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人來說，傅高義的著作《鄧小平時代》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象牙塔研究，更在於其超脫了歷史課本上那些黑白分明、高度臉譜化、無可置疑的概念，讓一段並未遠去的歷史，凝結成一段有血有肉的歲月，從而得以窺見中國現代化轉型波瀾壯闊的實驗、矛盾和挑戰。
　　當地時間2020年12月20日，以著作《鄧小平時代》爲國人所知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
　　有人哀嘆「一個時代之結束」。理解這句評價，至少需要兩個角度。一方面，高齡的傅高義去世，代表著二戰後美國第一代「知華派」的退場。他所代表的世界主義、智識國際主義特徵，堪稱「美國性格」中最可貴的那部分。另一方面，一個美國式現代化的「樣板時代」確實已經左支右絀，而整個東亞乃至中國內部的巨大異質性，也令傅高義終生所期待的「現代化東亞」困難重重。
　　理解傅高義及其學說，「現代化」是顯主要、也是最濟晰的綫索。同時，對於中國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象牙塔研究，更在於其超脫了歷史課本上那些黑白分明、高度臉譜化、無可置疑的概念，讓一段並未遠去的歷史，凝結成一段有血有肉的歲月，從而得以窺見中國現代化轉型波瀾壯闊的實驗、矛盾和挑戰。
　　瞄準「現代化」
　　傅高義出生時，美國現代化理論的開山鼻祖、社會學家帕森斯剛剛自英國、德國回到美國哈佛大學，既爲美國帶來了韋伯理論，又以現代化論述自成大家。
　　帕森斯認爲，西方社會發展史上的現代化過程，包含了三項基本任務：科學革命、民主革命、産業革命，後人還添上了「管理革命」，四種統稱爲西方的「四個現代化」。
　　帕森斯以西方各國實踐爲基礎，總結出三個不同的歷史模式。其一爲常規模式，指英、法、荷等國各以産業革命或民主革命爲先導，徐圖科學革命。其二爲灾難性模式，由德國首創，以大搞工業化、科技創新爲主，偏廢民主建設，終致納捽上臺，軍國主義擴張。其三爲最佳模式，由美國爲代表，因其民主政治、科技發展、經濟擴張「三位一體」，可堪楷模。
　　這一「現代化模式」說，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術界之顯學。傅高義正是此時就讀於帕森斯門下。
　　顯學之所以「顯」，背後深厚的政治原因不可不注意。
　　當時帕森斯鼓吹美國「三位一體」，千秋功業，蘇聯正大肆批判「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而美國學界由此掀起的現代化思潮，本身就隱含了與共産主義公然對壘之意——在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之外，美國的發展模式如何形成、發揚？最關鍵的是，美國的發展模式，能不能爲第三世界/欠發達國家指出一條「光明大道」？
　　因此有人稱「現代化理論」是出自美國學界的「基本國策」「非共産黨宣言」，也就不足爲奇了。
　　不過帕森斯的美式現代化地標，說天時地利人和多，分析矛盾衝突、思想進程和歷史局限少，不免實操性過於狹窄，令人無從下手。
　　此後，美國現代化理論家開始協同作戰，自60年代起，一批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大姥紛紛加入陣營，爲這一理論彌補缺陷，添磚加瓦。
　　60年代中期，圍繞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圖式，美國學術界各專業領域開始輪番發力。像經濟學家格森克隆提出「技術轉讓」原則，鼓勵欠發達國家借用先進技術、資金和外來經驗。社會學家W.J.列文建議欠發達國家「高度專業化分工」「精密科層組織」「核子家庭」等。
　　理論之外，現代化實驗也已經在亞洲開展，但效果堪憂。接受美國援助和專家指導的韓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改革難産，尤其是伊朗改革，觸發宗教改革的嚴重倒退……這些實踐導致美國學界日益關注亞洲國家現代化的「受挫」（Breakdowns）。
　　而日本的發展，顯然是亞洲國家的樣板。其時擔任哈佛大學東亞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義，先後出版了《日本的新中産階級》（1963）和《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1979〉，分析日本現代化轉型歷程中的「有序受控」之優點。
　　「鄧小平時代」
　　《日本第一》出版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已經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如火如荼地開展。
　　1987年，傅高義在廣東待了近七個月，走訪了廣東省十四個地級市，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去了一百多個縣中的七十多個，拜訪了三十多名縣級以上官員。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出版。此時距離他上一部的”廣東著作」《共産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出版，正好二十年。
　　可以說，從「共産主義廣州」到「改革開放廣州」，不僅爲廣東三+年來的實踐作史，更指出了中國當代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轉型」中的動因、性質和過程。對中國改革開放抱有信心的傅高義認爲：「如果政治環境能够給予廣東人民更多的機會，那麽在今後的歲月中，他們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0年前後，傅高義開始著手準備《鄧小平時代》的寫作，這是他希望繼續「讓美國人瞭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環節。
　　1949年之後，中國官方採用「現代化」概念、並以「現代化」爲鵠的，自改革開放始。可以說，在經歷了三十年對資本主義的反復剖析、辯論和批判之後，美國式的「現代化」研究及實踐，爲急於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中國，提供了相當「中性」而「安全的依據。
　　「七五」期間，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之一，也可以理解爲當時中國學術界之「顯學」，就是影響深遠的「現代化進程研究」。「現代化」本身携帶的‘生産力」或「科技」基因，巧妙且隱蔽地轉換了前三十年以「生産關係」爲主導的馬克思理論框架，將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視爲「真正」的社會推動力，從而帶動生産關係變革，並滲透進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
