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4月，在復工和全球疫情數字之外，數字基建再次被熱炒。4月17日，工信部專門召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專家研討會，提出要加快5G建設進度，探索數字基建在智慧城市領域的應用。近期中央層面的一系列舉動，釋放出一個信號： 疫情讓人們更加意識到，大數據的潜力巨大。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東平對《中國新聞周刊》直言，智慧城市在防疫的反應上「慢了半拍」。

2月10日，距武漢「封城」已經過去了18天，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還在呼籲：「能不能開發一個服務社區抗疫的軟件？」

這類軟件技術上沒有任何難度，但在抗疫早期，社區人員只能手工填表。大數據防疫的核心在於精准防疫，也就是對人群實現差異化對待，但縱觀整個中國早期的抗疫模式，仍然是傳統的「一刀切」。

技術出身的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更喜歡用「一次壓測」來形容疫情對城市智慧能力的考驗。他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是一次被動的大規模社會實驗，從目前的結果來看，各地之間差異較大，長三角和珠三角是領跑者。

形式上的數據共享

自疫情暴發以來，住在「震中」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測量與遙感學家李德仁，一直在觀察武漢的應對。他指出，武漢之所以「封城」，很大原因在於無症狀病毒携帶者難以防控。

目前手機記錄位置和軌迹主要依靠基站定位，這就意味著，在城市中只能精確到100米，在鄉村可能精確範圍在300~500米。而這些數據又掌握在三大運營商手中，病人及携帶者的數據在衛健委及各個醫院手裏，數據是保密的，開放權在公安部門，數據沒有直接連通和開放的渠道。

類似情况出現在很多場景中，有些數據在衛健委、醫院，有些數據在公安、人社等部門，有些數據在手機供應商手裏，散在各個部門的數據如果不能集成在一起，要想做好利用時空信息的防控非常困難。

一位長三角某市的大數據局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之所以到2月中旬各地才陸續推出健康碼，幷非是地方政府反應遲緩，而是最開始三大運營商不給地方提供人員的移動軌迹數據，後來通過工信部的協調，才對地方政府開放部分權限。

在珠三角某一綫城市，當地的一位政府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通過省通信管理局的協調後，市級層面獲得了部分軌迹數據，但考慮到數據隱私等多種原因，這部分數據最終沒有下放到區裏。

這位工作人員指出，在手機信令這類防疫關鍵數據上，如果一開始就能全國一盤棋，基層工作會好做很多，對哪些人來自湖北會很清楚。

近期，嚴防境外輸入成爲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防疫重點。但上海市經信委信息化推進處處長裘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海關的數據是在國家層面，沒有接口給地方政府，各旅客信息也是由航空公司自己掌握。現階段，仍然只能採用人工核驗的方式，對入境人員信息進行歸集。

信息共享的方式也很落後，比如從機場到政府部門，再到各街道，入境信息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間傳來傳去，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這種粗陋的共享方式也增大了數據安全風險。

事實上，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個最明顯問題是，地方和中央之間的數據共享，還遠沒有打通。

此前，在數據共享方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文件。比如，2017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明確提出，除了涉密數據其他都要拿出來共享。之後，一些在智慧城市建設上表現積極的地方政府，紛紛主動開啓「數據歸集共享」會戰。

但當地方向中央要數據時，上述文件雖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但只能「一事一申請」。這種模式的缺點是效率過低，沒有形成系統化的共享機制。

裘薇指出，比如，以學歷認證服務爲例，教育部只對地方政府開放兩個用戶名，每天通過平臺能進行的學歷查詢，以個位數計。在她看來，這只是形式上的共享，共享的方式、流程和效率都非常低。

「如果國家層面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比如哪些數據在什麽情况下可以授權給哪個部門，一旦數據共享出去，造成信息泄露，最後算誰的責任，各部門都有自己的顧慮。」她說。

但問題是，現在沒有一個中央的部門牽頭去做，在信息化建設方面，國家已經近十年沒有一個權力集中的主管部門，職能分散在發改委、工信部等部委。

中央如此，地方亦如此。多位一綫城市大數據局的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數字政府和信息化建設這一塊，到底誰來管，一直搞不清楚。」

「城市大腦」不只是一個大屏

雖然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數據共享還存在障礙，但在智慧城市發展較爲靠前的浙江、廣東、上海等地，省、市內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基本已經橫向打通。

爲什麽浙江可以在幾天內就推出健康碼幷全省推廣？參與健康碼研發的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爲去年，浙江已經建成了全省統一的大數據平臺，省內橫跨二十幾個委辦、廳局的數據完全打通。

在深圳，一套完整的數據共享機制也已經建立。市級政府74個部門以及11個區級政府內的所有數據都已經被全部打通。每年，政府還會對數據共享進行考核，納入績效評估體系。截至目前，每天在深圳大數據平臺上共享的信息已經接近1800萬條。

在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看來，疫情提供給人們的反思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城市數據平臺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至關重要，數據需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彙集、打通和開放。另一方面，端的觸達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大數據管控需要有一個前提——可以觸達到人。

當每個人的手機上都安裝了支付寶和微信後，通過將健康碼等防疫平臺與這兩個端口打通，就可以實現最大範圍內對人的觸達。

劉松將疫情中智慧城市的表現拆分爲「1+2」，也就是一雲兩端：一個大數據平臺+市民端和公務員端的觸達。除了市民移動端的普及，在他看來，公務員端的觸達，是浙江此次能够在疫情應對中步步靠前的另一個原因，其背後的本質，是互聯網思維已經貫穿到了政府的日常運行中。

