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在周恩來同志的推薦下，廖承志同志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派遣，前往香港擔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在此期間，廖承志以香港「八辦」爲平臺多方奔走、積極工作，在複雜的鬥爭環境中密切聯繫各方抗日力量。經過悉心努力，最終與當地政府達成了「合作抗日」的共識，在「既鬥爭又聯合」中爲抗日作出了獨特貢獻。
　　創辦香港八路軍辦事處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寇逐步南侵。隨著平津滬寧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鎖，香港逐漸成爲中國當時對外聯絡的主要渠道。而日軍的步步蠶食、鯨吞與侵占，也對當時的港英政府造成了直接的威脅。這導致港英政府對香港民衆運動的態度開始從原來的高壓政策向「睜一眼閉一眼」轉變。敏銳地察覺到這些變化，根據香港的戰略地位和政治環境，周恩來決定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
　　1937年年底，周恩來拜訪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向其提出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卡爾答應了周恩來的要求，並致電英國外交部。英國政府同意了卡爾的建議，致電港英政府，幫助中共在香港秘密建立「八辦」。爲便於更好地開展港英政府的工作，周恩來決定向中央推薦由廖承志擔任香港「八辦」主任。
　　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黨元老，與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同爲中國國民黨左派重要人物。早年的廖承志，求學、生活、追求革命的足迹涉及日本、香港、德國、法國、蘇聯等地。1928年春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時，他因持續從事愛國活動曾被日本政府拘捕並驅逐出境。1928年8月，廖承志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黨組織派他到德國，並轉入德國共產黨。1929年瞿秋白同志派他去德國漢堡領導中國海員運動，擔任漢堡國際海員俱樂部支委、書記。他參加了進步組織反帝大同盟，到過荷蘭、比利時組織領導中國海員運動。1930年夏，赴莫斯科參加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其後的革命中，他參加了長征，於1936年12月抵達陝北保安。1937年1月，廖承志隨中共中央遷往延安，隨後出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
　　周恩來的這個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爲廖承志的父母都曾經是國民黨的「高官」，廖承志的外公家也曾經是香港的上流家庭，有相當的社會關係，並與港英政府有一定的接觸。據廖的外侄女李湄的記載：「我外婆（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的娘家在香港『荷李活』道。『荷李活』的英文，現在翻譯爲『好萊塢』……外婆的父親何炳恒在香港摩羅上街買了一排房子，1、3、5號靠海一側全是他的產業，幾乎占了半邊街道。」加之，廖承志有豐富的海外學習和工作經驗，便於在國際化程度高的城市香港與外國人士打交道。
　　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澤東把廖承志請到了他在延安居住的窑洞，布置了一項重要的任務，要求廖承志以自身獨特的便利條件，到香港開設香港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毛澤東跟廖承志談到，「中國抗日面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抗戰的物資極爲缺少，急需發動海外的華僑捐獻物資，支援抗戰，這也是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意義所在。周恩來同志知人善任，選擇了你，我也舉手同意，這是中央的決定！你在國民黨那邊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團結中間派，擴大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國運動」。
　　廖承志愉快地接受了黨布置給他的任務，於1938年1月初前往香港，與已在港的潘漢年、吳有恒、連貫、張唯一、李少石、廖夢醒等人一起，共同組織籌建半公開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他們在皇后大道18號臨街找到一個大房間，門上方懸挂「粵華公司」橫匱，店裏擺上中國各種名茶，以經營茶葉批發生意爲掩護。由廖承志、潘漢年領導，連貫公開身份是廖承志秘書，負責具體事務。房間用屏風前後隔開，前面是店鋪，後面是潘漢年、廖承志、連貫「談生意」，會見著名愛國華僑及外國友人的地方。
　　香港「八辦」的三大任務：一是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二是把海外華僑的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各抗日根據地；三是搜集國際最新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身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廖承志深感責任重大，馬上投入繁忙的事務中，積極開展對港英政府的宣傳和統戰工作。一直到1942年2月香港淪陷，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才取消。
　　致力於統戰與宣傳工作
