身定做。
4位作曲家集體構思，統一佈局，各取所長，分頭執筆，最後再共同推敲，反復修改。他們在借鑒紅軍傳統歌曲的基礎上，分別糅進江西採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雲南花燈、川江號子、陝北秧歌等民族曲調。同時運用多種音樂手段，在混聲樂隊中，有西洋管弦樂器，也有民族樂器，如打擊樂器大中小鈸，雲南傣族鋩鑼，陝西秦腔低音板鼓，五音鼓、中音鼓、竹板等。第一曲《告別》過門用二胡和琵琶，表達依依惜別的深情。第六曲《過雪山草地》開頭用西藏風味音調，第二句用華北蔚縣秧歌，第四句用雲南風味音調。還有像第四曲的三弦，第六、七曲的竹笛獨奏，第七、八曲的板胡、嗩呐獨奏等。第七曲《到吳起鎮》由唐訶和生茂分頭寫，後來唐訶覺得生茂寫得比他的好，就主動放棄自己寫的。第七曲的前奏曲是生茂1950年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寫的小提琴練習曲，包含陝西戲曲眉戶調，山西南路梆子、蒲劇，以及加工的秦腔等。第八曲《祝捷》要區別第七曲的陝北風格，唐訶根據湖南花鼓戲改編，以湖南籍女戰士的身份講述。第九曲《報喜》生茂寫成女聲二重唱，用苗族和聲寫了前四句，很滿意，但如何發展寫不下去了。睡一覺起來，靈感又來了，用節奏性的苗族舞蹈，不厭其煩重複48小節，然後用同一音型拉長兩拍，作為輪唱變化，接著還用原音型，加快速度，再唱32小節，最後改成44拍，以整齊節奏象徵紅軍前進的步伐，將情緒推向高潮。遇秋在伴奏、配器方面有特長，負責寫作《長征組歌》的樂隊總譜。
就這樣，4位作曲家通力合作，僅兩個月就拿出了《長征組歌》第一稿。1.混聲合唱《告別》；2.二部合唱與輪唱《突破封鎖線》；3．女聲二重唱、女聲伴唱與混聲合唱《進遵義》；4．領唱與合唱《入雲南》；5.混聲合唱《飛越大渡河》；6．男高音領唱與合唱《過雪山草地》；7．齊唱與二部合唱《到吳起鎮》；8．領唱與合唱《祝捷》；9領唱與合唱《報喜》；10混聲合唱《大會師》。
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家到杭州為蕭華試唱。唐訶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蕭華邊聽邊流淚。遇秋回憶說：蕭華留我們住了10天，他每天講解一曲。我們開始認為紅軍北上抗日，自然應該敲鑼打鼓，浩浩蕩蕩。蕭華說：「那時候長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淚人，不斷地問我去哪兒，什麼時候回來，連我這個少共國際師的政委都不知道。」周恩來也說：「《告別》寫得太雄赳赳氣昂昂了，要尊重歷史嘛！當時是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控制下，紅軍是不得已進行戰略轉移，一步一回頭，一步一聲淚，所以送別應該比較低沉。」第二曲為什麼「路迢迢，秋風涼」？蕭華含著淚說：「長征中兩個地方犧牲最多，一個是封鎖線，一個是雪山草地。敵人有準備，機關槍掃過來，我們的戰士倒下一大片，後面又沖……連朱老總都親自甩手榴彈。有關部門在20世紀50年代初組織重走長征路，草地上仍然有烈士的屍骨和刀槍……」遇秋說：「蕭華將軍對長征精神的解讀，為我們完成《長征組歌》的後期創作及幾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楊勇、廖漢生與《長征組歌》
為了修改樂譜，4位作曲家不僅在排練現場聽取演員的意見和建議，還走訪了在北京的60多位老紅軍。那時，北京軍區機關以及各軍首長幾乎都是參加長征的老戰士，楊勇、張南生、王紫峰是紅一方面軍的，廖漢生是紅二方面軍的，鄭維山、傅崇碧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個星期天，晨耕來到楊勇家。正在菜地幹活的楊勇把晨耕請到屋裏，說：「關於《長征組歌》，具體廖政委管，我從長征老戰士的角度提兩條：第一，我支持，紅軍應該寫，紅軍長征更應該寫。第二，我的意見是，這是一群革命人，要把他們寫好，不寫好對不起他們。」
