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台灣光復研究，有太多被政治侵染的成分，毋寧說更多是一種宣傳。
    國軍抵台之日，臺胞搖著小旗，歡天喜地，目睹國軍軍容不整，形容憔悴，軍衣破舊（著棉衣），穿著草鞋，頭戴鬥笠，士兵挑著夥食擔子，隨隊伍前進，不見一輛軍車，更無機械化的裝備。反觀已經投降的日軍，服裝整齊，皮靴革履，武器精良，軍容壯盛，國軍如此落後，他們悠然而起寒心。夾道歡迎的小學生嚎啕大哭。如此衰弱的士兵用血肉之軀戰勝日寇，或爲此産生了尊敬自傲的心理，喜極而泣；或是頓生自卑心態，想到一旦身爲貧窮落後國家的子民，不免自卑自哀。運輸接收人員的飛機、軍艦及車輛，全由美軍負責，更使臺胞産生錯覺，以爲中國抗戰勝利完全得盟軍之賜，生出鄙視祖國的心理。”
　　“國軍抵台之日，臺胞搖著小旗，歡天喜地，目睹國軍軍容不整，形容憔悴，軍衣破舊（著棉衣），穿著草鞋，頭戴鬥笠，士兵挑著夥食擔子，隨隊伍前進，不見一輛軍車，更無機械化的裝備。反觀已經投降的日軍，服裝整齊，皮靴革履，武器精良，軍容壯盛，國軍如此落後，他們悠然而起寒心。夾道歡迎的小學生嚎啕大哭。如此衰弱的士兵用血肉之軀戰勝日寇，或爲此産生了尊敬自傲的心理，喜極而泣；或是頓生自卑心態，想到一旦身爲貧窮落後國家的子民，不免自卑自哀。運輸接收人員的飛機、軍艦及車輛，全由美軍負責，更使臺胞産生錯覺，以爲中國抗戰勝利完全得盟軍之賜，生出鄙視祖國的心理。”
　　上述引文出自柯遠芬的《台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它表達出臺灣光複時民衆的複雜心理。一方面搖旗歡天喜地，另一方面又在面對軍容不整的國軍時形成心理落差。接下來，替代日本殖民者的接收政府的施政低效，在失業、通貨膨脹和省籍隔閡的背景下，更進一步激化起官民的矛盾。爲此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伏筆。
　　10月25日是台灣光複日。從1945年算起，屈指迄今已68年。這68年間，台灣走過“二二八”的悲情，也經曆了威權到民主的轉變，並平穩進行了二次政黨輪替，被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稱爲“亞洲民主的燈塔”。而這一切的起點，都要從1945年國民政府從日本那裏接收台灣開始算起。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室副研究員褚靜濤在這個時節推出《國民政府收複台灣研究》，對台灣光複前後進行了條分縷析，引領我們重返那個動蕩的年代，可以看做是他《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前傳。
　　1　早年的台灣光複研究，有太多被政治浸染的成分，毋甯說更多是一種宣傳。
　　1950年到1979年，大陸一些文史學者爲了配合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鬥爭，根據中國共産黨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編寫了多本台灣簡史。由於台灣兩岸軍事對峙，國共兩黨爭奪中國的代表權，因此對於國民政府收複台灣，大陸一般採取回避、甚至是負面的看法，無法正視蔣介石、陳儀在收複台灣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並且，爲了解放台灣，大陸長期宣傳“二二八起義”，貶低國民政府收複台灣的曆史地位。
　　台灣國民黨政權方面，在那一階段則一方面大力宣傳國民政府收複台灣，每年紀念台灣光複節；另一方面嚴禁提及“二二八事件”，對台調會、陳儀等諱莫如深。基於現實政治的禁忌與“反共複國”的考慮，在台灣島內，光複台灣的學術研究也難以真正展開。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台灣光複研究在兩岸都有了新進展。但仍有明顯的政治宣傳痕跡。隨著台灣民主化，大陸也開放了越來越多的相關檔案資料，對台灣光複的研究也越來越向縱深發展。但正如褚靜濤所言：“由於國共內戰以及台灣島內自主意識的全面上升，基於現實政治立場的差異，國民政府收複台灣不單純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關系到台灣回到中國版圖還是遊離於中國版圖之外。兩岸政界、學術界對相同的史料，在解釋上仍有明顯的差異，甚至是南轅北轍。國民政府收複台灣研究存在著一些爭議。”
　　不僅是解釋上的問題。褚靜濤也指出，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兩岸出版的一些史料存在著省略與隱藏的問題。口述曆史因年代久遠，當事人選擇性回憶，難免有錯謬處。
　　這彰顯出臺灣光複研究的兩大挑戰，而無論是事實層面還是解釋層面，更多都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的幹擾。
　　2　在台灣光複之前，因被日本殖民日久，大陸已缺乏接收的信心。在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國政治精英將台灣與朝鮮並列，“台灣民族”等提法也比較流行。
