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澳門政權平穩過渡和順利交接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又一盛事。澳門得以順利回歸，凝結著我國三代領導人的心血。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再到”實現平穩過渡，保持長期穩定」，我國三代領導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著眼時代特點和形勢需要，提出了解決澳門問題的正確方針。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儘管生前沒有走進香港、澳門，卻長期關注這兩個脫離祖國懷抱的「遊子」，為香港、澳門的回歸奠定了戰略和政治外交基礎。

早在1946年12月，針對西方記者提出的香港、澳門等歷史遺留問題，毛澤東就表示：「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將來可按協商方法解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佈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的外交工作原則，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只有這樣，「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這一方針為處理香港、澳門問題提供了基本依據。

1949年，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揚來華瞭解中國對外政策時，毛澤東表達了中國的立場：目前，還有多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毛澤東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提出了利用香港、澳門發展海外關係和進行貿易往來的重大決策。這個決策得到了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致認同。

新中國成立後，針對香港、澳門等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政府多次嚴正聲明：等待時機成熟時，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在未解決之前暫時維持現狀。但葡萄牙當局誤以為新中國軟弱可欺，一再發起挑釁。1952年7月，在澳門的葡兵蓄意挑起「關閘事件」。當時，把守關閘外的葡兵突襲中國邊防軍，並用大炮轟擊拱北中國居民，遭中國軍民猛烈反擊。最後，雙方經過談判決定，葡軍公開道歉，賠償損失，並將崗哨撤至關閘澳門一側，事態得以平息。

1955年，葡萄牙當局又公開宣稱，將澳門改為「澳門省」，並計劃高調舉辦「澳門開埠400周年紀念」慶祝活動。這一做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10月1日，澳門同胞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國慶6周年紀念活動。10月8日，周恩來在接見並宴請香港總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時說：葡萄牙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400周年」，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澳門，也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有權利要求從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這塊領土。」「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6年前的中國，更不是400年前的中國。」「中國人民從來不允許挑釁者得逞，挑釁者必將自食惡果。」在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和中國政府的嚴厲警告下，葡萄牙當局最終以經費不足為由取消了這一計劃。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總結過去10年港澳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1961年12月，印度從葡萄牙手中武裝奪回島嶼果阿。隨後，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冷嘲熱諷中國政府不敢武力收回澳門。為回擊西方的惡語中傷，、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再次重申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例如香港、九龍、澳門問題，以及一切未經雙方正式劃定的邊界問題。

1972年3月，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在一份文件中，將香港和澳門列人殖民地名單，提請大會討論通過。對此，中國政府向該委員會提交了備忘錄：「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的範疇。」中國政府的立場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1974年5月25日，已81歲高齡的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不無遺憾地說：「中國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下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事情了。」由於受當時國際國內環境的制約，香港、澳門等問題沒有獲得解決的機會。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

作為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將香港、澳門回歸視為責無旁貸的歷史重任。他說：「我們這些人歲數都不小了，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後人總會懷念我們的。如果不做這件事，後人寫歷史，總會責備我們的。這是大事，前人沒有完成，我們有條件完成。」

事實上，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直接參與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對於港澳問題的制定與實施，他充分理解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祖國統一的迫切心情和「維持現狀、等待時機」的戰略考量。鄧小平首次公開參與港澳問題，就是在1974年毛澤東接見希思的場合。當天晚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宴請希思，並發表講話：儘管社會制度不同，但完全可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交朋友，發展關係。

澳門問題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1976年秋天，時任葡萄牙總統的埃亞內斯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就中葡關係和澳門問題進行專門磋商，由此拉開了中葡建交談判的序幕。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把「統一祖國」列為20世紀80年代三件大事之一。理所當然，解決澳門問題也成為一項重要內容。1979年，中葡建交，雙方在澳門問題上達成一致：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適當的時候，中葡兩國應通過協商，友好解決。這為友好協商解決澳門問題奠定了基礎。

1984年9月，中英在香港問題上達成協議後，解決澳門問題的條件業已成熟。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在談到澳門問題時指出：澳門問題的解決，想用香港的方式，我們以前不講，是不要因為澳門問題影響了其他。澳門問題的解決當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國兩制」。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公開澳門問題的解決方式。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時，再次強調：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鄧小平的談話，肯定了中國政府在澳門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同時對解決澳門問題的時間、方式和方法作出了原則性闡述。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訪華，在與鄧小平見面後，他開門見山地問，移交澳門會不會影響投資？會不會影響澳門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會不會影響當地的正常生活？鄧小平當即表示：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只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將埃亞內斯送出人民大會堂，二人一邊走一邊輕鬆交談，這與當年在同一地點給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下馬威」形成鮮明對比，顯示出鄧小平對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問題的政治自信。

1986年6月30日，中葡兩國正式開始談判。雙方在北京釣魚臺賓館進行了四輪、歷時九個月的會談。談判過程中，雙方在澳門回歸的具體日期上爭議較大。葡方曾一度提出把交還澳門的時間推遲到下個世紀。對此，中方表示無法接受。在聽完情況彙報後，鄧小平一錘定音：「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紀。」1987年3月23日，中葡雙方對各項協議最後取得一致意見。對此，西方媒體評論說：這是鄧小平的一次勝利，鄧小平的強硬態度迫使葡萄牙接受了一些讓。4月13日，鄧小平會見葡萄牙總理卡瓦科•席爾瓦時說：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澳門的立足點，是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成功的，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熱點問題提供了經驗。隨後，兩人共同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1988年1月15日，兩國政府互換《聯合聲明》，澳門從此進人為期十二年的過渡時期。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以「一國兩制」來解決港澳問題的構想，開創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新思路。

實現平穩過渡，保持長期穩定

香港、澳門的回歸之路並不太平。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積極推行所謂的「政制改革」方案，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政權交接埋下了陰影。1993年3月7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主張合作，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我們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香港、澳門問題。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江澤民以第三號主席令正式頒佈，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中葡聯合聲明》的重要原則。11月28日，江澤民在訪問美國、古巴、巴西後，深夜抵達葡萄牙，次日與時任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會晤。兩國領導人專門就澳門問題進行了會談，在涉及澳門平穩過渡等有關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澳門基本法》頒佈後，澳門的回歸步伐進一步加快。1998年4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名單正式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擔任主任委員，澳門委員60人，內地委員40人。5月6日，江澤民等中央領導集體會見了籌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全體委員。江澤民指出，籌備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澳門回歸祖國的準備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實現澳門回歸，是繼香港回歸祖國後中華民族的又一盛事，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

針對香港回歸後一些黑社會團體無惡不作、嚴重損害香港同胞利益和投資者信心的問題，1998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香港回歸一周年大會上嚴厲指出：我們將會給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而絕不會坐視惡勢力的猖獗。極大地震懾了澳門的黑社會分子，港澳同胞無不拍手稱快。

1999年3月7日，江澤民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相信有「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引，我們一定能夠實現澳門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澳門回歸後，中央政府將在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這是我們的一項長期政策，也是確保澳門長期穩定和發展的基本保證。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發佈國務院令，任命何厚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隨後，又先後任命了澳門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行政會主要官員、立法會主要成員等。至此，澳門回歸和特區政府的籌備工作基本完成。

1999年12月20日零時，在雄壯的國歌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澳門文化中心花園館莊嚴升起。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江澤民宣告：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那一刻起，澳門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顏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