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經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推薦，行政長官賀一誠發佈行政命令，以合同聘任方式，任命第一審法院合議庭主席李宏信外籍法官出任中級法院法官、第一審法院羅睿恆外籍法官出任第一審法院合議庭主席後，兩位葡籍法官在終審及中級法院大樓舉行就職儀式。而在此之前，檢察院也有一名曾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顧問，但主要經歷是葡國司法官，而且重返澳門前是為葡國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的鄧澳華檢察官，在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增設主任檢察官職級後，與其他四名華籍檢察官一道，首批獲任命為主任檢察官，並一道參加宣誓儀式。

此顯示，澳門特區有嚴格恪守《中葡聯合聲明》中，有關「法官的選用以其專業資格為標準，符合資格的外籍法官也可以應聘」，及《澳門基本法》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的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法官的選用以其專業資格為標準，符合標準的外籍法官也可聘用」的規定。因此，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無論是全面宏觀還是各個具體領域，包括司法機關的範疇，都是「原汁原味」的，沒有走樣。

實際上，司法權是國家主權的延伸，行使國家司法權的專門機關是法院和檢察院。一國司法機關對涉及本國的犯罪案件追訴、審判、執行刑罰都是國家內部行為，其他國家或是國際組織都無權也難以加以干涉。在舊中國，一些城市被外國殖民者佔領，並在租界區設立外國的法院，實施外國的司法管轄權，由洋法官對中國籍的人犯進行審判，這也是「治外法權」的一種表現，是對我國的國家主權的侵犯。在新中國成立後，這種情況一去不復返了。

正因為司法權是國家主權之一，在西方被視為「三權分立」中的一權，因而基本上不允許外籍法官的存在。即使是自詡為「人權民主大國」的美國，也立法規定，禁止外國公民出任其法官。只是在處理涉及到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及國際刑事司法衝突的案件時，聘請熟悉該領域的外籍法律界人士作顧問，但沒有審判權，只是提供諮詢意見，司法機關可以全盤或部分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但《澳門基本法》和《中葡聯合聲明》都明文規定，「符合資格的外籍法官也可以應聘」，這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需要，這是屬於「戰略」層級的；而在「戰術」層級上，也同樣需要葡籍的司法官，這是尊重為歷史及尊重現實的需要。一方面，在歷史上，葡國逐步佔領澳門後，對澳門實施葡式法律管治，因而將葡國的整套法律體系，包括司法制度，都照搬來澳門。因而澳門的法律體系，是跟隨葡國的歐陸法系亦即成文法，與香港跟隨英國是海洋法系亦即不成文法，將成鮮明對比。《澳門基本法》和《中葡聯合聲明》都規定，保留現行法律五十年不變，（但《澳門基本法》也規定，原有法律必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如認為與基本法抵觸的，不得採用為澳門特區的法律），葡文也是官方語言，這就需要葡籍的司法官，他們對於「葡式」的事物有更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面，澳門特區有逾萬名葡裔居民。雖然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以粵語為社交語言，其中一些人還能操流利的普通話，及書寫通暢的中文，但「骨子裡」還是認同自己是葡人。另外，也有若干真正的葡人留下來，參與特區的建設。再加上還有不少葡語國家的公民在澳門工作、學習、居留，因而在司法實踐中，也需要有葡籍司法官。

當然，葡籍司法官在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澳門特區的司法機關服務，就必須效忠當地，不能「雙重效忠」。因此《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的法官、檢察官，包括由外籍者出任的在內，都必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盡忠職守，廉潔奉公，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依法宣誓；而由外籍人士出任的終審法院法官，還必須在此基礎上，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中葡聯合聲明》，還是《澳門基本法》，雖然有白紙黑字地寫下「符合標準的外籍法官也可聘用」；但在檢察官的任用方面，是沒有這樣的表述的。因此，澳門特區的檢察機關也聘用了一定比例數量的葡籍檢察官，是在「主動地」做事，並非是執行法律的規定。前段時間有葡藉檢察官流失而因為一時未能及時聘請填補空缺時，有本地葡裔居民社團表達擔憂。這種心情當然可以理解，但並沒有抵觸法律。當然，檢察院後來還是加快甄選進度，並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填補空缺。《司法組織綱要法》修訂後增設主任檢察官，檢察院將五位檢察官晉升為主任檢察官，就「不忘」其中要有一位是葡國的司法官。則足可證明澳門特區及其司法機關的誠意。

不過，「華洋」司法官「混雜」，可能會形成法律衝突，或在運用自由心證時產生不同的理解。這當然是西方與東方的「價值觀」存在著差異而做成。當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葡國針對其中有未來澳門特區擁有終審權的規定，決定將原由葡國里斯本高等法院對澳門地區行使的終審權，「不放」給澳門地區，並成立高等法院，以利於與回歸後的澳門特區司法制度「無縫銜接」。而在劉果、楊玉良事件中，中葡雙方產生激烈爭論，筆者也參與了筆戰。原本是葡國「憲法學」和人權專家的澳門高等法院院長，就拋出一個理論，直指在兇殺案中，加害人與被害人享有同等的人權。這讓第一次聽到這種觀點的中方人員，還有被捲入這場爭論的筆者，都感到驚訝。

在目前仍然肆虐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這種東西方價值觀差異更是被凸顯了出來。為何東亞地區的幾個國家和地區的疫情管控得較好，而歐美國家的疫情卻是一發不可收拾？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人們信奉儒家文化，服從集體領導，對「封城」等極端措施的怨言不多；而歐美國家的人民卻是奉尚自由，盛行個人主義，人權高於一切，因而對「封城」以至強制戴口罩，不適應以至是反感，甚至上街遊行抗議。

正因為如此，香港特區的洋法官在審理有關侮辱國旗等的案件時，多以「言論自由」為由予以輕判，甚至判決無罪，而毫不考慮國家主權及專嚴等社會政治因素，是「本本主義」，及單純專業主義作祟。而在澳門特區，因為司法機關的華籍司法官較多，而且愛國愛澳意識強烈，就基本沒有發生這種現象，反而能夠既嚴格依法審判，又注意社會效益。就以蘇嘉豪的案件為例，本來檢察院起訴的「加重違令」罪名，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初級法院是「照單全收」的話，可能會判處三個月以上的徒刑。這就將要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褫奪蘇嘉豪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倘此，就是「製造烈士」，蘇嘉豪就像「出籠的鳥」，巡迴全世界地「控訴」澳門特區。因此，初級法院臨時改判以較低刑期的「非法集會罪」，既讓蘇嘉豪得到應有的懲處（實際上，他在被判刑後，「乖」多了），又不至於剝奪他的立法會議員。就像如來佛將孫悟空收歸在手掌一樣，孫悟空可以在如來佛的手掌中翻筋斗，甚至撒泡尿，但就不能發揮其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的本事，跳出如來佛的手掌。

相信，如果是由葡籍法官來審理該案，是難以有此政治智慧的，只會「照本宣科」地進行審判。由此，無論是各級法院，還是檢察院，在分發案件時，都不宜將政治敏感度較高的案件，分發給葡藉司法官處理。最好安排，是葡藉司法官集中處理葡籍以及外籍人士的案件，當然其中有些案件還是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問題，也宜分發給中國公民的司法官。尤其是適用於《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案件，因為關乎國家主權及尊嚴，而且其中的盜竊國家機密罪，其罪證涉及到國家機密，就更不宜有葡籍司法官參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