　　1936年，面對美國記者斯諾的發問，毛澤東回答說：“中國必須立刻收複全部的失地，不僅在保護我們長城以內的主權。意思就是說東三省是必須收回的。不過我們並不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然而在我國失去的土地都能恢複了獨立時，假使朝鮮人要想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一定誠意的幫助他們的獨立。對於台灣也是如此。”從現在的視角看，毛澤東說出這種話語，可能不隻是對接收台灣缺乏信心，或許還有對台灣曆史不瞭解的因素。
　　事實上，部分台灣精英對此更爲敏感，且有精準把握。譬如連戰父親連震東，1937年底即在大陸《西京日報》刊文《全面抗戰與台灣》提及：“台灣是中國的台灣，不是台灣自己的台灣，更絕對不是日本的台灣。”
　　褚靜濤在書中提到，1942年以後，隨著國民政府公開提出收複台灣，中國共産黨的對台政策也作了相應調整。《新華日報》刊發了多篇文章，論證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中國應該收複台灣。
　　1943年9月，眼看抗戰有轉機的國民黨中央決定於抗戰結束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但在接收台灣後，實施何種治理，國民黨高層則有不同意見，有人主張先軍政、訓政，再步入憲政。有人則認爲先從訓政開始，因爲台民強悍難治，若立即實行憲政，將不利接管。部分台籍精英則認爲，需要同步實施憲政。
　　進入1944年，台灣調查委員會（台調會）成立，連震東在一次內部會議中說：台灣問題的前提，是一定要收複。收複以後，亦必須要比日人好。最後還希望散兵遊勇不要帶到台灣去。
　　他實際上提到一個根本性的關鍵問題：收複之後，必須要比日人好。
　　但在當時的局勢下，要做到這一點，相當之難。
　　3　早在1942年初，美國情報官柯•喬治就在一份備忘錄中說：“有兩種理由，中國將無法負起管制台灣的全部責任：中國沒有足夠的行政人員和技術者，來掌理複雜的經曆；另一理由是，台灣將陷於宋家、孔家、蔣家等等家族、軍隊、國民黨派閥的殘忍剝削的危險，這些土豪劣紳，殘兵敗將，正是全中國人所咒罵的。”
　　喬治當時提出的主張是對台灣國際管制，這個目標當然難稱正當，但其提出的國民政府管制台灣存在難度，則有一定現實基礎。
　　褚靜濤在書中詳細區分了台灣光複時面臨的各種困難：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高級官員爲日本人壟斷，40萬日本僑民、20萬日軍撤退，而台調會準備的接管人員不過1000餘人，如何填補這個巨大權力真空？工廠多受轟炸，殘缺不全，國民政府無力培養衆多技術人員去台灣接受，廠礦如何開工？如何改變日本統治下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思想意識，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至於財政、稅收、失業、通脹、人事和官吏貪腐問題，更可能激發緻命的反彈。
　　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註定失敗的台灣治理過程中，還有一個需要特別提及的視角是，他與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如CC系、黃埔系、三青團等的矛盾。“已經初步工業化的台灣，在國民黨各派系看來是一塊肥缺，皆欲分一杯羹。”褚靜濤在書中說，而陳儀卻更多啓用親朋故交參加複台工作，引起那些人的不快。而陳儀前往台灣之前，曾晉謁最高當局請訓，但事先未與主管全國黨政高級人事任用的陳果夫洽商，犯了大忌。台灣光複後，閩台協會則有陳果夫/陳立夫CC系的背景，對陳儀的台灣施政持反對意見，稱“三民主義”變爲“三眠主義”。
　　談及台灣光複，陳儀是一個繞不過的名字。現在一般都承認，他本人清廉，並不貪汙，也頗爲勤政。但台灣問題的複雜程度，遠超他的治理能力。
　　接下來面臨的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上的問題，《國民政府收複台灣研究》這本書中都有非常翔實的鋪陳。台灣的社會轉型最終引爆沖突，“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口，迄今尚未痊癒，而陳儀本人也因此搭進了一條老命。褚靜濤說：國民政府對殘破凋敝的台灣未予扶持，卻將台灣的主要企業充爲國有，強令台灣15萬噸存糖運到上海，平抑物價。而陳儀團隊隻注意接收台灣的“物”，忽略接收台灣的“人”。台灣社會危機加深，陳儀接收與重建台灣的一系列舉措有合理的成分，也有與台灣民衆根本利益相背離的一面，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幹火種。
　　而過了68年的時光，台灣光複節漸漸抖掉了被加附的意識形態負累。但也許隻有在兩岸統一的那一天，各種分歧的異見才會慢慢消弭。
　　（韓福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