1965年5月初，戰友文工團開始排練《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指揮唐江，馬國光、賈世駿、馬玉濤、王克正、耿蓮鳳等獨唱或二重唱。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親自掛帥，政治部主任和參謀長坐鎮《長征組歌》排練現場。
經過兩個月的緊張排練，6月28日，楊勇、廖漢生審看《長征組歌》。廖漢生回憶說：「節目基本是成功的，它展現了紅軍長征這個革命歷史題材，突出表現了紅軍指戰員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但因為演員沒有經過長征，對紅軍為什麼要長征以及長征中經歷的各種困難和挫折認識不足，對長征的艱難困苦方面則表現不足。我們親自給演員講歷史，講長征中的雪山草地。」戰友文工團請來徐向前、聶榮臻、楊成武、楊得志、孫毅等幾十位老紅軍為演員們講長征史。與此同時，演員們每天閱讀毛澤東關於長征的論著，以及《紅旗飄飄》《星火燎原》等刊物，加深對長征的理解。
《解放軍報》於7月1日，《解放軍文藝》在7月號上發表蕭華的《長征組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解放軍歌曲》。在第8期發表晨耕等人創作的《長征組歌》簡譜，以後又印行了單行本總譜。《長征組歌》除第五曲《飛越大渡河》外，都能獨立城曲，易於業餘合唱團以及連隊演唱。
為了更好地營造長征氛圍，合唱演員沒有穿傳統的演出服，而是身著紅軍服。表演方式上也有創新，《進遵義》採取女聲二重唱，《入雲南》男聲領唱，《到吳起鎮》女聲合唱，邊打竹板邊唱，像當年行軍鼓動一般。在佇列組合上，有女合唱隊員坐在草地引入男聲領唱，有《祝捷》中男主唱站在中間，合唱隊分站兩邊，《過雪山草地》前奏時交接軍旗，模擬雕塑……這些都是合唱史上的首創。
7月7日晚，廖漢生再次審看《長征組歌》，基本通過。19日，戰友文工團在天津人民禮堂演出《長征組歌》，廖漢生和北京軍區副政委張南生陪同正在天津休養的蕭華審看，這是蕭華第一次觀看《長征組歌》。第一首歌《告別》剛結束，蕭華就泣不成聲，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只好暫停。蕭華說：「你們的演出讓我很感動，你們把歌唱活了。因為長征本身是偉大的，是感人的，你們的歌展現了偉大長征的面貌。你們的演出是成功的。」
7月23日，廖漢生陪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審看《長征組歌》。他總共看了17遍。楊勇也看了多遍，竟然能把《長征組歌》從頭到尾唱出來。有一次，晨耕在京西賓館陪楊勇觀看，第一曲剛唱到「男女老少來相送」，楊勇就流下了眼淚。到第六曲《過雪山草地》，楊勇再一次流淚。他說：「每看一遍，我都要流淚，不是別的，我想起一塊出來的戰友，還是小娃娃，就犧牲了，沒享受到好生活。我們活到今天不容易，是他們拋頭顱鋪墊來的，怎麼也不能忘了他們。」
周恩來對《長征組歌》情有獨鐘
那時，戰友文工團的排演場在平安裏1號。一次，周恩來悄悄來到沒有空調、沒有沙發的排演場，坐在一隻木凳上觀看。工作人員把全場唯一一台電風扇放在周恩來身邊，而他起身把電風扇放到指揮唐江身後。排練結束，他對指揮唐江說：「你的衣服全濕了，你這是十曲大會師了。」周恩來要求有關人員做兩套演出服。他對演員說：「蕭華寫《長征組歌》時是個病人，你們一定要用蕭華寫《長征組歌》的精神來排練。」當晚，周恩來給在杭州休養的蕭華打電話說：「只有經過了長征的人才會寫出《長征組歌》，你為黨和人民做了件好事，為子孫後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謝你！」此後，周恩來多次親臨排練場。演員們每唱一曲，他都詳盡地講解長征這一段的歷史背景，一共講了10次。第二曲《突破封鎖線》的背景是拼命，所以用極快的速度演唱，顯示壓倒一切的氣勢，反復用的節奏是從山東快書借鑒來的，最後一句「迷霧途中盼太陽」用半終止，表示期待。第三曲《進遵義》，曲調煥然一新，雖敵情嚴重，但毛澤東回到領導崗位，紅軍迎來政治上的春天，前途必然光明。
