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轉移將台灣問題列為對美鬥爭重點

全國「兩會」昨日舉行記者會,邀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作主題發言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出的問題。有記者提出台灣問題,曾任國台辦主任的王毅,胸有成竹,不假思索就隨口而出,指出二千三百萬台灣民眾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始終關心台灣島內的疫情變化,牽掛台灣同胞的健康安全。疫情發生以來,我們精心照顧在大陸的台胞,也悉心扶助身在海外的台胞。對於台灣同胞未來的防疫需求,大陸方面會繼續全力以赴。

王毅表示,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中國政府與世衛組織已就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做出了妥善安排。台灣地區與世衛組織及其成員分享抗疫信息、開展專家合作交流的渠道是完全暢通的,從來不存在什么技術障礙或者是所謂的防疫缺口。台灣當局罔顧民生福祉,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恰恰是台灣當局自己關閉了兩岸協商處理涉外問題的大門。

王毅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也是中國與所有建交國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我們堅決反對以防疫合作為幌子與台灣當局開展官方往來,堅決反對違反一中原則為台灣謀求所謂國際空間,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對「台獨」分子「借疫謀獨」予以鼓勵和縱容。

王毅說,兩岸實現統一是歷史必然趨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我們敦促美方充分認清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奉勸美方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放下國內政治的算計;正告美方不要試圖挑戰中國的底線,不要誤判十四億中國人民捍衛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

由此佈局,可見中央對台工作,發生了關鍵性的戰略轉移,就是把解決台灣問題的重點,置放與對美鬥爭的戰略之中,並將之視為中美關係的重點問題。

回溯三十多年前,外交部設立發言人制度,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第一個部委設立的發言人制度,由新聞司司長錢其琛任第一位發言人。有美國記者詢問台灣問題,錢其琛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請到有關主管部門詢問。在當時,不要說中央主管對台事務的機構是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不對外公開,對外公開的國台辦在幾年之後才「掛牌亮相」,而且其他部委也尚未設立發言人制度,這位美國記者只好摸摸鼻子,自認「突襲碰壁」。實際上,當時的內地媒體,是將錢其實的這個標準回答,視為粉碎美國人意圖將台灣問題拉扯為國際事務的圖謀,並稱讚錢其琛反應敏捷。而錢其琛自己的回憶錄,也有記敘了此事。

但如今作為外交部長的王毅,卻堂而皇之地大談台灣問題。雖然其中的美國插手台灣問題,及台灣當局「以疫謀獨」,意圖混進世界衛生大會,也是屬於國際事務,但王毅也有談到台灣地區的島內事務。這就顯示,台灣問題的戰略位階,有了重大的調整。在整體而言,將之提到對美鬥爭的高度,視為中美關係中的熱點,這比過去也提過的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一環,在位階上有了重要的提升。在對台灣當局而言,既然已經進行戰略轉移,就已經不再將之當作是交手的對象,亦即「當佢冇到」,像空氣一樣的透明。只要「搞掂」美國,解決台灣問題也就水到渠成了。

這就可以理解,為何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只給台灣事務一百零八個字的「地位」,而汪洋主席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工作報告》,提到台灣問題時更是微不足道的三十六個字了。因為北京已經不再將台灣當局視為「對手」,解決台灣問題與對美鬥爭「一籃子」處理。既然如此,就將根本不會恢復兩岸兩會的事務性協商,作為其前提的「九二共識」也就無需提起,而且「一貫政策」的表述也已將之涵蓋進去。另外,還將反「獨」置換於促統的前面,在統一的前面抽出了「和平」二字。這並非等於是不再追求和平統一,在「統一」這個大項之下,有「和平」和「非和平」等選項。既然已經將「反獨」當作頭等任務,就不能一廂情願地強調「和平統一」,從而也必須保持震懾力,《反分裂國家法》並非是「備而不用」,而是倘台灣地區發生該法律指出的幾種導致有國土分裂的危險的事件時,就可按照法定的程序,立即啟動。因而估計,李克強、汪洋等領導人,在今次全國「兩會」的其他場合,將不會再提台灣問題了。而且由於防疫關係,善於提問題的境外記者也將難以遇到。看來習近平主席也將不會談到台灣問題,這與他在元旦賀詞一字不提台灣問題的情況一樣。當時是因為已經很接近一月十一日的投票日期,避免被擅長於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民進黨,採取「抹黑」戰術將之轉化為助選工具。在現在,則是折射當蔡政府「透明無到」,對台工作操之於我,不隨之起舞,保持定力及積聚實力。亦即「不管風吹雨打,勝似閑庭信步」。

但也並非完全不管,因為王毅具有雙重身份,據說也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及在國務院中也分管港澳台事務,就像此前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一樣。這就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體現戰略轉移,從經營台灣海峽的「小兩岸」,轉到經營太平洋之間的「大兩岸」,並非是把台灣問題國際化,而是要找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現在這一代領導人的青少年時期,是在學習毛澤東著作中成長的,而毛澤東著作的「經典中的經典」,就是哲學理論,包括「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的著名論述。現在的主要矛盾就是中美關係,台灣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一直未能解決,而且還更趨複雜化,問題出在美國,的身上。如果不是美國阻撓,台灣問題早就解決了。實際上,台灣問題已經被美國綁架,並作為勒索中國的「籌碼」。從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導致粟裕的四十萬大軍失去強渡海峽解放台灣的機會,到即使是中美建交後,美國仍然向台灣出售武器,都是如此。而「神經刀」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既是要實踐其「孤立主義」,把「退群」當作是家常便飯,就可能會不把三個《中美聯合公報》和一中政策當作是一回事,也是為了爭取連任,推卸自己抗疫無能的責任,而大搞「卸鍋」。情況下,台灣問題也被其視為「武器」之一,使用在攻擊中國的「新冷戰」中。因此,只是就著台灣事務而談論台灣問題,只能是徒勞無功;只有戰勝美國佬,才能連帶把台灣問題也一併解決。

當然,在具體事務上,台灣問題還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比如繼續推動兩岸人民的交流,做好台灣青年的工作等。但這與台灣當局完全無關,因而可以毫不理會蔡政府。因此,蔡政府還在自戀一番,以為李克強還汪洋的《工作報告》會回應其「五二零講話」,其實是嚴重誤判,不知道北京已經進行戰略轉移,因而對她不屑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