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德國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舉行選舉，北萊茵—威斯伐倫州（北威州）現任州長阿明‧拉舍特當選黨主席。這次選舉也為2021年德國政壇結構的重新調整拉開了序幕，德國將在今年舉行聯邦議會和六個州議會的選舉。曾擔任基民盟主席18年、已擔任德國總理近16年的默克爾預計在2021年秋德國聯邦議會選舉後結束其總理任期，德國也將正式進入「後默克爾時代」。未來走向何方？德國將於今年做出歷史性抉擇。
　　誰將成為默克爾之後的德國總理
　　在德國政治體系中，總理一職位居權力中樞，德國民主制度因此被學界稱為「總理民主」。誰將接替默克爾擔任總理成為德國今年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應該說，基民盟黨代會於1月選定拉舍特為黨主席，就表明黨內多數代表認為他有能力代表本黨競選總理一職。目前看，藉助「默克爾紅利」，基民盟獲得最多聯邦議會席位的機會很大。拉舍特可能成為總理職位的接班人，但他也面臨著來自聯盟黨內的阻力。
　　在基民盟內，拉舍特被認為屬於「默克爾派」，執政風格中間溫和。他本人對此也毫不隱晦，曾在媒體上公開聲稱「與默克爾切割是錯誤的信號」，表示將在大選中努力爭取中間派，兼顧左右。拉舍特以超過80%的高票當選為基民盟主席，表明黨內希望保持政策連續性的中間派力量占多數，這對拉舍特被推舉為總理候選人而言無疑是有力支撐。
　　但是，拉舍特將面臨來自「姊妹黨」——長期在巴伐利亞州執政的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的阻力。聯邦德國曆次大選中，基民盟均與基社盟組成「聯盟黨」共同參選，總理候選人也要與基社盟協商後決定。基社盟現任黨主席索德爾今年54歲，年富力強，在政治上頗具野心。聯邦德國建立幾十年來，基社盟一直是基民盟的「小兄弟」，這種現實嚴重限制了索德爾和他的幾位前輩在全德舞台上施展政治抱負。基社盟曾多次嘗試掙脫巴伐利亞州的區域限制，謀取總理大位，但都以失敗告終。當下，索德爾有可能再次嘗試，儘管他本人仍在閃爍其詞，但他身邊的人一再聲稱他是最合適的總理人選。
　　不過，當前的基民盟不大可能把總理候選人資格讓給基社盟。歷史上，基民盟曾兩度把總理候選人資格轉給基社盟主席。不過，兩次「讓賢」的背景都是基民盟面臨困境，是一種策略行為。而當下的基民盟勢頭強盛、人才濟濟：主席拉舍特領導著德國人口最多的州，執政經驗豐富；41歲的副主席、聯邦衛生部長斯潘雖然年輕卻已有20多年的從政經驗，在抗擊新冠疫情中展現出了不錯的政治能力，他尤其被青年選民喜愛；66歲的默茨是政壇老手，被認為是傳統保守派，擅長處理經濟事務，在產業界人氣很旺。基民盟的另一大優勢在於，默克爾在應對疫情中的表現受到多數德國民眾認可，在一系列民意調查中她的支持度也持續攀升。在這種狀況下，基民盟不大可能把競選總理的機會輕易地讓給基社盟，除非基民盟黨內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內訌。
　　仍需要注意的是，默克爾在總理人選問題上的態度可能也會有出人意料的變化。德前總理府部長德梅齊埃曾透露，上一屆德國大選前默克爾已無心戀戰參選，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說服她改變了主意。默克爾習慣於靜觀事態變化，順勢而為，「沒人能參透她做決定的理由和動機」是媒體對她執政風格的普遍評價。不再擔任基民盟主席、不再擔任公職是默克爾兩年前的決定，不能排除她改變想法的可能。
　　務實路線埋下潛在問題
　　無論繼承還是改變默克爾的執政路線，擺在總理職位繼任者面前的任務都十分艱巨。務實中庸的「默克爾主義」給德國留下的政治遺產十分厚重。在國際上，德國的好感度和影響力上升到了戰後最高點，尤其是德國對歐盟政策的塑造能力顯著增強。默克爾本人也與各國領導人建立了廣泛而密切的關係網絡，德國雖然與中國、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存在很多分歧，但一直與這些國家保持著有效溝通渠道。務實主義外交使德國得以在劇烈變化的世界格局中「左右逢源」，也因此收穫頗豐。在國內層面，德國經濟經歷了統一後最長時間的增長周期，被學界稱為「黃金十年」。新冠疫情暴發前，德國是歐洲極少數沒有財政赤字的國家之一。務實的經濟政策為改善民眾福祉和落實國家內外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與歐美多數國家相比，德國國內政治和社會基本穩定，儘管左右兩派的民粹力量不斷發酵，衝擊著傳統政治體系，但德國政黨政治版圖仍足以容納各類政治力量相互較量與融合。政治上務實的中間道路使德國在歐美國家普遍面臨民粹化和社會結構碎片化的動盪中保持了相對穩定。如何維持當下德國較為良好的局面，將考驗繼任者的政治智慧與治理能力。
　　在默克爾執掌德國政權近16年中，德國也積累了許多問題，亟待繼任者加以解決。在批評者看來，默克爾最大的問題就是過於實用，以至於缺乏戰略前瞻性。有一種說法是，默克爾不是理論家、戰略家，而是「經理人」，她沒有宏偉的戰略來指引國家發展的道路，而是邊走路邊確定方向，恰如德語的諺語「邊吃飯邊有胃口」。默克爾早年的政治夥伴形容她在青年時代就善於把握人與人、事與事之間的關係，靜觀其變，順勢而為。默克爾也曾自述，她會長時間思考問題，一旦做出決定，就會堅持，不受黨派主張的局限。正因如此，她的政治遺產缺乏黨派意識形態元素，僅從黨派角度難以繼承或是修正。熟悉柏林政治圈的人士稱，德國歷史上沒有哪位總理像默克爾那樣每天關注輿情的每個細節。從長遠角度看，她緊追形勢變化、迎合民意的執政風格也給德國埋下了許多潛在的問題。