周恩來多次把演員們請來，聽他們演唱，並與主創人員一起修改詞曲。為避免音樂節奏的雷同或單調，增加一些輔助詞，如《祝捷》中「大雪飛」，改成「大雪呀，那個紛飛呀」，既合旋律，又體現地方特色。經過指揮、演員、樂隊、舞美等各方面的再創造，《長征組歌》逐漸趨於完美，周恩來鼓勵大家說：「很成功，祝賀你們，你們的路子是對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眾的……當然還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蕭華同志的詞寫得好，你們譜的曲子也好，演唱更好，尤其是‘二馬一賈’（馬玉濤、馬國光、賈世駿）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
8月24日晚，《長征組歌》在北京人民劇場演出。因為《長征組歌》時長50多分鐘，一般安排在演出後半段。當《長征組歌》開始時，周恩來悄悄坐到劇場最後的警衛席上，結果還是被觀眾發現了，大家立即起立鼓掌，並主動為他讓出劇場中間的座位。周恩來婉言謝絕，直到把給藝術指導留的座位讓給他時，他才勉強坐到前面，並讓秘書補上票款。一天傍晚，周恩來陪外賓從上海回到北京，連晚飯也顧不上吃，就到京西賓館觀看《長征組歌》。他說：「誰知道你們這次演了，什麼時候能再演呢？只要你們在北京演出《長征組歌》，我一定抽空來，爭取場場都不錯過。
從排練、審查到公演，周恩來觀看《長征組歌》不下10次，他能夠唱出《長征組歌》中的每一段歌曲。他最喜歡《過雪山草地》，那是他刻骨銘心的一段記憶。過草地前，周恩來因肝膿腫昏迷不醒，鄧穎超和醫生用從30公里外取來的冰塊為他冰敷局部，終於排出半盆綠膿。周恩來隨彭德懷的紅3軍團殿后，彭德懷下命令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帶頭組成擔架隊，分幾組輪流抬著周恩來。草地到處是沼澤，空手行走都困難，更何況要抬著沉重的擔架。周恩來幾次掙扎著要自己走，都被大家勸阻。六天六夜後，周恩來終於被抬出草地，而楊立三卻病倒了。1954年楊立三逝世後，周恩來無論如何要為他抬棺送葬。歌唱家賈世駿回憶說：「1966年一天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見到我，說你再教我唱《過雪山草地》吧！當時陳毅、譚震林等也在場。我說您不是會唱了嗎？周總理說再給我糾正糾正。我打著節拍，周總理用累得沙啞的嗓子唱了起來。我說總理，您唱得一點兒也不差！周總理笑著說，你再唱一遍，讓我熟悉熟悉。等我唱完，周總理親自給我端來一杯熱茶。」
1965年國慶日之夜，《長征組歌》劇組在天安門城樓西側演出。周恩來走過來說：「你們能在這裏演出，我很高興，祝賀大家！」
1966年春，周恩來點名《長征組歌》劇組隨其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受出國人數的限制，合唱隊由60人減為18人，其中8人除合唱外，還要獨唱、領唱或朗誦，這樣從樂譜、配器、聲部到動作、隊形、佈景都重新進行了編排。6月1日，周恩來審看戰友文工團準備出國演出的《長征組歌》，認為第九曲《報喜》的獨唱曲調沒有發揮出馬玉濤的水準。4位作曲家先後改了四稿，周恩來才表示滿意。
6月26日晚，《長征組歌》劇組在阿爾巴尼亞地那拉市成功演出後，周恩來說：「咱們吃完晚餐後，演幾段節目慰問一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和你們一起唱，唱《長征組歌》的第七曲《到吳起鎮》，好不好？」大家一致同意。周恩來指揮演職人員和使館工作人員一同高唱《長征組歌》，這樣的情景有好幾次。
《長征組歌》從高峰跌落谷底
1965三國慶日前，總政文工團也譜完了《長征組歌》，周恩來曾問哪個版本更好，蕭華說各有千秋。1966年2月一政文工團在京西賓館禮堂為全軍高級幹部會議演出了兩場《長征組歌——表演大合唱》，總政首長也批准了八一電影製片廠將其拍攝成舞臺藝術片。然而「文革」開始，拍攝計畫擱淺，再無公演，只留下時樂濛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飛越大渡河》和《過雪山草地》。
