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武忠著《台灣作家印象記》

 早就聽說台灣作家黃武忠寫過《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和《台灣作家印象記)兩書,可一直無緣讀到。最近由於修訂中國現代文學筆名錄,友人給我寄來後者,才多少償了夙願。
    在未讀黃武忠所著之書以前,光看《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和《台灣作家印象記)這兩書的書名,就相當佩服作者的勇氣和努力。因為台灣日據時代的文學,是在極為艱險的環境之下滋生和發展起來的。當時的一些作家,本著中國人不甘屈服的良知與意志,冒著生命危險.以筆為武器,發出戰鬥的吶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以後,台灣又一直處於動亂狀態之中,很少有人間津於這樣一片未經開墾的處女地。無疑地。黃武忠的工作具有拓荒的性質,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而其難度也顯而易見。果然,作者自己的陳述証實了我的猜測。他為了撰寫前一部小傳,耗費了兩年時間,對健在而散居於台灣各地的二十位日據時代知名作家,逐一進行了采訪,其不辭辛勞的精神令人欽佩。不過,上蒼不負有心人,辛苦的努力終於結出了碩果,黃著《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不但於1980年9月順利出版,而且更使人欣喜的,是還有副產品的誕生,便是1984年5月由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初版的這本(台灣作家印象記)。
    據作者稱,完成了小傳一書的寫作以後,“我有一個感覺,《小傳》是純史料的整理.有許多話無法寫出,於是興起寫《台灣作家印象記》的念頭。心想應該把我見到的日據時代作家,作一近況報道。以及說出我對他們的感覺”。於是,他便動手寫作,並且邊寫邊發表,斷斷續續在《台灣日報》副刊連載了一年多。而就在他寫作期間,讀到白先勇發表的《文建、文教要合乎時代需要》一文,文章提出對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不能停留在“零星研究”階段,而應該有“完整的研究”,即要“從兩條線並行研究,一是從五四到三十年代文學、抗戰文學,大陸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文學至今日的文學發展;另一是台灣自己的文學,從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到現在的文學階段,做一貫的研究”。白先勇的這一番話,不但堅定了他撰寫日據時代作家印象記的決心,而且促使他進一步擴大計劃,決定繼日據時代作家之後,繼續撰寫光復後湧現出來的台灣作家。於是他選出若幹位“文壇已公認其成就,並具有特色的作家”,先是做好詳讀作品的功課,又一一前往拜訪,與光復後有成就的作家進行面對面的交談。在此基礎上才進行印象記的寫作。結集出版之前,鑒于光復後作家部分份量不足.又加上了幾篇作家資料,以為全書的附錄。這樣.全書涉及的作家,有日據時代的蔡秋桐、郭秋生、楊雲萍、楊逵、郭水潭、陳火泉、楊熾昌、王詩琅、吳坤煌、林越峰、黃得時、賴顯穎、龍瑛宗、劉捷、廖漢臣、巫永福、林芳年、陳垂映、王昶雄、葉石濤,以及光複後的鐘肇政、鄭清文、李喬、林煥彰、王禎和、吳晟、洪醒夫、李昂、陳映真、黃春明、七等生、宋澤萊,基本上囊括了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
   在寫法上,作者對日據時代作家著重報道其近況,而對光復後的作家,則偏重於全面介紹,包括其生活和創作歷程、創作觀以及作品之特色等等。不過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應該是前者的價值更大。因為那是面對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作家,及時對他們進行采訪,便等於是在搶救寶貴的文學史料,稍事怠懈,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就在作者寫作期間,有些剛剛完成采訪的老作家如郭秋生、廖漢臣等。便已駕鶴西去,可見作者的采訪報道,對於台灣現代文學研究事業,實屬功德無量之事,其意義之重要顯而易見。其次,作者采寫的這些作家中,有一部分是成就各異而鮮為人知或久被文壇所遺忘的,如小說家林越峰和賴顯穎、批評家劉捷、文學研究家黃得時等,就為許多台灣文學作家辭典類工具書所失收。這便凸現出此書的獨特價值。再次,作者在采訪中對細節頗為重視,也是值得稱許之處。例如寫蔡秋桐的一篇提到作者否認用過“秋闊”的筆名,便糾正了一些工具書的錯誤記錄;又指明小說《王爺豬》是蔡秋桐以筆名匡人也所撰,則又彌補丁遠景出版公司等的出版物中對該篇作品作者介紹的缺失。
(欽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