　　在主持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期間，廖承志發揮其英文好的專長，與其姐夫李少石一起，將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論新階段》譯成英文出版，做好對港英政府的宣傳工作，對港英當局暗中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廖承志等人的努力下，「紅色」《華商報》也得到港英當局的許可，並於1941年4月8日順利出版發行。1941年7月7日，正值抗戰四周年紀念日，這天《華商報》全文刊登了郭沫若、茅盾、許地山、巴金、夏衍、胡風、景宋等，寫給蕭伯納、羅曼•羅蘭、托馬斯曼、辛克萊等三十多位作家的信，信中呼籲要實現民主力量大團結，建立國際反法西斯侵略聯合陣線。此信發表後，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强烈反響，同時也遭到敵對勢力的仇視。9月6日，暴徒到處搶砸撕毀《華商報》。廖承志積極地向港英當局交涉，港英當局採取了措施，制止反動勢力對《華商報》的破壞。廖承志還通過宋慶齡發起創建的「保衛中國大同盟」來加强與港英政府的聯系和宣傳。廖承志是「保盟」中央委員會委員。「保盟」組織本身也是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具體體現。他們中有「國母」宋慶齡，有英國著名記者杰姆斯•貝特蘭（第一個參加創辦「保盟」小組的外國人，是港英當局與中共進行接觸的中間人物），英國教會駐港主教何明華，「保盟」名譽秘書、港英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妻子海彌達•沙爾文-克拉克夫人和「保盟」的名譽司庫諾曼•弗朗士。這些人都是對港英政府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1941年7月1日，當宋慶齡和廖承志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舉行「一碗飯運動」時，得到了港英政府的支持，香港各界、各階層、中英人士都踴躍參加了捐獻活動，共得捐款兩萬五千港幣。在港英政府的默許下，「保盟」成立僅一年，就爲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募集捐款達二十五萬港幣，大批急需藥品和醫療器械紛至沓來，外國醫療隊和志願者不斷來到抗日根據地，大批海內外青年也通過香港奔赴中國的抗日前線。
　　「既鬥爭又聯合」
　　1939年秋，英國受歐戰的影響，對日採取妥協政策。港英當局據此也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動，對抗日宣傳嚴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敵」「漢奸」字樣的文章一律不准見諸報端。廖承志非常注意採取鬥爭與統戰相結合的策略，既提出批評，又與港英政府接觸，加强與香港警察總監聯繫，援救被抓的進步人士。例如，1939年3月，港英警署曾經在日本的壓力下，以「煽動民衆損壞日英關係」爲由，出動便衣偵探封閉了「粵華公司」，把連貫等人抓走並拘留起來。事件發生後，廖承志一面向港督楊慕琦提出抗議，一面向周恩來發出急電報告情況。在重慶，周恩來獲悉事件經過後，迅即面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詳細通報香港「粵華公司」的搜捕事件；在香港，廖承志則親至港英警署進行交涉。他嚴正指出：「粵華公司是根據中英雙方協議而設立的正式機構。貴方在事先沒有通告、沒有招呼的情況下，公然採取如此突然的搜查行動，還帶走我們的五位工作人員，這是貴方單方面違背協約，有損中英雙方感情的粗暴行爲。對此，貴方應負全部責任！」「抱歉，我們不知道粵華公司即爲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至於這次搜查行動，實在是不得已而爲之。因爲我們接到荷印（即印尼）和馬來亞殖民政府方面的報告，說是兩地政府不願見到來自香港的英文宣傳品。」經周恩來同志對英國駐華大使提出交涉，以及廖在香港的積極活動，連貫等人最終被放了出來。香港警察總監還曾在報上公開聲稱「一年來香港共產黨甚爲活動，但他們主要不是反英而是進行一般的募捐救國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絕無非法行動，所以香港政府並不加以任何干涉」。
　　共商「合作抗日」
　　1941年，隨著日軍「南進」迹象越來越明顯，英日在香港一戰已在所難免。港英政府對廖承志領導的「八辦」在香港開展的抗日活動持暗中支持的態度，並尋求共同抗日。1941年10月，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積極尋求與香港「八辦」領導的游擊隊談判合作抗日，英遠東軍司令部曾主動派人與負責香港「八辦」的廖承志談判。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廖與英遠東軍司令部進行了成功的談判。廖在發給中央的三次電報（1941年10月25日、11月14日、12月7日）中，詳細地談了他與遠東英軍談判合作抗日的情況。英國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馮白狗領導的瓊崖抗日游擊總隊去炸日軍在海南的飛機場，炸藥由英軍提供；爲便利馮部發展游擊戰爭，英提供駁殼槍及輕機槍；允許馮部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但希望中共不要利用它來進行一般的活動。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與日本成爲公開的敵對方，英國對改善與中共的關系也更加積極，港英政府努力尋求加强與中共抗日力量的軍事合作。1942年12月12日，面臨日軍强大的進攻，香港總督楊慕琦托澳大利亞籍的英國記者貝特蘭找到廖承志，提出港英政府與香港「八辦」代表會晤，共商協同保衛港九問題。次日，中共代表廖承志、喬冠華、夏衍與香港總督楊慕琦的代表輔政司金遜及貝特蘭會面。廖承志等人表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可以協同駐港英軍、加拿大兵保衛港九，但港英當局得供應必要的武器彈藥。金遜當面表示：立即向港督報告，盡可能滿足中國游擊隊的要求。但因日軍進攻猛烈，港英當局很快投降而沒有具體實施。
　　廖承志在香港「八辦」與港英當局的交往和接觸，爲英國政府與中共關係的改善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進一步推動了抗戰後期港九游擊隊與英軍服務團的合作。例如，1942年1月，派進港九地區的幾支武工隊統一組成港九大隊，全大隊有六百多人，港九大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特設國際工作小組，開展了廣泛的國際合作。1942年10月受英軍服務團指示前往九龍破壞日軍無線電臺的陳偉泉，在港九游擊大隊協助下，完成任務後，從香港安全地撤回。1943年秋，港九獨立大隊沙田短槍隊幫助英軍服務團以觀音山、獅子山爲拍攝地點，拍下了日軍的啓德機場、軍火庫、炮臺、兵營等重要軍事目標。
（杜俊華、陳陽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