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管理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已經分別成立。執行委員會屬下的九個職能局，也已掛牌「開工」。從管委會和執委會的分工看，有點類似內地的政治體制。那就是管委會類似內地的黨委（省委、市委），實行政治領導，尤其是在統籌決定合作區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重要人事任免等決策方面；而執委會就有點類似內地的行政執行機關，如省政府、市政府，具體承擔合作區內的經濟和民生管理職能，如依法履行國際推介、招商引資、產業導入、土地開發、項目建設、民生管理等相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負責合作區具體開發建設工作等。
　　由此就可以想到，為何管委會由澳門特區擔任的唯一常務副主任，是由政治範疇的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而不是經濟範疇的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出任。當然，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偉農是執委會的主任，也是管委會的兩名秘書長之一（另一秘書長是由廣東省擔任）。而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吳子健，則出任執委會的副主任。）
　　這就有點近似內地的政治體制。畢竟，「深合區」仍然是在廣東省境內，並沒有劃歸或租賃給澳門，是粵澳兩地「共管共享」，雖然澳門可能「分成」較多一些。但雖然是「共管」，而兩位主任之一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還有來自澳門的常務副主任及兩位副主任，是澳門特區政府的司長，並非是共產黨員，因而必須體現「一國兩制」，不可能是以「黨委」的形式出現。
　　但卻在決策層面上，管委會卻是扮演了類似黨委常委會的角色，這就突出了管委會對「深合區」的政治領導。至於作為國家憲法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政治層面，則反映在「深合區」有中國共產黨工作委員會之設，並由珠海市委書記郭永航擔任工委書記。
　　這又顯示，「深合區」仍然貫徹實行「支部建在連上」的黨建原則，但又因為是與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共管」，而與內地地方行政區劃下各行政區域的建制單位必設有黨委，有所區隔。
　　實際上，按照《中國共産黨章程》規定，黨工委是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委員會爲了加强對某一地區或某個行業和系統的領導而成立的組織機構。而黨委是一級黨的組織，兩者性質是不相同，其主要區別有：黨委是一級黨的組織，黨委要按照黨的章程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它的領導機構；而黨工委則是上級黨委的派出工作機構，黨工委書記一般是直接任命的，一般不能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或者黨的代表會議。
　　比如，在中央一級，除了是中央國家機關工委之外，還有金融、央企等的工委。此外，香港、澳門的中聯辦是其公開稱謂，其實分別是中共中央派出的香港工委和澳門工委。在一九五九年之前，地方省級建制還有一個西藏工委，這是是尊重當地實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但當達賴喇嘛發動叛亂並出逃後，立即撤銷西藏工委，正式成立西藏黨委。
　　由於「深合區」有澳門特區深度參與，因而不適宜設立黨委，但又必須貫徹「支部建在連上」的黨建原則，體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而設立了黨工委。不過，從工作性質看，主要是進行黨務工作，如組織、宣傳、統戰、黨紀等，以及管理「深合區」內的中共黨員，但並不負責「深合區」的決策，這與其他地方行政建制不同。按此，九個職能局內也將成立分工委或黨組，主要職能還是黨務運作，不涉及管理職能。這可能是「一國兩制」「延伸」到內地（深合區）的一種新形式。
　　因此，「深合區」作為是由廣東省政府和屬於省級行政區域的澳門特區政府共管，管委會是屬於省級的單位；而執委會則是副省級的單位，這與李偉農的官階相符。而珠海市委書記郭永航是「深合區」執委會的副主任，並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工作委員會的書記，因而可能與珠海市同級，亦即是比此前的橫琴新區管委會的副廳級，升了一級。有點類似實行「地級市」體制之前的地委，──地委就是省委派出的地區工作委員會。
　　「深合區」發展的具體執行工作，由執委會掌管。因而在澳門特區方面的副主任，除了是繼續體現政治領導的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的顧問之外，還有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及經濟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這就是具體工作所需了，前者是協調特區政府的各個不同部門，後者則是「實牙實齒」的具體而微工作。這種體制，是對「一國兩制」的新發展，部分內涵「跨境」到內地（深合區），使得內地體制與特區體制產生混合交叉效應及效益。
　　「一國兩制」的某些經濟制度，如自由港、單獨關稅區等，「過渡」到「深合區」，因而「深合區」不設黨委；那麼，是否會出現「逆過渡」？此前，筆者曾以《中聯辦正積極發揮澳門第二支管治力量作用》為題，在引述了曹二寶的觀點之後認為，這個論點的成立，宣告了「江澤民時代」關於港澳辦和中聯辦要做「守門員」的論點已經徹底被放棄。中聯辦將全面深入貫徹中共中央有關「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的論述，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態度，在尊重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依法行使中央管治特區的憲制權力，加強中央與特區的聯繫，協助特區行使好屬於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的權力，以保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筆者還引用了一些具體例子，例證中央派駐澳門機構正在積極發揮「澳門第二支管治力量」的作用，努力地為作為「澳門第一支管治力量」的特區政府「幫台」、「補台」。
　　實際上，這樣的幫扶而不旁觀，「補台」而不越位的做法，使得澳門特區政府實踐一國兩制」的工作更為到位，更為全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彌補了由於實行「一國兩制」，澳門特區不實行內地的政治體系，包括不設黨委、人大等權力機關，而未能像在內地，對政府進行政治領導、「把政治關」等的不足。而且，透過對主要官員的「任前培訓」、「任中培訓」，及組織各級官員到內地國家行政學院及三個幹部學院進行短期培訓的方式，對他們進行培訓教育，尤其是憲法、基本法等的教育，進行恆常化的「政治把關」，尤其是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的監察。而在這方面，澳門中聯辦的工作是到位的，因而澳門特區也基本上沒有出現抵觸中央全面管治權的狀況。也正因為如此，澳門特區的官員和絕大多數居民，都能起尊重和服從中央，樂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內地居民的關係和諧融洽。這應當也是澳門特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之一。
　　誠然，由於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不會設立黨委。但為了加強對澳門特區的政治領導，把握好政治方向，更是為了貫徹國家憲法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有必要在不干預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事務權力的同時，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尤其是政權性質的事務，及強化「愛國者治澳」原則等事務，還是應當讓中國共產黨的角色作用「浮出水面」的。