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的兒子在一個演講中稱，美中合作美國人必須發出自己聲音

過去44年裏140多次在中國各

地的訪問經歷也塑造了我今天對美中關係的看法。

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75年，當時我父親還在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或者人們所謂的「自行車上的大使」。那個時候已近文革末期，個人自由還比較有限，中國基本上與西方世界是互相隔離的。我們全家人曾一起去北京動物園看大熊貓，我們還去了故宮，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有很多人跟著我們，他們都對我們的西方面孔特別好奇。後來我曾多次回到北京，可以說我親眼見證了中國的崛起。

我對過去44年裏中國社會自由度前所未有的提高感到驚歎

個人自由在美國人的價值體系中一直居於核心地位，一旦你享受過自由的感覺，你就很難再願意回到不自由的狀態了。作為一個熱愛自由的美國人，我對過去44年裏中國社會自由度前所未有的提高感到驚歎，如此大量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時間裏能夠取得這一成就，這在人類歷史上的確是前所未有的。如今中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生活的城市、結婚的對象、從事的職業，人們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旅行，在很多國家當中自由地做出選擇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甚至自由地移民到國外享受更高品質的生活。所有這一切自由在44年前都是無法想像的。

隨著中國崛起，針對中國的負面聲音也逐漸多了起來。在聽了那些反華言論之後，你會覺得中國一直在處處利用美國以便獲得對美優勢。事實上，美中兩國在過去40年裏從密切的商業、教育、政治和文化交往中都獲得了大量利益。

通過全球化，尤其通過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美國經濟實現了穩定增長和充分就業，美國消費者享受到了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通過全球化，尤其通過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中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雖然美中雙邊關係在發展道路上曾出現過一些起伏，然而我們的確取得了雙贏的結果。

中國到底是美國的朋友還是美國的敵人

美中雙邊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於，中國到底是美國的朋友還是美國的敵人。我父親曾在二戰的太平洋戰場上作戰，他曾於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中國做了15個月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他曾在聯合國與中國同事一起工作，作為美國副總統和總統他也擁有很多與中國人互動交流的經歷，他認為美中兩國具備「建立深厚友誼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roots for deep friendship）。

我父親認為把美中兩國團結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於把兩國分開的力量，美中關係的基礎是足夠穩固的，能夠抵禦當前的風暴和亂流。然而，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還是受到了美國國內曰益嚴重的反華情緒的困擾。美中之間的不和與紛爭到底是從何而起呢？

我想，正是中國的經濟崛起引發了美國人的焦慮感（the very fact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iscausingangst）。美利堅是一個非常爭強好勝的民族，當美國人看到一個比美國還要龐大的國家以年均6%的經濟增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我們身體裏好勝的血液便奔湧起來了（our competitive juices start to flow）。

很多對中國有懼怕心理的美國人將美中關係視為一種競爭關係，他們認為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意味著美國正在輸掉這場競爭。

這種零和思維、這套非贏即輸的邏輯是錯誤的，更是幼稚的。事實上，美國在對華貿易中出現赤字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現象個富裕的國家和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前者從後者那裏購買的商品必然多於後者從前者那裏購買的商品。隨著中國不斷發展，中國將會對能源、農產品和高端品牌商品產生更多需求，美中貿易逆差必然會縮小。在這一過程中，美中雙方都能夠從這一貿易關係中獲益。

美國社會裏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為反移民、反華人和極力主張「美國優先」等現象）助推了一些人把中國妖魔化的行為。那些民族主義者以及來自美國其他利益群體的同路人將中國的政治精英階層視為共產主義極權統治體系的維護者，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精英對人權和個人自由漠不關心。當然，我內心很清楚中國並不是這樣的國家，中國的國家治理並不是最高領導人無視其他領導人的看法或無視老百姓的訴求一意孤行地做出所有決策。在中國，領導幹部是否能得到升遷要看他的工作表現，其中GDP增長率是判斷一名領導幹部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市一級的領導會由於工作出色被提升至省一級擔任領導職務，而省一級領導則會由於出色的工作被提拔到中央履職。

中國老百姓都很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他們希望買到安全的食品、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享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通過一個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中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中國社會也日趨成熟，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的願景正逐漸變為現實。在美國，我們也將這樣的個人理想稱之為「美國夢」。

美中關係正處於一個關鍵的節點

一些喜歡批評中國的人認為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夠有效地賦予中國老百姓以完整的自由權利。然而，能夠讓西方民主良好運轉的文化傳統和制度在中國都是不存在的。過於匆忙地走上美式民主道路將破壞中國的社會穩定，而且很可能將導致中國社會過去40年裏在公民自由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毀於一旦。非常關鍵的一點在於，美國的政治體制、美國的民主形式對於中國是不適用的，反過來也一樣，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民主形式對我們美國來說也是不適用的。

我的女婿是個頭腦非常敏銳、非常博學的人，上周我和他進行了一場非常激烈的討論。就像很多美國人一樣，他認為中國從根本上就是個不重視人權的國家。他認為中國管控社交媒體、使用大數據對公民進行社會信用評價以及使用人臉識別技術掃描公共場所等行為都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他認為中國的「千人計劃」本質上是出於對美國的惡意，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帶有進攻性的，其目的在於獲取全球影響力；他認為中國在公民的基本自由方面在走回頭路，中國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得到全球霸主地位。他甚至將中國政府比作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和德國的納粹政府。我想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一定是喝醉了。

我的女婿從未來過中國，他對中國人民在公民自由領域所取得的難以想像的巨大成就毫無瞭解，他對中國的錯誤認識和想像顯然都是來自那些半真半假的甚至是完全虛構的新聞報道。他的觀點體現了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兩國關係所面臨的極端嚴峻的挑戰。他對中國的激烈指責說明，美中關係正處於一個關鍵的節點。我的女婿以及更大數量的美國普通民眾只相信他們在媒體上聽到的內容，那些主張美中兩國必須通力合作的美國人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希望中國朋友們能夠在上述問題上儘量做到坦言相告，中國朋友們應該就推行那些做法的動機向外界做好解釋。我也建議我的美國朋友們不要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中國領導人必須確保社會穩定，已經發生的中國經濟奇跡就是建立在「社會穩定」這個基礎之上的，只有「社會穩定」這個基礎繼續存在下去，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繼續提高。如果中國社會的穩定局面遭到破壞，那麼中國就會從內部崩塌，到那時中國將沒有回頭路可走。

就像任何一對友好國家之間的關係那樣，美中之間也存在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美國方面已經有很多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比我更出色的闡述，比如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產業破壞活動、市場准入、國家安全以及人權等問題。

此外，我會建議美國政府在解決上述問題時應該回到我父親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做事風格，美國應該致力於與中國之間形成一種多層面、高頻次的對話機制。在這一過程中，雙方應該建立互信、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看到對方身上的優點、做到互相尊重、就美中之間的文化差異做好解釋，這樣一種真誠、直接、目標明確的做事方式才能為兩國之間眾多問題的解決帶來希望。

作為一個美國人，當我看到太多片面的反華報道以及眾多美國政客把中國當作替罪羊來攻擊時，我是非常沮喪的。他們罔顧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曾經而且至今仍在從美中雙邊關係中獲得大量利益。因此，當我聽聞由5位中國問題專家撰寫、近100位其他專家、學者和前官員聯署的公開信得以發表時，我深感欣慰。這封信指出，中國並不是美國經濟的敵人，中國也沒有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生死攸關的威脅。

（鄭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