戰友文工團《長征組歌》劇組出訪歸來，也被打入冷宮。1967年蕭華被「打倒」。3月3日，周恩來在總政機關幹部大會上說：「蕭華同志從紅小鬼到總政治部主任，跟著毛主席幾十年，他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他寫的《長征組歌》，你們能寫出來嗎？對毛主席沒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是寫不出來的。」蕭華原詞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為「妙如神」不好發音，改為「真如神」。周恩來多次請馬國光教他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稱讚這是「《長征組歌》的神來之筆」。毛澤東聽到這一句時也帶頭鼓掌。演唱結束，毛澤東問指揮唐江領唱的名字，得知叫馬國光，說：「就是國光蘋果嘛！唱得瀟灑、活潑、幽默、風趣，手勢很有神。」唐江介紹，馬國光還唱過《真是樂死人》。毛澤東說：「聽過聽過，唱得也很好。」直到1974年9月，毛澤東審閱國慶25周年觀禮人員名單時，揮筆添上蕭華、劉志堅的名字，蕭華才被「解放」，《長征組歌》有了轉機。
鄧小平批准複排《長征組歌》
1975年鄧小平複出，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毛澤東關於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下，鄧小平批示有關部門為紀念中央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複排《長征組歌》。蕭華再次修改《長征組歌》，如《告別》增加了「王明路線滔天罪」「五次圍剿敵倡狂」。第三曲《進遵義》和第四曲《入雲南》，分別更名為《遵義會議放光輝》和《四渡赤水出奇兵》。《告別》與《大會師》本來共用一曲，只是節奏上有舒緩和歡快的區別。這次複排將中西混編樂隊改為交響樂隊，同時加快了速度，拓寬了音域。在舞美佈景上，將《大會師》天幕的三面紅旗改成會寧城會師的場景。第二曲《突破封鎖線》的歌詞「圍追堵截奈我何，數十萬敵軍空惆悵」改為「全軍想念毛主席，迷霧途中盼太陽」。鄧小平批示：「這一句改得好，進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1975年10月18日，戰友文工團將《長征組歌》重新配曲，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再度公演。作曲家遇秋回憶說：「當時的情景真是讓我終生難忘，在擁有近2000個座位的北京展覽館劇場，2個月內連續演出40場，座無虛席，轟動全國。」
周恩來在一個月前剛做了大手術，此時身體虛弱。躺在病床上的他得知《長征組歌》公演，用微弱的聲音對鄧穎超說他想看。剛剛演出完《長征組歌》的演員們含著熱淚，在空無一人的劇場再次演出，錄下影像。周恩來在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1976年2月，周恩來逝世一個月後，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王蘋、黃寶善完成了彩色藝術紀錄片《長征組歌》的攝製，遺憾的是周恩來再也看不到了。
1992年7月30日，《長征組歌》復排。200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戰友文工團再次複排《長征組歌》，獲文化部首屆「全國專業舞臺藝術優秀保留劇目」大獎。2016年9月9日，深圳市委宣傳部主辦的第20屆深圳大劇院藝術節開幕式，邀請戰友文工團來深圳大劇院演出《長征組歌》。算下來，《長征組歌》累計演出1500多場，是繼《黃河大合唱》後演出最多的大型音樂套曲。它的影響之大、普及之廣，是中國合唱史上罕見的。《長征組歌》代表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音樂創作的最高成就，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一起入選「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舒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