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憂慮的杜勒斯預言

  1945年社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面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發表演說裏的一段話,說明當時美國已經明確提出和平演變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三十多年後,蘇聯、東歐發生的劇變,已經初步驗證了才勒斯的預言

杜勒斯是搞「和平演變」的代表人物

時任主持美駐蘇大使館工作的代辦喬治•凱南向美國務院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議」,「蘇聯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鬥爭。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俄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凱南認為「美國有能力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於軟化」。可見,凱南闡述的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就是要促使蘇聯「和平演變」。

繼凱南之後,美國務卿艾奇遜也提出了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戰略構想。他在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遭到徹底破產之後,明確提出通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搞「和平演變」的主張。

杜勒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制訂者,更是「和平演變」的鼓吹者。

如果說,凱南「和平演變」的目標旨在蘇聯的話,那麼,杜勒斯則把「和平演變」的目標重點放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了。

杜勒斯在1957年說,如果他們(即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繼續要孩子的話,而他們「孩子又有孩子,那麼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言下之意,社會主義國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會被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過去。

從此,美國把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理論逐漸轉化為具體的措施和實踐的行動了。

毛澤東對「和平演變」的憂慮

「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

毛澤東在談到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問題時,曾憂心忡忡地指出:「帝國主義說,和平演變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講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上世紀50年代末期,毛澤東在新華社編發的《參考資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關和平演變的言論時,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59年,毛澤東召開了一次小範圍的會議,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在開會之前,他要林克找出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三個講話材料送給他看並在材料上加了批註。毛澤東在杜勒斯《對遠東的政策》的批註為:「杜勒斯……對世界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形勢表示驚恐。但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從而想達到保存自己(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社會主義)的野心。」

對杜勒斯題為《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批註為:「杜勒斯說:要以『法律和正義』代替武力,但又強調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演變。』杜勒斯這段話表明:由於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會於世界帝國主義力量越來越陷於孤立和困難的境地,美國目前不致貿然發動世界大戰。所以,美國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的侵略的目的。」

毛澤東在會議上對杜勒斯的講話和上述批註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闡述。他說:「杜勒斯說,要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義。杜勒斯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演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

毛澤東強調:「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而且總是同國際上的反動派互相呼應的。因此,西方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滲透、顛覆、演變,為國內資產階級反動思潮提供了國際條件,而國內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又為國際的反動勢力提供了社會基礎,它們彼此遙相呼應,國際上_有風吹草動,國內就興風作浪;國內一有微風細雨,國際上就推波助瀾,演奏『和平演變』的狂想曲。」

毛澤東正是站在這樣的歷史制高點上,用階級的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世界的風雲變幻,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和危險性。

反「和平演變」的戰略原則

帝國主義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手段顛覆社會主義,實現他們主宰世界的夢想。毛澤東針鋒相對,進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以便達到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使資本主義絕種、從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的。為此,他系統地提出「反heping演變」的戰略思想。

第一,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從60年代起,毛澤東就針對西方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圖謀,把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戰略任務提到了全黨面前。他說,帝國主義的預言家,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此,毛澤東提出了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第二,重視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鬥爭。

資產階級和平演變戰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意識形態的滲透。從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到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政策」,從肯尼迪的「和平戰略」,到里根、布什的「政治攻勢」和「超越遏制」戰略,都是要同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打一場「有硝煙的世界戰爭」。他們曾經宣稱,在宣傳上花1個美元,等於在軍事上花5個美元。因此,毛澤東以極大的注意力抓住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第三,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開展反腐蝕鬥爭。

毛澤東認為,要進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首先要搞好黨的自身建設,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開展反腐防變的鬥爭。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等人談論共產黨執政以後怎樣防變的問題時,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我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匆焉』……一部歷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解放後,毛澤東把強調密切聯繫群眾,反對官僚主義,提倡幹部參加勞動,當成防止自身變質、反對「和平演變」的一項措施。

(易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