他指出，疫情之前，基於阿里巴巴釘釘智能移動辦公系統打造的「浙政釘」已經在浙江上綫，覆蓋省政府、省屬委辦廳局機關和全省11個地市、90個區縣的公職人員，在90%以上的公務員中實現了「掌上辦公」。

疫情暴發之初，傳染病直報系統的失靈備受各方關注。但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東平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爲什麽全國的輿情系統對疫情也沒有反應？

陳東平强調，這說明，政府領導或政府運行中，對這類可能引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敏感數據，喪失了警惕性。

他指出，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最大的問題在於，系統和機制都已經建成，但不發揮作用。因爲在政府的行爲邏輯、思維方式和决策程序中，還缺乏大數據思維，不會優先想到利用智慧體系去指導决策。

何謂智慧城市？在陳東平看來，智慧體系要真正和城市的運行邏輯結合起來，不能僅僅變成一個令人目眩的高科技展示平臺，或者只是在某一個領域實現局部的小智慧。事實上，此前各地熱炒的「城市大腦」，在疫情中也受到考驗，結果幷不盡如人意。

從2016年阿里巴巴開啓「城市大腦」概念後，截至2019年底，阿里巴巴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的11個城市進行布局。2018年開始，華爲、百度、京東、騰訊等巨頭也相繼入局。

據阿里巴巴官網介紹，「城市大腦」的功能是利用實時全量的城市數據資源全局優化城市公共資源，即時修正城市運行缺陷，實現城市治理模式、服務模式和産業發展的三重突破。

但深圳市龍崗區大數據中心主任樂文忠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全國各地的「城市大腦」，目前只是做到了數據可視化，距離真正成爲城市的「大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表示，理想狀態下，「城市大腦」應該成爲三個中心，一是城市的指揮中心，涉及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二是公共服務中心，當所有辦事大廳的綫下業務數據都上傳到這個城市的「中樞」後，可以直接在一塊屏上看到所有的政府服務對象和服務流程，幷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化。最後，就是决策中心。

陳東平認爲，城市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除了技術的現代化，更關鍵的是人的現代化。在新型的數字化時代，防疫應該要充分利用數據排查、精准使用三維地圖進行指揮，但一些領導的思維還停留在工業化時代中的「人海戰術」。

智慧城市的演進路徑

裘薇發現，目前政府各部門對智慧城市的理解還局限於信息化，認爲只要建一個信息化系統就可以解决問題，但對要搜集什麽數據來解决什麽問題，缺乏清晰的認知。在她看來，很多綫下沒有解决的問題，不是簡單地挪到綫上就行。「這只是政務電子化，不是智慧城市。」裘薇說。

這種觀念上的滯後，和智慧城市在中國語境下特定的演進路綫有關。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地方政府對智慧城市的理解都限於「信息化」，將它與「數字政府」、電子政務等概念混同。事實上，在第一代智慧城市的建設中，的確是信息化的邏輯。

劉松指出，十年前，中國第一代智慧城市採用的還是信息化系統，開發出的智慧醫療、智慧交通等應用系統是建立在傳統的IBM小型機和Oracle數據庫之上。這種傳統模式下，各系統垂直孤立，沒有打通。

近兩三年來，雲計算、5G和AI成爲技術上的風口，智慧城市建設進入2.0，新型智慧城市概念進入人們的視野，它的重要特性是人工智能、5G、物聯網以及大數據、雲計算的應用。

劉松指出，現在有了端和大數據平臺，再借助阿里的技術，上綫一個防疫應用，最快只要十幾個小時，最慢也在48~72小時之間。這和10年前開發一個單一功能的智慧城市應用，比如智慧交通或智慧城管，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但中國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發現，在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行動計劃中，涉及很多智慧工程，但這些智慧工程在十分先進的建設理念下，却採取十分傳統的工作模式，比如由這個部門負責這個系統、那個部門負責那個系統，但智慧城市的建設絕不是若干信息系統的集合。

這暴露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在城市層面缺乏一個可持續的頂層設計和規劃，仍然是各自爲政。而在疫情中，這個短板更加凸顯。

此外，疫情還反映出，現有智慧城市架構對於精細化應急管理支撑不足。早期，人員在城市內的流動軌迹大部分是通過調取監控或者確診患者回憶，及時、精准排查疑似患者接觸人群還存在較大難度。

精細化管理要求更加精細化的數據，劉松指出，數據要「微粒」到每個小區、每輛網約車和每個人身上。

在他看來，數據既要橫向打通，也要「下沉」到微觀的物理世界。他指出，對「城市大腦」而言，數據的「下沉」是它能否真正實現智能化的基礎。

一方面，疫情讓我們警惕智慧城市建設不要「光買硬件」；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要補齊的「軟件」短板，也離不開數字基礎設施。

2月下旬以來，中央開始密集發聲，釋放出明確的信號。2月2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推動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加快發展。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再次指出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在此背景下，「新基建」概念再次被熱炒，5G、雲計算等板塊相繼漲停。中央的用意很明顯，讓「新基建」成爲撬動疫情影響下的中國宏觀經濟的頭一個支點。

恒大研究院任澤平認爲，「新基建」的關鍵在於「新」。而智慧城市是「新基建」中「新」的代表之一。同時，智慧城市也是5G、人工智能等技術落地應用最大的場景，將在未來帶動數萬億投資。

國際數據公司IDC預測，到2023年，1/3的智慧城市場景將被5G影響，70%的一二綫城市將使用5G技術。因此，2020年對智慧城市來說將是一個非常大的窗口期。

（霍思伊、胥大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