　　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一言以蔽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
　　在政治上，是「改革」；在經濟上，是「開放」，如果要問何種改革、何樣開放，答案就是「現代化」這個「定語」。所以，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敏銳就在於，只有深入理解鄧小平，才能進人四十多年來中國當代史的肌理，並「從歷史看到未來」。
　　《鄧小平時代》有突破，也有瑕疵。據一些當代歷史學者考証，書中的史實性錯誤大概有206條。另外，傅高義的採訪、調研對象，往往是黨內的高層領導或關係密切者，因此著作的色彩和傾向，不可避免地接近斯諾、史沫特萊和羅伯特•庫恩，其實這也無須苛刻對待。
　　而其中一個挑戰國人固有看法的觀點「先有開放、再有改革」，亦足以說明傅高義對歷史現場的「還原」的把握。傅高義强調70年代末期中國的雕敝和混亂，稱贊鄧小平在「亂局」中做出了實用性改革：限制領導人任期、恢復高考、不再憑藉政治背景或社會階級選拔官員、開放市場、取消公社……其中每一項政策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以及每個普通人的命運。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有著非常濃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將其放在20世紀的大背景來看，這一色彩也並不顯得奇怪。1978年以來的「現代化」，當然帶有「走別人的路，讓自己有路可走」的探索性質——既拜天時地利所賜，又仗人和之功，這一段現代化實踐，幾乎達成了20世紀30年代那段戛然而止的「現代化」努力的大部分目標。
　　鄧小平的遺産
　　傅高義的視野不僅僅限定在日本和中國。《亞洲四小龍：東亞現代化的擴展》（1991）出版後，「亞洲四小龍」這個成名於70年代後期的「時髦說法’」，成爲討論新興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典範。
　　也正因對東亞現代化模式的細緻研究，傅高義一度受提出「軟實力」的政治家約瑟夫•奈之邀，擔任克林頓政府的「東亞情報官」。
　　1997年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到哈佛大學演講，也由時任東亞研究所所長的傅高義促成。那時哈佛的一些右翼學者因爲各種緣故持反對意見。
　　傅高義則力排衆議，他主張「應該多理解中國領導人，領導這麽大的一個國家不容易，讓他來演講也是瞭解中國的一個機會」。他不無自豪地回憶，江澤民是「歷史上第一位對哈佛大學師生發表演說的中國國家元首」。
　　傅高義公開聲稱，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並非「誤炸」，使美國當局高度緊張。
　　2011年，《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中文版名爲「鄧小平時代」）和編著的《樸正熙時代：韓國的轉折點》先後出版。這兩本書的主題，也均圍繞中韓兩個文化接近的東亞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展開，兩位傳主既同具卡利斯馬色彩，而兩書的副標題也如出一轍——轉型（transformation）。
　　傅髙義的最後一郜著作《中國與日本：面對歷史》於2019年發表，此書可謂「充滿善意」。他自認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朋友，痛心於兩國之同不斷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借闡釋歷史上的牽連、交流以及全;面侵華戰爭的「偶然性」，來化解彼此的誤會與敵意。
　　傅高義去世，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也已走過四十年。關於「反思」或「解構」現代化的理論，風潮漸起。
　　比如批評者認爲，國際上的南北差距、國內的城鄉差距，貧困問題等都是「成本轉嫁」導致的，而「現代化」造成了「成本轉嫁論」個國家只要在推進現代化，「成本轉嫁」就客觀普遍存在，跟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乃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沒有關係。
　　而中國也在面臨連續不斷的新問題。
　　中國經濟在鄧小平執政下開始了驚人的高速增長，鄧去世前的「南巡」更推動了增長的加速。那麽，如果中國經濟規模趕上美國，中國會怎麽做？如果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或停滯，中國又該怎麽做？
　　在邊境紛爭上，鄧小平喜歡「擱置」起來，留給後人解决。一系列明顯的例子是：1974年對法國短暫訪問，加强了與歐洲的外交關係。1978年出訪日本，改善了與日本的關係，推動了全面的文化交流活動。1979年訪美，使中美邦交正常化。與韓國建立貿易關係，並爲南巡後的兩國邦交正常化鋪平了道路。1989年恢復了與蘇聯的正常關係，結束了長達30年的緊張對峙——總之，鄧改善了中國與世界所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
　　而傅高義所提出的「鄧小平的遺産」，似乎能够促使人們對當下進行這樣的反思：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會怎麽做？這並不意味著在鄧小平那裏會有對今天問題的直接答案，這樣的發問更多地是在提醒人們，處理中美關係這樣艱難的課題，需要耐心和智慧。近兩年，中美兩國的關係可以說「冷極了」。直到去世前，傅高義一直對近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方向保持警惕。他公開表示兩國應該以和平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競爭，而「競爭對手不必打架，可以通過競爭來提高自己，令自己變得更好」。
　　當然，他是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作爲熟稔東亞的「中國先生」，他覺得有責任大聲疾呼，「我們應避免對中國的極端反應，這完全不符合國家利益」。
（榮智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