　　經濟社會數位化轉型構成重大挑戰
　　當今世界各國競爭的核心領域是科技，爭奪的高地是數位化，而德國在數位化競爭中處於相對劣勢。這可能是默克爾時代給德國留下的最嚴重的問題，科技傳統悠久的德國有淪落為「數位化弱國」的可能。統計顯示，德國最常用的十大手機應用軟體中只有一款是德國產品，余者均為美國企業所有。當下的歐洲數字市場實際上也由美國公司掌控。統計數據表明，2020年初蘋果和微軟兩家美國公司的市值幾乎與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相當。即便在歐盟內部，德國的數位化程度也不占優勢。在2020年6月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20年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排行中，德國總分位居第12位，處於中游水平。在數字公共服務等單項上，德國的表現更為落後，排在末位。許多專業人士擔心，工業化時代德國基於製造業技術積聚的優勢將被新時代的數位化技術超越，使德國淪落為數位化強國主打產品的代工者。德國曾大張旗鼓推出的「工業4.0」戰略的落實效果不甚理想，政府與學校系統的數位化轉型也不盡人意，甚至出現了政府在數位化方面撥款「花不完」的狀況，可見相關方參與積極性之低。德國數位化程度的落後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也影響到了社會治理。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東亞國家利用網際網路大數據較為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而德國為自己設立了個人數據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門檻，導致疫情數據管理混亂，阻礙了抗疫大局。對此，許多德國專業人士都呼籲政府要借鑑東亞國家經驗，克服科技保守主義和懷疑主義。
　　觀念上的保守已經成為德國高科技轉型的重大障礙。悠久的科技傳統讓德國民眾和企業頗為自信自豪，但若不順應時代潮流，久而久之科技傳統也難免變為「傳統科技」。德國社會對新興的技術，如網際網路、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普遍持有懷疑態度，政治和知識精英也不斷警示，「不能讓科技干涉人的自由」。高科技議題在德國也被染上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德國艾伯特基金會2019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近一半的受訪德國民眾認為數位化不會改善人的生活，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數位化將拉大收入差距，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數位化有害無益。聯邦政府在其公布的《2020年教育報告》中也認為，儘管數位化越來越重要，但德國尚未形成有效的數字教育戰略，教育領域數位化發展落後和不均加劇了社會差異。對此，企業界已經呼籲，要儘快改變這一狀況，政府應該像對待讀書寫字一樣重視青少年的「數據能力」教育。
　　德國的數位化進程不暢，但對數位化的規範管理卻用力頗多。2020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德國力主推出了歐盟《數字市場法》和《數字服務法》草案，這也使歐洲在建立數字法律體系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面對風起雲湧的全球數位化浪潮，有必要把信息和數據方面的權力置於政治和法律的規範之下，這也可能是德國和歐盟未來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不過，在數位化轉型方面取得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仍是德國的頭等大事，也是其能在數位化規範制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先決條件。如果過度強調對數位化的規範，而忽略了數位化能力本身的建設，無疑將得不償失。
　　數位化轉型困境遠不是默克爾繼承者將面臨問題的全部，德國在抗擊疫情和經濟恢復方面的任務仍非常艱巨。此外，許多長期困擾德國的議題仍需要繼任者妥善應對，例如，困擾德國社會的激進化、碎片化、孤獨化、老齡化問題，在大國競爭加劇的時代背景下保持德國和歐盟戰略自主性的問題，如何讓德國「老態龍鍾」的政治制度和政黨體系適應數位化時代的社會現實，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給德國帶來的挑戰將在未來幾年凸現。這就要求默克爾的繼任者既要務實又能有前瞻的眼光，以戰略思維改變已趨陳舊的社會觀念，推動德國社會經濟科技創新發展。
（姜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