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三個荒誕外交典型事例

  使館派送語錄、像章引發中緬沖突
  「文革」開始不久,極左思潮很快禍及外交領域,「中央文革小組」一夥在一旁推波助瀾。他們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向我國各駐外使館、領館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1967年6月,中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幹涉。
  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一個組織,他們向緬甸的年輕人發送一種徽章,目的是效忠英國女王。為此,緬甸政府曾制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
  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裏,校方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沖突。6月27日、28日,緬甸民眾包圍並沖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政府調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沖入了大使館,中國援緬的一名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願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不願意把關系搞得很緊張。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中央文革小組」一夥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於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於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
  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為防止示威群眾「以牙還牙」,沖擊使館,周恩來立即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在衛戍區部隊的嚴密控制和疏導下,連續幾天的群眾示威沒有出現意外。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緬關系的事態得到控制,沒有進一步惡化。
  火燒英國代辦處使中國付出重大代價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大員王力到外交部講話,煽動造反派奪權。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奪權,領導癱瘓。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
  當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接著,「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復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沖進英國代辦處,於東、西兩院放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的門窗、地板、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樓內3個臥室、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
  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餘名官員從烈火中救出,其中有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
  23日凌晨,周恩來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對此事及奪外交部大權提出嚴厲批評,他說:「妳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有料到妳們會來這一手(指外交部奪權),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妳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
  周恩來命令北外「紅旗造反團」撤離外交部,並表示對這件事還要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同時向毛澤東報告。很快,中央決定對王力等人實行隔離審查。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中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系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中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後。  
中南海接線員痛罵「蘇修頭子」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武裝流血沖突後,勃列日涅夫擔心兩國爆發更大規模的武裝沖突,於是通過電話想找毛澤東主席溝通一下。
  當這位蘇聯黨政軍一把手將電話打到中共中央總機室,剛說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我們的年輕話務員斷然說道:「修正主義分子,妳是什麼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說完掛斷了電話,致使中蘇領導人幾個月以後才得以通話,幾乎釀成兩國更大的武裝沖突。
  而這位話務員還得到了康生的表揚,說他罵得好,政治水平高。
  「文革」中種種錯誤做法嚴重破壞了中國正常的外交工作,當時已經與中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交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發生了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
  對此,196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專門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了一些國家的駐華使節,向世人發出了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關系的重要信息。隨後,中國開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駐外使節,並在一定的場合,主動承擔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糾紛的責任,逐步恢復並發展了與一些國家的友好關系。
(黃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